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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半晌午了，窝在县城里的团丁才起床。还没有吃早饭就有人来说，特派员来了，让叫吴团总。吴团总就是吴绪红，外号“吴歪子”。吴绪红赶紧戴上帽子出门迎接，即便如此还是迟了一步。只见特派员手里拿着鞭子，尖尖的下巴翘着，跨过门槛，下巴上的黑痣抖动了一下，眼睛斜视，问，没睡好？
睡好了特派员，说过，没忍住又打了一个呵欠。
“睡好了特派员”。管雪凤听了刺耳，表情一抖动，微微一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立在那儿，威武之中透出妖媚。
吴绪红又想到昨夜，特派员那么温柔，跳罢舞又吃了点心，还抽了洋烟。大别山一般都抽水烟袋，因为抽起来咕噜咕噜响，像咕咕噜子鸟也就是斑鸠叫，样式也像斑鸠，所以就叫“咕咕噜子”。成盒的烟称洋烟。抽过洋烟，特派员主动喝酒，小脸红扑扑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故意装醉，顺势倒在吴绪红身上，手胳膊勾住他的脖子，出气如兰，身上还散发外国香水的味道。这种味道在武汉时闻到过，回到县城，就没有了。吴绪红不知道是谁从外国带来的，但是他听说过管雪凤与曾扩情的绯闻。吴绪红抱着心中的女神真的不知所措，心跳得厉害。管雪凤半睁半闭，还呻吟。一边呻吟，一边装着很热，伸手把胸部按按，随即扒开，露出雪白的胸肌还有那突兀的奶子。
吴绪红看看周围，没人了，就低头小声对管雪凤说，特派员，你醉了，我扶你回去，好吗？
不嘛，红哥。
这地方是酒店，老板到里面去了。吴绪红还是小声说。
不嘛，我要睡。红哥，红哥，我要睡。
好，好，回去睡，特派员。
不嘛，别喊我特派员，喊我妹子。
吴绪红还是喊不出来，好像突如其来的幸福全是一把塑料花儿，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吴绪红又看看周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两个团丁在外把门，于是就喊，徐老板，徐老板。
哦，忘记介绍了，这家酒店叫“徐继升歌舞酒吧百老汇”，是石生财开的，让他的一位远方亲戚招呼，也是县城唯一的一家“夜市”。平时，石生财在这里招待来宾，宴请达官贵人，吴绪红和团丁也经常在这里消费。
人生世事难自料，果不其然，这个手抄本的小说与我的缘分就是偷看了几眼和利用课间操看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对于手抄本后面写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很渴望，耐心等待，直到第六天，在学校的黑板栏里看到用粉笔写的通报，并在黑板的右下方贴着一页纸的检查，才算死心。
两者大意是说，王大望同学利用传抄本，在学校里卖钱，非法经营，以至严重影响教学秩序。有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老师讲课，偷看邪书，造成极坏影响。按照校规，予以重惩。但因王大望同学能及时交出传抄本，又写了检查，并向校方承诺改正错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原则，经校方研究，给王大望警告处分，并写出深刻检讨。希望在校学生，以此为鉴，发奋学习，遵守校规，力争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怕什么就来什么。王大望的手抄本居然被学校收走了，并且还倒了霉。我想，王大望的书虽说收走了，但他一定熟知里面的故事。于是，我就找到王大望。不想，王大望当时情绪低落，看着我，咬牙切齿说，你是看我笑话，是吗？你也不比我（学习）强哪儿去。最后还恼怒地吐出一个字：“滚”。
王大望比我高，比我有劲儿，否则，我非揍他一顿不可。挨了一顿训，遭到奚落，仍贼心不死，还想让美女胡曼莉给我讲讲她看过的故事，不想，胡曼莉听后，哈哈大笑，几乎笑出眼泪。笑过之后说，傻子，那叫不识相，懂吗？这般说，我也不好意思等她给我讲故事了。
有一天，坐在座位上，忽然想到同桌读过，这真是舍近求远，不如问问同桌。哪想到朱满意讳莫如深地对我说，再也别提了。王大望那个狗熊儿把我们害苦了。把我们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一并交给老师，我们都被出卖了。真的还不如手抄本里面的吴绪红和朱来福有情义呢。王大望是一点道义都不讲，你说，你把我们都供出来，能减轻对你的处罚吗？做梦吧。我看呀，完全是大骗子管雪凤。你知道吗？老师把我们叫过去，让我们都写检查呢，有的写了三道还没有过关。坑苦了。受害者气急，给王大望起外号“特务”，喊“特务”不过瘾，干脆喊“彪子”！
“彪子”是贬义词，愿意是“傻子”，引申为不靠谱，就是现在说的“放鸽子”。
我听后，不再到处找了，也不再让人给我讲故事了，感到庆幸，觉得自己没有看到手抄本是好事，但是我也怀疑，自己的名字，当时不也是被王大望写在那个破本子上吗？咋没有叫我呢？一定是人太多，有个顺序。先是“罪魁祸首”王大望，再就是“胁从者”胡曼莉、朱满意等，再最后才是像我这样的“嫌疑犯”。于是，我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设计着怎么应付，还焦虑地等待。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慢慢冷却了，老师也没有找我，直到我初中毕业考上高中，也没有见到老师找我。
