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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生的文章《中小学：危房之外的危房调查》是在第五天发表出来的，是当期《送阅件》中最醒目的一篇。它的影响让我们喜出望外。县长张家权在文章上方的空白处作了重要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直击了我们在清剿中小学危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危房不除，师生不安。隐患不除，工作不实。请教育局速派专人调查，拿出积极稳妥的改造方案，有关情况上政府常务会进行专题研究。”

　　有意思的是，县委书记、常务副书记、主管教育的常务副县长都相继作了类似的批示，他们在充分肯定这篇文章的同时，把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换句话说，何建生的文章不仅是引起了县长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重视。教育局长在接到《送阅件》的当天就召开了局长办公会，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寻找着对策和出口。

　　唐春山让我把文章的影响告诉给何建生本人。何建生在电话中说：“要当一个得力的记者，就必须要有得力的文章。上面重视了，我当然高兴。他们不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说实话，我不喜欢听何建生说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一听就是那种假马列主义者的口气。广播电台有五名记者，只知道何建生是最后进去的一个，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其他几个记者我都认识的，他们的文字水平可能都在何建生之上。有一年，因为编辑部主任采写了一篇小学教师长期调戏女生的案子，教育局找广电局的麻烦，一直闹到县委书记那里，称不该公开报道这样的事情。编辑部主任本来是广电局副局长人选，马上就要任命了，却为这事写了检查，不仅没有提拔成，连原先的职务也免掉了。杀了一只鸡，所有的猴子都胆怯了。何建生年轻气盛，而且做得高明，他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在电台里播出，也没交给报纸发表，而是寄给了政府首脑机关的《送阅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建生转移了风险，让我和唐春山两个责任人承担了。因为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就不大了。反过来看，何建生也把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如果县上领导对他的调查报告予以肯定，成绩当然就是他何建生的。我想，这便是何建生聪明的地方了。

　　何建生火起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知道有个何建生了，他从一个没名气的小记者变成了个有名气的小记者。领导们不是赞赏他的文采，而是欣赏他的活力锐气和新闻嗅觉，欣赏他敢于冲着县长的面直奔而来的勇气。那些天何建生频繁地跑到政府办公室来，在唐春山那里进进出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至于他们聊什么我不知道，但那天何建生来到我办公的秘书室小坐片刻，很诚恳地对我说：“丁秘书，我弟弟在你们这里上班了，尽管是个做饭的，也请你多多关照啊！”我笑了笑说：“我能关照什么？他做的饭好吃，我就多吃些。”何建生说：“呵呵，多吃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之后，何建生又跟其他秘书打了相似的招呼。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第一，何建生跟他弟弟感情很深，他很关心弟弟，也很看重弟弟的这份工作。第二，何建生是个很会来事的人，他知道弟弟要来政府食堂做饭了，方方面面打个招呼很重要。食堂是后勤股管的事，与秘书室无关。大家都是政府公务员，也许他们并不在乎一个做饭的，甚至有的永远不可能跟一个做饭的打交道，可何建生却把工作做得纹丝不乱、滴水不漏。当晚还摆了四桌，请秘书室和后勤股的所有干部吃了一顿酒。

　　于是我也就纳闷了：何建民不就是政府机关食堂一个普通的厨师吗，干吗要搞得比国家干部上任时还隆重？

　　可以感觉出来，何建生这小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