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类事故触目惊心
富士丸是一艘海上自升式移动钻井平台，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1968年下海，属于驳船类，无自航能力，外形好像一张倒扣着的两层茶几，四脚朝天，“桌面”是沉垫，可平稳地坐在海床平面，“桌腿”也是四只，高达72米，直径2米。上层板是耸立在海面之上的钻井平台，呈长方形，套在桩腿上，靠液压缸上下移动。
钻井时，船体上行，离开水面之后，在设定高度固定，便可开钻；航行时，船体下行，依靠海水浮力把沉垫提起，令整个平台呈漂浮状态。沉垫离海面越深，船体重心越低，稳定性就越好；反之，船体重心高，稳定性就差，伸向天空的72米高的桩腿，因惯性作用而延长船体在风浪中的摇摆恢复周期，危险系数就会相应加大。
富士丸用拖轮牵引航行，航速控制在7-10公里/小时范围之内。日本掘削株式会社将其投放东南亚较浅的大陆架海区，从事石油勘探，船型是完全针对那里平缓的海底地势地貌设计的。
197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石油部以3735万元人民币，购进富士丸，更名为“渤海二号”，划拔给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并在海上钻出成井19口，总进尺5.4万多米，其中4口钻井获得工业油流。
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在拖航时突遇飓风，甲板断裂进水，造成主配电系统短路，失去电能供应；左舷排风筒被巨浪打掉，大量进水。
按理说，在这种险情下，工人们应该放艇弃船，但大家都是受“人在阵地在”教育多年，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险，却回天无力，于3时35分左右，在东经119度37分48秒，北纬38度41分30秒的渤海海域翻沉。全船乘员74名，死亡72名。2名工人侥幸获救。幸存者一个姓阎，名字叫学军；另外一个姓王，名字叫墨林。事后，工友们调侃说：你们两个人的姓氏加在一起，就是“阎王”，阎王爷看在本家的份上，放了你俩一马！
事发第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就向上级做了报告，把事故原因归结为：突遇10级以上的风浪，属于不可抵抗；领导机关指挥无误；遇难工人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
1980年1月19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又把原报告中提出的“相当于10级以上的风浪”改为“11级”，并签发请示报告，要求国务院命名渤海二号钻井船队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海洋石油勘探局计划隆重召开遇难人员追悼大会，事前还请来记者，撰写了长篇通讯《渤海忠魂》，准备会后见报，广为宣传。个别领导还以“工人们与风浪奋勇搏斗，最后英勇牺牲。”“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得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等说法，文过饰非，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这种“丧事当作喜事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骗取政治荣誉的卑鄙做法，死难者家属深为不满，不少人议论纷纷：“我们的烈士当得太窝囊了!”“什么渤海‘忠魂’，其实是‘冤魂’!”“我们这里老是‘事故出英雄’。”工人们创作的一首打油诗“石油局，创奇迹。冬天海上去打油，夏天码头把船修。井也没打成，人亡船也丢”，不胫而走。有的家属不断上访，使海难真相逐渐被中央高层听闻。
不久，由国家经委、石油部、交通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天津市劳动局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等十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调查。
1980年4月19日，调查组向天津市委报送了《关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翻船事故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导致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排除压载水；二是平台与沉垫舱没有贴紧；三是没有卸载。《调查报告》指出，这三条的共同影响，破坏了渤海二号抵抗风浪的能力，使本来能够抗12级以上风力的渤海二号，却经不起八九级风(最大阵风是10级)的袭击，致使通风筒被打断后，海水乘机大量涌进泵舱，渤海二号失去平衡，翻船沉没。
《调查报告》还对事故性质进行了认定，指出：渤海二号违背了拖船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违背了平台与沉垫舱间距的规定，还违背了卸载规定，“确属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责任者追究刑责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联合事故调查组与石油部的意见针锋相对，双方陷入激烈地争论之中，久拖不决。
5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领导谈话，坦率地说：我经常看《工人日报》，(但)你们总是跟着国家经委(今天的国家发改委的前身)跑，很少看到你们反映工人权利、反映工人意见的报道……他表示，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长期这样，正气就没有了。
6月11日，在听取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直接表达了对《工人日报》不报道渤海二号事故的不满，他说：“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6月20日，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事件，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你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
随后，工人日报社研究决定，派出记者陈骥（时任工会工作部主任）、牛凤和（时任经济部记者）前往天津，与该报驻天津记者站的刘俊生一起，开始了全面采访。
陈骥回忆说：“我们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参与事故调查的同志和部分企业职工，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时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著名的劳动模范出身的潘长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他也是事故调查组的一名负责人。其他还有经委和工会参与调查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中基本事实的原始资料，渤海二号职工与海洋石油局的通话记录、决策会议的原始记录、天气预报的原始记录、事故发生后抢救的原始记录等等都进行了再一次的查证。对企业管理中足以引发大事故的种种实例也进一步搜集材料，逐步挖掘出隐藏于事故背后的错误指导思想。还开了一些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印证我们的分析和看法。”职工们反映，“我们海洋勘探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事发后，局领导要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的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全局统一思想，“事故”二字不许提。
经过一番采访调查，被海洋石油勘探部门“光环”掩映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触目惊心：
从1975年到1979年，发生1043次事故，其中重大事故30多起，造成105人死亡，114人重伤，经济损失巨大。事故发生后，个别领导并未能引起警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分析事故原因，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而是忙于评选事故抢险中的英雄人物，收集先进事迹，通过给有功人员披红戴花、评功授奖，“偷梁换柱”，把坏事“漂白”，巧妙地转变为好事，把损失说成是“交学费”，弄虚作假以掩盖自己的过错，结果却是，负有责任的领导不降还升，事故教训没有认真汲取，存在问题没有认真查找，反而助长了不说真话、不尊重科学的坏风气，工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难有保障。更为荒唐的是，渤海二号钻井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从未翻译、研究过，直到沉船事故发生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请人译出。因此，从1979年1月到8月，事故频发，高达55起，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从采访开始到写出《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消息）和《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新闻分析），请采访对象核实，送审，见报，《工人日报》的记者们忙乎了一两个月时间。他们深切地感到，渤海二号事故所表现的唯意志论和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拿工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当儿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稿件写好后，陈骥多了一个心眼，只送到天津市劳动局、天津市总工会，很快就审查获得通过。陈骥事后说，稿件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送去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