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州，到泉州
去海边，往福建的海边。那里，海与风有更宽阔的幅面。
临上路前，我正在中国的另外一端，西部高原。
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亚洲内陆的高原上穿行。高原上，风横吹，山脉不动，荒野却在汹涌。荒野上面的草、树，还有沙尘，相互征逐。然后，是夜的降临：星光淅沥，寒气下降，一切都凝结，霜花闪烁，星星点点。连水都静下来了，一条条奔流的河，泻入内陆的咸水湖，静止，凝结，如酥酪，如硝盐，如水成岩。水成岩，就是水中物质凝结成的石头，只剩下一个人，在时间的深渊旁，思绪明灭，犹如星光。居住在高地上的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俯瞰世界。换个角度看，也可说很容易被封锁在一个难以突围的世界中间。难以逾越的雪山，参差在四周。在当地语言古老的修辞中，这些雪山被比喻成栅栏。栅栏是人类基于防范的发明，别人进来不易，这物化的东西竖立久了，即便作为物质的存在已然腐朽，化为了尘，却依然竖立在灵魂中，别人进来已无从阻挡了，但那东西的影子毒刺一
般立在自己心中，反倒成了自我的囚笼。
离开高原前的某个夜晚，我一个人站在高地上那些四围而来的奇崛地形中间，一半被暗夜淹没，一半被星光照亮，脚下是土层浅薄的旷野，再下面是错落有致的水成岩层——那是比人类史更长的地理纪年。以千万以亿为单位的地理纪年告诉说，脚下的崎呕旷野，曾经是动荡的海洋。间或，某个岩层的断面上会透露出一点海洋的信息，一块菊花石，或者一枚海螺的化石。但是，从这化石中已经无从听到什么了。一枚海螺内部规律性旋转的空间也填满了坚固的物质，那是上亿年海底的泥沙，已然与海螺一样变成了石头。本来，从一个空旷的海螺壳里，确实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回荡。我相信那是海的声音：宽广，幽深，而又动荡。
因此，我总向往着要去海上旅行，或者需要不时抵达那种可以张望海洋、听得见海潮鼓涌的地方。
那些有腥膻海风吹拂的地带，和中央高耸、四围无际的陆地大不一样。在那里，陆地只是一个开敞的狭长的地带，濒临着宽广与魅惑的海洋。那里通行另外一组词：信风、洋流、异国、远航——即便是帆已破碎，却未能抵达目的地的远航。那里的陆地也会对海洋采取防守的姿态：用岩岸，用盐沼，用红树林，用长长的防波堤。同时，那里的陆地也向着海洋敞开。在每一条河流的入海口，在那些三角洲上，大陆向着海洋敞开。那是内陆社会以外的另外的壮阔景观：港口、船、潮水，还有灯塔，口音奇异的人群，他们依靠另外的词汇交谈。他们站在陆海的交接线上劳作交谈时，远处，水天相连，浑茫无边。
我这个骑马民族的后裔，虽然已经告别游牧，坐在书房，因为海洋经验的缺乏，只能在生起海洋之想象时，以别人的诗章浇自己的块垒。我想起聂鲁达《大洋》中的诗句：
这不是最后一排浪，以它盐味的重量压碎了海岸，产生了围烧世界沙滩的宁静；
而是力量的中心体积，是水的伸展的能量，充满生命不能动摇的孤独。
我愿意直接从高原上下来，越过那些深陷于山间平原与丘陵间洼地的内陆省份，直接就落脚在腥风扑面的狭长海岸线上。航空业为这个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当飞机越过深陷的内陆时，我昏睡。临近海岸时，我醒来，凭窗俯瞰。曲折的海岸线，孤悬的岛，与大陆藕断丝连的串珠般的群岛，蓝色海洋，用波浪、用沙滩给每一座岛镶上一道飞珠溅玉的花边。
我还想起一本古代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中关于海浪的描述。在这本地理书的修辞中，把海浪说成“海水在膨胀”：“海水在膨胀如大山之后，它们又落下去如同深谷一般。但这种海浪不会碎成浪花，从来也不会覆盖如同人们在其他海中发现的那种泡沫。”
正是这样起伏的海浪构成了海洋与陆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张力的表面。也是因为这张力，使得阳光下的海以及向海敞开的河口，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飞机在降低高度，那大河的出口越发清晰。
陆地沉黯，水，闪闪发光。越发开敞的河流闪闪发光。浩渺的海洋更加闪亮。
事前细读过地图，知道现在机翼下缓缓流向海洋的水流是闽江。在自身造就的小平原上，闽江舒展开了身子，一分为二，造出一个岛，还在岛的两个对岸造出更觅广的土地，让人们在河流即将入海的地方造一个城。这座城叫作福州。然后，再合而为一，流向海洋。而在即将入海的地方，又一分为二，再造出了一个大岛和若干小岛。所有那些迂回曲折，是要造成一些深水区，让向往海洋的人们营建港口和船厂。
