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君 臣 母 子
１收复新疆与国防政策清王朝进入了光绪时代，而这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大船的掌舵人仍是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深居钟粹宫，很少陪慈禧听政。刚入宫的光绪帝年仅四岁，还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幼童，所以光绪朝初期仍由慈禧独掌朝政。这时，后宫的人们尊称慈禧为“老佛爷”。按照满族习惯，孙子辈的称祖父母及以上长辈为“老祖宗”，但光绪帝是慈禧的堂侄、表侄，称她为“老祖宗”明显不合适，那么为何又称“老佛爷”呢？原来，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而“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这是显赫家族、世袭首领的专用尊称，象征着地位和权力，这样的称呼慈禧自然喜欢，尽管她才四十岁。重握权柄，慈禧自然喜上眉梢，可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并没有让她高兴太久，因为清朝西北的边疆问题更加严重了。同治四年（１８６５），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同治六年（１８６７），攻占库车、库尔勒，侵占了整个南疆。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沙俄为阻止阿古柏的扩张出兵占领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新疆面临着被英、俄肢解吞并的危险。同时，广东至直隶的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和朝中文武官员。当时慈禧对新疆的局势并不是很了解，但知道新疆地理环境的恶劣和远征新疆的艰难。她一时不好抉择，便令恭亲王奕、李鸿章、左宗棠、荣禄、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０５景寿、奕劻、文祥、宝錾、沈桂芬、李鸿藻以及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人就“塞防”与“海防”之重要性进行陈述，奏章纷纷递送朝堂，而争论也就此而起。海防派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他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新疆，他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这时正率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情势较为了解，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收复。他和翁同龢都反对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此处他特别强调了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此外，他尤其不赞同李鸿章的新疆“土地瘠薄”一说，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指出，不收复新疆，则边疆不稳、中原不保。慈禧、翁同龢等人都认可左宗棠的看法，毕竟守土有责，丢掉国土将被视为民族罪人，慈禧也不想在这方面遗臭万年。随后，慈禧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左宗棠在军事战略上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根据这一战略，他在出征前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顿，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他还发现西征的主力部队士气不高，担心无法平定回民起义，震慑不住武器精良的沙俄军队。为了稳定军心，他下令把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以自己不胜不还的决心鼓舞军士。
１０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远征新疆最大的困难是后勤补给。左宗棠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考虑到国库亏空，他精打细算、想尽办法给朝廷省钱，最终向朝廷申报了一千万两军费，这不是一笔小开支。慈禧经过斟酌，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老佛爷发话后，管钱的大臣们东拼西凑，给了左宗棠五百万两白银，其余的由他自己出面去借。为了借钱，左宗棠可谓绞尽脑汁，既不想让外国银行借机提出无理要求，又要尽最大努力保障军队的正常补给。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三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时，朝廷转给他一份战报：云贵督兵大臣岑毓英在西南平定了回民暴动。左宗棠大受鼓舞，马上制订西进计划，命令手下大将刘锦棠①、金顺兵分两路，先后率军出关。六月初，两路大军走了一千七百余里，顺利到达哈密。接着，各营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到哈密的军粮再通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左宗棠计划首攻新疆门户重镇乌鲁木齐。为了迷惑敌人，清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直逼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左宗棠亲督主力兵马疾进，六月中下旬，基本扫清了乌鲁木齐外围的敌人据点。他下令用大炮轰塌乌鲁木齐城墙，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从缺口冲入城内，敌守将白彦虎②等仓皇南逃。清军一举歼敌五千余人，于六月二十九日收复乌鲁木齐。七月，金顺部进占昌吉后，开始攻打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九月二十一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全部被清军收复。