《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是文化自觉中的一面先锋旗帜，作者姚余栋深厚的经济学背景，使得《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本关于人类文明的述。它客观，但未必有坚实的史实依据 它严谨，但多以作者擅长的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为主 它丰富，但并不是考古学和人类学观点的堆砌。因此，《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便有了独特的吸引力，它以中华民族史前时代直至现代文明这一世界上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为研究对象，本身就已具备了的吸引力。当然，还不止于此，它同时充满了作者加丰富和具有无限张力的发现和结论，将经济学研究方法置于中华文化模式研究之上，展现了无尽的新奇视角和理性，但不乏意外的观点。正如作者所说，《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颠覆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定义和想象，重构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世界。梅花与牡丹精致恰当地传达了中华精神。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