走出机场，车上高速公路，木棉花盛开，台湾相思树树冠华美，凤凰树羽叶飘摇，看不见海，东南风吹送，充满我鼻腔的已是来自大海的味道。当天晚上，在福州城，朋友请茶。茶自武夷山来，那里是闽江源头地区。饮茶的深夜，我想，这时，闽江正浩浩荡荡奔向海洋。在它的入海处，某一处港口，正有一艘大船，解开了粗缆，发动了轮机，正缓缓起航。众多的货物中，有一宗最古老，也最新鲜，还带着初春山林气息的货物，叫作茶。密闭在集装箱里，要随船去往异国，去往他邦。在异邦的另一条河口，某个海港，已经有茶叶抵达，巨兽般的吊车启动，把东方的货物环抱上岸，而某一家高鼻深目的主妇，正在准备合适的桌布与瓷器，来迎接中国的神奇树叶。因为这些茶叶，还有丝绸与瓷器，一本古老的阿拉伯地理书的作者揣测说：“流经中国的河流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大。”那位古代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一定认为，没有浩大的有航行之便的河流的驱动，人类就不会航向海洋。没有大河的驱动，人类就不会想到，要从没有陆地的海上，去寻找另外陆地上的国家与城邦。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仅仅只是流程短促的闽江，就可能比那些在阿拉伯沙漠中流徜的河流更加水量丰沛，却又不能不承认，是他们早于我们开始对与水相关的世界的探索与想象。那个叫马苏第的古代阿拉伯人早在公元十世纪就写下了上述所引的文字。据说，他曾经从巴格达出发，穿过印度洋，直到马来群岛，到达过南中国海上。
这次福建之行，几乎所有的参观项目，都与海洋相关，更准确地说，是与中国人如何走向海洋密切相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得打乱一下参观路线上时间与空间的顺序，为的是，不必让那些历史相互交叉的线索过于夹缠。
福船博物馆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博物馆坐落于一个重门深户的古老民居中，套叠数进的传统院落，正好构成一个递进的关系，成为一个以空间展开时间的场所。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濒海的人类建造船舶的历史。从简单的独木舟，到深谙流体力学的，状若展翅飞鸟，下有分隔的水密舱室，上面耸立楼层的曾经远航到大洋之上的福船。我们既直观地看到造船工艺的演进，更可以想象一代一代的弄潮人，怎样驾着这些船，驶向远方广阔的海洋，在一条条陌生的海岸线上，靠近一个又一个远方的岛屿与大陆。博物馆中还陈列着来自异邦的船舶。我注意到，解说员不断强调，以福船为代表的中国船，采用的是飞鸟的造型，而西方的船舶采用的是鱼的造型。船舶的航行，凭借的是风与水两种动荡的流体。福船那飞鸟展翼般的造型，显得更轻盈，其中既包含对自然之力的充分理解，更体现出中国人审美中一以贯之的飘逸之感。我恍然看到现在停靠在博物馆、被精心布置的灯光所照亮的福船，正在海上航行。那姿态仿佛一只正拍击着翅膀准备从水面起飞的大型海鸟，开展而上翘的船头犁开海面，激起浪花，又压碎了浪花。季风到时，顺着洋流，那船是怎样轻盈地飞掠在宽阔的洋面。
中国的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在大河的上游，高原上游牧的民族，也以马背为舟，席地幕天，即便身处蒙昧，也追求着一种宽广的生活，而在河的下游，向着海洋敞开的三角洲，也哺育出另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文化，激情被未知的宽广所激荡。如果中国一直以这样多元的文化相互激发，而不是日渐以河流中游农耕文明哺育的文化一统天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航海人去向远方，往南，是南洋，过了南洋，再往西，是印度洋。
航海人去向远方，往东，是台湾，过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是琉球，是更为宽广的太平洋。
当一个族群总是去往远方，远方的族群也会来到你的面前。
在福州城里，就有一处专门招待“远人”的所在。那里，老榕树笼罩的阴凉隔绝了近处大街上喧哗的市声，也庇护着一座古老的建筑：柔远驿。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又在清代重建过的驿馆。据当地有关海洋交通的史料，那个时代，正因为有了福建所造那些适于远航的福船，明中叶之前，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间的交通以直航福州港最为便捷。加上从事中琉贸易的人很多是明代初叶移民到琉球的福州河口人，因此前来中国的琉球人，无论朝贡还是通商，往往先在福州港靠岸。于是，当时福州官方便在城东南建好廨舍，专供琉球人驻足盘桓，福州民间称之为琉球馆。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正式设立怀远驿以接待琉球来往人员，其地址就在原琉球馆附
近。明朝万历年间，怀远驿更名为柔远驿。其意取自《尚书》中的“柔远能迩”，寓意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至意。
现在，柔远驿四周高楼林立，出了树荫浓重的小街口，市声沸腾，但远方来人也早绝了行迹，已经改造成一座博物馆的古老馆驿静寂无声，只有一些经历了历史上重重劫火而得以存留的文物在顽强证明中国古代也有过何等开放的文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中学课堂上照本宣科过中国历史。那些历史教科书中，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其实，那时才是重门深锁后国门初开。我们在意识深处只是从一道门缝中好奇地向外张望，而没有想过要超越一元论史观，全面地打量自己国家历史更复杂的局面。这种影响，在国人思维中其实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当我在柔远驿改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两张记录道光十六年（1836年）和道光十七年（1837年）琉球和福州间往来商品的详细记录时，心理感受要说是“震动”也是毫不为过的。