①②刘锦棠（１８４４—１８９４）：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将领，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平定西北区域的同治回乱和新疆乱局中阿古柏的继承人伯克胡里势力，有“飞将军”之称，后推动新疆建省并担任新疆首任巡抚。官至太子太保，一等男爵。白彦虎（１８３０—１８８２）：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陕西泾阳人（一说大荔人），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变的回军领袖之一。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０７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遵命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连战告捷，左宗棠更加信心满满，召集张曜、刘锦棠、周绍濂、魏光焘①、刘端冕、黄鼎、雷正绾、陶茂林等一干大将，共议下一年的作战计划。经讨论，决定平定南疆之前先平定吐鲁番。因吐鲁番是进入南路的门户，故左宗棠分兵三路进军：西路由刘锦棠率部自乌鲁木齐向东；东路由张曜由哈密向西；北路由徐占彪由巴里坤与古城向南。三部通力合作，进军迅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阿古柏集团。慈禧收到左宗棠的捷报后，既高兴又忧愁。她不懂军事，但也知道数千里之外的号称十万之众的大军每天要消耗多少粮草，如果一两个月就能收兵，朝廷还能扛过去，但若拖个两三年，朝廷必然无法承受。慈禧把管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找来问话，看能给西征大军筹集多少粮草。翁同龢一脸懊丧，当初他是积极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但真要拿真金白银出来，他也束手无策。慈禧不得不召开王公、六部、九卿大臣会议，让众臣齐心协力想办法。有人提出募捐，让各地商贾出钱买官。这时，慈禧突然想到一个人，他就是曾经因资助左宗棠平剿太平军而被赏三品顶戴的官商胡雪岩。她立刻下发谕令，让胡雪岩进京。同时，不少大臣呼吁停止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慈禧下狠心叫停了工程。有些大臣则提议继续增加税赋。这时地方各种税赋已沉重无比，要加只能加关税和工商业税，但这样做很冒险，极有可能激怒洋人，甚至引发战乱。胡雪岩奉旨进京后，从商业的角度帮朝廷做了一些分析。由于捐来的官有名无实、地位也低，读书人的热情大减；靠工商业无偿捐助，多数人是敷衍了事，捐来的钱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说完这些，他给朝廷出主意，向外国银行贷款，由朝廷担保。万①魏光焘（１８３７—１９１６）：字午庄，湖南隆回人，晚清重臣，历任新疆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曾筹建三江师范学堂，为开启近代新疆博达书院、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
１０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般无奈的慈禧最后接受了胡雪岩的建议，决定向外国银行贷款来打这场仗，并将贷款事宜交给胡雪岩去办。正在达坂城附近指挥作战的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他没有料到老佛爷如此重视新疆收复事宜。军费充足，收复南疆的战事也得以顺利进行。他立马修改作战计划，将部队调回来攻打吐鲁番和盐池，这是阿古柏重兵把守的地方。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春，左宗棠一举突破阿古柏的主要防线，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敌人闻风溃逃。战事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战前左宗棠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同时命令一部分清军在哈密屯田。尽管遇到地理条件、人为因素等方面的困难，但经过努力，屯田积粮的效果很好，仅头一年就收获五千余石粮食，解决了西征军近半年粮食所需。而且，开春后朝廷的军费也拨发下来，基本上解决了后顾之忧。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三月，冰雪渐渐消融，左宗棠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在收复地区设立善后局，并留兵力驻守，以防敌人反扑；主力大军再分三路向西并进，以求速决。三月初三，刘锦棠部奇袭达坂城，当夜破城，毙俘敌方三千余人。三月十一日，刘锦棠分兵一部向东助攻吐鲁番，主力则向西直捣托克逊，迫使守敌海古拉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曜、徐占彪率领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至此，南疆门户大开。在后续的几次战役中，清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左宗棠严令各部军将不准虐杀叛军，所以众多叛军纷纷献城归降。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四月初十在库尔勒自杀。阿古柏的儿子海古拉留下白彦虎防守库尔勒等地，自己带了几个人用车拖着父亲的灵柩，一口气向西跑了几百里，准备安葬父亲。来到库车时，海古拉被兄长伯克胡里杀死。之后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企图在英俄的庇护下负隅顽抗。左宗棠决心彻底收复南疆，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秋，他以刘锦棠部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０９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八月，刘锦棠部以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西四城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英吉沙尔、和阗（今新疆和田）、喀什噶尔之敌愈加孤立，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乘机在内部策应，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师分路挺进，于十一月中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随后，清军进攻和阗并攻克。