老师没找我，按说是好事，但是心里总是堵得慌，原因是那个手抄本我只看了半拉子，还有一半在我心中成了谜，到底故事怎么发展的，那里的人物命运如何，一概不知。但是，最要命的是，我一点不知道就好了。一点不知道，我也就没有那种念想了。关键是，我知道了一点点儿。譬如，故事中有个飞机，还有个游击队长朱来福，还有个大美女管雪凤，还有一个爱着大美女的吴绪红。这些问题一直存放在我心里。不仅存放，还在发酵。老实说，有好几个夜晚，我都梦见那架飞机了，还梦见美女拿枪指着我，想要我的命。我一下子吓醒了。醒来了，里面的故事还在吸引着我，那里面的人物还在叩问着我，我的思想很纠结。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这个故事，探究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到了高中，我同桌也考上了高中，不在一个班。
上高中时，改革开放了，恢复高考制度，学习一下子紧张起来，都在备考大学，吃饭走路都在飞，见同桌朱满意的机会也少。一次偶然，一起照毕业相，短暂相聚，我问到《一个女特务》手抄本的事情，他很惊诧，过了好一会儿说，太长，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有好多记不得了，再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都在努力考大学，哪有闲心聊那种书呢？
不是有点失望，是很失望。当我考上大学，这个故事的开头还被我带到了大学，与我一起生活了三四年。86年毕业，有幸分配到家乡的一个乡，也叫河口乡。分配到政府办工作。正赶上该县搞地方志搜集编纂，河口乡的地方志负责人老杨是个老同志，因为高血压，在那年的冬天去世了。乡领导认为我是大学毕业，有基本功，就让我接替老杨的工作。
我到县里参加了一次会议，具体事项是普查各乡红失人员，属于民政工作，但是涉及党史方面的知识，也让我去了。说是中央有政策，准备对这部分人生活补贴。回来后，把这个精神向领导汇报了，并在一定会上做了传达。接下来，就是各村普查登记，再报到乡，由乡民政部门审查之后报到县民政局，待批复后实施。至于里面有多大实惠，谁也不知道。跟我一起参加会议的民政助理叫李刚，在“文革”中当过公社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是“双头”干部。
啥叫“双头”干部呢？就是表现好，又入党，又提干，说去说来属于造反派。不知道咋弄的，“文革”之后，这样的人居然保留了公职，只是开除了党籍而已。
乡里有个计生助理姓张，白塔集人，老婆在农村，长得一般。这个张助理很有意思，是个斜眼，看人总有股邪气。这一点自己还不知道，还把咨询计划生育的妇女带到屋里，门掩着，一说就是半天。李刚就有点看不惯，于是两个人之间就疙疙瘩瘩，不愉快。有一天，一起在乡政府吃饭，铃声一响，张助理就跑去了，并且站在队伍前面，一旦窗口开了，他就第二个打饭。李刚排在最后面，心里不太舒服，就喊，张助理。张助理扭头，鼻子嗯。李刚说，才开的会，普查红失人员，你来，到我面前来，你父亲年岁大，我问你情况。张助理不知就里，以为有什么好事考虑到自己了，也就去了。到了面前，李刚让他排在自己后面，扭头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张助理突然闻听这个问题，来不及思考，一激动就说，是共产党打八路的那一年。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张助理自知自己说错了，本来想说是张国焘“肃反”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却闹出一个大笑话。再加之都知道他父亲是“淮海战役”时从敌方阵营俘虏的，后来参加了解放军，也算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属于老干部。这一历史不太光彩，“文革”时多次被拿出来说事，今天又被李刚奚落，十分生气，当即骂李刚不是东西，故意调戏他。
吃过饭，回到屋里，张助理想到他父亲已经离休，住在白塔集，又不在河口，李刚也管不到，就更加生气。想想里面原因，最后结论是吃饭时，李刚看到自己排到他前面了，故意使坏，把自己调到后面，更是气不打一处使。于是，张助理就找到乡党委书记，说李刚是“双头”，搞民政可以，但是不能再参加党史编纂。书记想想，李刚不是党员，又是“双头”，再参加党史编纂，是不大合适，于是，开会明确，让我一个人负责党史编纂工作。
我当时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党史知识十分匮乏，更不用说编纂党史了。好在一段时间也没有紧急任务，李刚在交接时，把一抽屉破书、破本子也交给我了，还对我说，这些，都是去世的老杨交给他的，他有自知之明，还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估计都是老杨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搜集整理出来的，你看看，熟悉熟悉，也许会有用处的。
打开抽屉，一抽屉破东烂西，还有一层灰，看来，李刚没有看过是真的，但是也让我厌烦，心想，这里能有什么好东西呢？你要是说古墓里，或许还有古董，在一个人家里，或许还藏着什么“禁书”，在政府办的一个破桌子的破抽屉里，估计都是老杨遗留下来的废物吧。但是，在办公室又没有太多的事物可做，闲下来的时候还感觉挺寂寞的，于是，无意中把抽屉拉开，弹去上面的灰尘，看到一个皮壳笔记本。我大脑里一下子想到初中读到的几页《一个女特务》那本书，是不是老杨也有收藏？
翻开一看，真是不负所望，还真的是这本书。但是很奇怪，一是翻开内瓤，没有找到书名叫《一个女特务》，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名字。二是一段一段的，也没有记录是搜集的还是创作的，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采访对象，这个书就有点不伦不类了。三是里面的人名字，与我读到那本书人名，有一种无缝对接的吻合，这一点十分让我惊诧，还让我感到惊喜，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