所以，我愿意不避文章的冗长将这物品清单抄录在这里，因为，很长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总是急于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定性，而对于丰富的细节以及包藏其中的意味过于忽视了。
道光十六年琉球使者从海路输送到福州港的主要物品：
海带菜，一十五万七千余斤；海参，二万三千斤；鱼翅，七千斤；
鲍鱼，二万九千余斤；目鱼干，五千二百余斤；
酱油，五千三百斤；铜器，九十斤；
棉纸，一百二十余斤；刀石，一千余斤；
金纸固屏，二架；白纸扇，一千把；
木耳，一百余斤；夏布，三百二十匹。
道光十七年从福州港输往琉球的物品更加丰富多样：
绒毯，三千六百斤；药材，二十一万余斤；砂仁，八千四百斤；茶叶，七万二千斤；粗瓷器，三万五千余斤；白糖，六万五千斤；
沉香，八千三百斤；徽墨，八十斤；线香，一万一千余斤；
锡器，一千一百余斤；玳瑁，一千一百斤；甲纸，二万零五百斤；
虫丝，八百斤；棉花，三千五百斤；粗夏布，三千四百匹；
油伞，九千把；毛边纸，十一万六千余张；
针，二十五万根；织绒，六十匹；油纸伞，二万二千余把；大油纸，三千四百张；篦箕，八千个；漆茶盘，六千个；
哔叽缎，二百丈；中华绸，二百九十余匹；绉纱，二百三十四匹；
小鼓，二十余面；旧绸衣，二百余件。
愿意不厌其烦，抄录这张贸易物品清单，因为这是历史生动而丰富的细节。从这张清单上，可以揣想那个以外邦藩属朝贡、朝廷赏赐为主，民间自发贸易为辅的贸易体制的面貌。也可以从这份清单看到中国以精细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为核心而对周边藩属之国保持的延续了上千年的技术优势。中国的商船扬帆出海，周围的藩属之国还在从陆上、从海上络绎前往中央之国。但是，这时已是道光十七年，大清国正在从其天朝大梦中滑向迟暮之年。与此同时，那些比传统外邦更加遥远的殖民帝国正四围而来，鲸吞，或者蚕食由朝贡体制维系的中国周围的藩属之国，将他们改名换姓。正如《剑桥插图中国史》所说：“当世界力量的平衡慢慢移动时，没有任何中国人给予足够的关注。”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国王要求通商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是以朝贡羁縻藩属之国而得到的经验。上述的物品清单正是这种意识的有力支撑。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福州，与琉球的海上贸易还在进行，琉球的使者与商人还出入于柔远驿中。但更大宗的与正在兴起的海上殖民帝国的贸易却被朝廷限定在广州。“中国人不按欧洲商人希望的数量购买其羊毛、刀子和钢琴”，而对欧洲人来说，工业革命后，购买力增加，不但传统的丝绸与瓷器需求更加强劲，新的消费习惯又形成对于茶叶的需求。“山雨欲来风满楼”，柔远驿里进出的人们感觉到了风暴的来临吗？中国的中央朝廷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迫近吗？那些琉球的朝贡使与商人感到他们最终将像脱离了引力的陨星被更强悍的引力场所虏获吗？我想，末梢神经总是敏感的，总是会感受到危险的迫近。只是，把这些信号传递给中枢的途径已被阻塞，又或者，那个本来拥有多元文化信息来源的中央大脑，早已习惯于接收与处置陆地农耕文明的信息，而将本国文化中本就具备的源于海洋文明的传来的种种信息顽固地屏蔽了。如果没有工业文明的兴起，没有西方列强的次第东来，那么，看看张挂在当年的柔远驿墙上中国输出物品的清单，就知道，那一切，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来说，似乎真的是不需要什么了。那些物品，是足可以维持一种稳定而且雅致的生活了。
但这时，一套由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已经在全世界运行，“他们希望中国放弃朝贡贸易，通过特使、大使、商约和已经印行发布的关税率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但这样的声音让依然以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央的大清国朝廷没有听见。读书人还在书斋里背诵孔子的语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的，周围的藩属之国总还要从海上，从陆上络绎而来。但三年后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他们都要日渐疏离了，失去这些藩属屏蔽的中国，漫长海岸线上所有通向内陆的河口都将在强力的驱迫下，不情愿地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