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收复南疆进展非常迅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虽然为了打赢这一仗，朝廷向外国银行借了近两千万两白银，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借款对清朝乃至后来的中国都是极有意义的。左宗棠一生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就是收复新疆，而慈禧决策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支持左宗棠西征。实际上，这也体现了光绪朝前期的靖边与国防政策。面对外国势力的不断渗透，慈禧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的抵抗对策。日本人制造“牡丹社”事件，强行霸占琉球国，直逼台湾。对于琉球，清廷当时已没有足够的保护能力。西部与英、俄的博弈还未结束，东部与日本的交涉又起，面对琉球争端，慈禧担心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争之中，于是选择了放弃琉球，却并未承认归属日本，后来在台湾争端上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暂时挫败了列强觊觎宝岛台湾的企图。左宗棠从新疆凯旋后，慈禧准备封他为一等公爵，但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理由是曾国藩曾向清廷引荐左宗棠，他在剿灭太平军后封的是一等侯爵，如果左宗棠这次封的爵位高于一等侯爵，则对曾国藩不公。最后慈禧听取多人意见，诏封左宗棠为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则先后在大小村镇修建左公祠，烧香礼拜。
１１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２东太后慈安之死自光绪帝即位，慈安太后便不再主动听政，除非慈禧太后邀请。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西征新疆，李鸿章大办洋务和整顿江海边防、筹建新式海军，岑毓英平定西南回民起义，以及遣使与俄国就伊犁归还问题进行谈判等重要政务，虽然颁谕用的是两宫太后的名义，实际上慈安太后并没有怎么过问。这一期间，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慈安太后也只在慈禧询问时才发表意见。比如，改调山西巡抚曾国荃驻守辽东；派刘锦棠等帮办西域军务；加吴大澂①三品卿衔，令随吉林将军铭安督办东陲防务；饬彭玉麟操练长江水师；调沈葆桢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起用淮军、湘军中久经沙场的名将如刘铭传、鲍超等……这些安排基本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而慈安则“倦怠少闻外事”。光绪六年（１８８０）五月二十七日，鲍超奉诏进京觐见两宫太后，因西南形势紧急，有可能与法国发生武装冲突，作为汉人中的第一“壮勇巴图鲁”，慈禧派鲍超督办军务。鲍超觐见慈禧时，慈安太后并不在殿，鲍超表示一定要向慈安太后请安答谢，慈禧便让内监去请慈安太后。慈安太后不愿驳慈禧的颜面，过了一会儿来到殿内，简单地与鲍超说了几句。慈安太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鲍超回道：“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慈安太后又问：“你咳嗽好了没有？”鲍超回道：“咳嗽已好。”慈安太后转而严肃地说：“本宫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认真公事！”鲍超惶恐回道：“仰体①吴大澂（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字止敬，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朝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沙俄谈判，收回了被沙俄非法霸占的黑顶子百余里领土，纠正了“土”字界牌，又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其战略眼光与爱国精神令后人称颂。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１１天恩，臣不敢有负委任。”慈安太后最后问：“湖南尚有洋人否？”鲍超回道：“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所以最后并没有到湖南。”从简短的对话可知，慈安与即将担当大任的鲍超只寒暄了几句，并没提及他去西南备战之事。她知道慈禧召鲍超来所为何事，但她早已表明凡涉及朝政大事，概不过问。这年夏末，慈禧突然得了一种呕吐不止、腹部胀痛的疾病，久病不愈。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朝廷便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让各地火速推荐医术高明的医生前来京城为太后看病，越快越好。李鸿章、李瀚章等人保荐了名医薛福辰，他不但医术高超，脑子也很灵活，把脉之后断定为孕后症状。这个诊断结果让薛福辰大惊失色，太后已孀居二十几年，怎么可能怀孕呢，假如此时说出真相必定招来杀头之罪。他灵机一动，只说老佛爷过于操劳，身体虚弱，湿毒侵体，导致腹痛呕吐，需要服用一些温补、舒筋活血的药。但这个药方是祖上密传，不能外泄，从抓药到煎制只能由他一个人完成。因为这样做有违皇室医规，所以他请李鸿章出面担保。慈禧对李鸿章一向很信任，她心目中的“李大架子”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答应按薛福辰所请照方吃药，几个月后病愈。外界的人只知道她在经历一次“血崩”后死而复生。这病症或许是民间杜撰，但可以肯定这段时间慈禧在养病，且宫中留有记录。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三月初六，时隔数月，慈禧在养心殿召集奕、宝鋆、左宗棠、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王文韶①等一帮满汉大臣议事，慈安太后也到场听政。大臣们先讨论了曾纪泽与沙俄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问题，然后商议甄选南洋大臣。有人推举了曾纪泽，有人则认为曾纪泽资历不够，议来议去，始终没有结果。