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籍》和《非马，非马》也没有逃脱功利思维的影响，写作它们的大氛围是所谓的“伤痕文学”，着重于反思、倾诉和暴露，描述人性的扭曲和升华。但是，小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明一个或多个问题呢？它为什么一定要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呢？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一下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单一的、以功利为本的创作思维似乎对小说的创新帮助不大。从内容上说，受这种思维的束缚，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往往太专注故事之外的目的，在塑造人和事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方向性，从而牺牲存在本身的丰富性。从形式上说，单纯地把小说当作工具和媒介，可能对于讲故事的方式产生某种轻视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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