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新世纪之初，与景元祥同志相识在侯马新田文化研讨会上。那时，他编著了本《三晋典故》，送给我审阅并请我提出修改意见。在研讨之余，我粗读了他的“处女”作，感到这是一部由编年体与纪事本末题相融合编撰而成的反映山西历史文化的普及读物，可谓是三晋文化研究百花园里绽放出的一朵奇葩。站在弘扬三晋文化的高度，以史学家的视角看待作者这一成果，在史料选裁、史实运用、综述评说、风格创新等方面称得上是一部新颖的普及晋与“三晋”历史文化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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