慈安太后像往常那样①王文韶（１８３０—１９０８）：字夔石，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晚清大臣，历任湖南巡抚、兵部侍郎、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１１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只听不言，最后还是慈禧一人拍板，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左一李，一南一北，这是一个看似很合理的军事、外夷事务布局。三月初十，宫中突然传出消息：东宫太后薨逝！这个噩耗令朝野震惊。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非常惊讶，他捶胸顿足地说：“昨早奏对时，慈安太后还是清朗周密之态，哪像有病的人？即使身染暴疾，又何至于如此急速？”当日午后，为慈禧治病并得到封赏的薛福辰去户部拜谒尚书阎敬铭①，两人叙谈很久，到傍晚时分，一个户部司员进来说：“出城时，听城中宣传东太后上宾，已经让准备吉祥板（棺木）了。”薛福辰闻言大惊道：“今天早晨不才还为太后请脉，只是小感风寒，肺气略微不舒畅而已，何至于下午就薨逝？或许是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把东、西宫互换了不成？”他以为是慈禧发病了，吓得魂不守舍。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仅让朝野上下感到意外，也让人疑窦丛生。比如慈禧很宠爱的恭亲王奕之女、固伦荣寿公主便怀疑有人给慈安太后下毒，矛头暗指慈禧。后来一些野史又牵扯出两宫太后近三十年的恩怨，把两宫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写得复杂曲折，让人真假莫辨。其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影响甚大。事实上，慈安和慈禧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两宫听政的方式与顺治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顺治朝时哲哲②治理后宫讲求公平和谐，她诚心待人，宽厚仁慈，顺治帝即位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无徽号。母后皇太后的地位远比博尔济吉特氏③的圣母①②③阎敬铭（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字丹初，陕西朝邑赵渡镇（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晚清大臣，光绪年间担任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东阁大学士。为官清廉耿介，理财有道，有“救时宰相”之称。哲哲（１５９９—１６４９）：即孝端文皇后，清朝皇帝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１６１３—１６８８）：清朝皇帝皇太极的侧福晋，生皇九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顺治帝即位后，与姑母孝端文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康熙帝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一生培养和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１３皇太后高，但哲哲将精力放在管理后宫上，而朝中事务则主要由博尔济吉特氏掌管。慈安与哲哲的品行做派和处事风格非常相似，仅管家事，少问国事。慈安猝死之因，后世给出的科学解释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便曾记载过慈安早期的一次发病，那是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二月，慈安二十六岁时，当时的病症表现为“有类肝厥，不能言语”，与中风相似。厥症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死亡。当时因病情较轻，加上慈安太后正当盛年，所以很快便恢复了，但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并未清除。因担心朝野流言四起，在处理慈安太后的后事时，慈禧显得很谨慎，她做了三件事。第一，召大臣入宫商议后事。慈安太后逝于晚上，被召大臣连夜进宫，见慈禧坐在矮椅上，目视众人为慈安太后小殓，十分镇静地说：“东太后素来健康，怎会突然死去？”说话时微微饮泣，诸臣赶忙顿首慰藉，均不敢问东太后因何病而死。第二，领王公大臣瞻仰慈安太后遗容。这件事是在次日早晨进行的，慈禧命太监揭开盖在慈安太后脸上的面幂，令在场的满族王公大臣瞻仰，当时惇亲王奕讠宗、醇亲王奕，各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人都亲眼看过慈安太后的遗容。第三，为慈安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棺椁。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使慈禧的权力到达顶峰，她成为清王朝实质上的统治者，无人能制衡她。３改组枢、译两署时光飞逝，一晃光绪帝已经即位十载，慈禧越来越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慈禧一次次地问自己是什么让她心生烦闷，终于发现是时间在折磨自己。眼看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而她则一天天变老。
１１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慈禧心想，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慈安太后就开始为他张罗婚事，那时的情形虽然对慈禧不利，但慈安太后公正仁德，而且同治帝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她并不怎么担心。如今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一旦光绪帝大婚，她再不愿交权也不成了。因为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是亲兄弟，而光绪帝又是醇亲王之子，要是他们三人联手，朝廷哪里还有她的立锥之地，别说独掌朝政，只怕是连干预朝政都不可能了。为此，慈禧从光绪帝即位开始就采取了一些非常不近情理的措施：颁布懿旨，晓谕天下，光绪帝生下皇子后，皇子将承继同治帝皇嗣，也就是说光绪帝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认她这个姨母为母亲。当然，要想让光绪帝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控的木偶，仅靠一份懿旨是不够的，她还必须与光绪帝建立新的母子关系，割断他与醇亲王夫妇的一切联系，将皇家的威严与亲情深深地烙印在光绪帝的心上。醇亲王奕在儿子即位后就向慈禧呈交了辞职书，自己仅保留亲王爵位。他在同治朝是朝中重臣，但作为朝官，他又是光绪帝的父亲，长子无法承欢膝下，自己更要每日上朝时站在丹墀下三叩九拜，于情于理，他都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这十年来他深居家中，闭门谢客，更不出访。光绪帝的生身母亲、慈禧的妹妹对于儿子当上皇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儿子进宫后，她想见儿子一面都极不容易。光绪帝入宫第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身边的所有近侍，只能选用老成质朴的内监，但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服侍左右。次年，光绪帝在毓庆宫开蒙读书，慈禧指派翁同龢为帝师。翁同龢一面向小皇帝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和积极进取的思想，试图为皇帝理清社会兴衰治乱的缘由，从而挽救民族危机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过书房进讲，指导光绪帝学习批阅洋务折件，向光绪帝灌输社会变革思想。但他的革新思想与恭亲王奕、左宗棠、李鸿章的思想有很大区别，他立足于传统文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他的思想观点、行为做派让慈禧认定他是老成质朴之人。而光绪帝不仅接受了翁师的思想，还接受了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１５洋务派的思想。在慈禧的精心塑造下，光绪帝表面上温和顺从，逐渐与太后建立起所谓的母子关系，但骨子里却很叛逆。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在他头上永远端坐着一个绝对权威———慈禧，他的“亲爸爸”。掌握了光绪帝的这一特点后，慈禧不得不示之以威。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唯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可见慈禧在光绪帝心中已是绝对权威。这也使光绪帝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体会到帝王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慈禧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面对匍匐在地的群臣，发号施令的只有慈禧一人，他不过是慈禧案桌上的摆设罢了。慈禧整天忙于政务，有意培养的亲情和树立的威严仅限于表面，光绪帝内心的真实感情，她很难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频繁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旦亲政，还能否秉承慈禧的意志办事，连翁同龢都没有把握。所以，慈禧对光绪帝的教育引导和监督一刻也没有放松。当然，慈禧最担心的还是恭亲王奕。自“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对奕始终采取既用且疑的策略，用人之道与咸丰帝一脉相承。现在奕的声威一天比一天盛，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都掌握在他手中。这两个部门常以“枢译两署”称之，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是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总理衙门也已经从临时的外事机构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职能机构。在总理衙门的行事范畴内，外事牵涉内政，外交牵涉通商，通商牵涉洋务实业，办洋务牵涉培养新型人才，培养人才又牵涉公派留学，从而形成变革的连锁反应。所以，大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办学
１１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校、公派留学生等事务，均归总理衙门管辖。为了强化总理衙门的权力，奕还建议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总理衙门实际上已经是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执行班子。而且，这时奕还兼宗人府宗令，领神机营，负责稽查弘德殿。慈禧对奕的权力膨胀感到恐惧，但她环视朝堂，在文祥、英桂相继去世后，军机大臣大多由奕扶植起来。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慈禧最倚重的内务府总管、京师步兵统领荣禄被翁同龢举报淫乱后宫，慈禧查证后被迫将他解职。如此一来，她越发显得孤立无援，满蒙大臣中可倚仗的人寥寥可数，她只能更加重用汉臣，同时开始寻找机会解除她最担忧的隐患。光绪九年（１８８３），法军入侵越南。越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军此举意在让越南脱离中国的保护，使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准左宗棠所奏，命王德榜招募新军，赴镇南关。但对于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渗透与扩张问题，军机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李鸿章在与法方会谈时，同意无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还是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都暂时搁置不议，因为他认为当时各省的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这番话提醒了慈禧，在洋人心目中，恭亲王奕才是真正的清廷代言人，如果他借用洋人的势力来逼迫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让慈禧对奕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层。为解越南的燃眉之急，慈禧除了暗中帮助黑旗军刘永福①援越抗法外，又饬令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派兵出境援助。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二月，米乐继孤拔之后成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进犯北宁。二月十七日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①刘永福（１８３７—１９１７）：字渊亭，广东钦州防城司古森垌小峰乡（今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小峰村）人。清末民初军事人物，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甲午战争时奉命赴台抗日，但最终失败。曾被台南地方绅民推举为台湾最高领导人，但他拒绝担任，以抗日盟主的身份继续领导台湾民众抗日。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１７称法军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对垒的黑旗军死伤甚众，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日本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时也接到东京电报，确认了这一消息。慈禧收到李鸿章的奏呈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让他们传阅了李鸿章的简短电文，但大臣们认为奏报太简略，无法判断越南局势，于是暂且搁置不议。这一天北京正下着蒙蒙细雨，军机大臣们走后，慈禧站在养心殿台檐下，望着阴沉的天空长长叹了口气，脸色也像天空一样阴郁。这一细节被翁同龢看得真切，他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这天夜里果然风雨大作，翁同龢心中不安，索性起身在昏暗的烛光下，给醇亲王写了封短信，讲到老佛爷的不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其实，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心中同样不安。第二天他给岳父李鸿章写信，也提到老佛爷的不满情绪，并在信中说：“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徐延旭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而徐延旭出任巡抚正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李鸿章又能说什么呢？慈禧很快做出决定，下令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他收拾败军，尽力抵抗；如再退缩不前，将从重治罪。然而，越南战局并未出现转机。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第三次奏报朝廷，位于越南东北的太原失守，黑旗军和清军死伤甚众，法国准备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慈禧闻报震怒，于二十九日颁旨：“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故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严处。”滇、桂两省大员受到重惩，但战事还没有结束，法军继续向北推进。慈禧又急发一道懿旨，饬令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分别
１１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署理广西、云南巡抚，督军驻守镇南关。张佩纶深为自己荐人失察而自责，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李鸿章的回复却是轻描淡写：“徐延旭当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你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你为言官，论列贤否，朝廷向无严谴之例，枢臣对徐一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你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更加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他没有严厉批评张佩纶，只是善言提醒他以后不要轻易举荐。但是这时却有人出面弹劾张佩纶，他就是左副都御史盛昱，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作为爱新觉罗宗族，他认为自己数代荣享皇恩，必须仗义执言。三月初八是清明前的寒食节。禁烟冷食让一向喜欢热闹奢华的慈禧有时间冷静地整理一下思绪，她又想起了越南战事。从越南北部到北宁，再到越南东北部太原，清军先是不战而退，再是战而不胜，这些与军机处的怠惰有莫大关系，正好可以借机整治军机处，把奕拉下马。她正考虑该从何处入手，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章适时出现了。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失察为由，上奏弹劾全体军机大臣。他在奏折中说：“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粤，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盛昱也主张弹劾新委派的潘鼎新、张凯嵩两位巡抚，指出：“唐、徐既经拿问，即当另简贤员，却就近于湖南用潘鼎新，于贵州用张凯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１９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而依其愚见揆之，是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如此存心，是诿卸之罪也！”为此，他在奏章中提出解决方案，“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这份奏折写得尖锐而恳切，义正词严，以张佩纶“滥保匪人”的罪名，要求揪出他的后台，完全站在为太后和皇帝谋划的角度，将用人不力的原因层层剖析。慈禧如获至宝，破例将这份奏章拿给光绪帝“御览”。光绪帝也认可是军机处结党营私导致越南战场失利，所以他支持慈禧对军机处加以整顿。慈禧和光绪帝都赞同盛昱的观点，认为恭亲王奕、宝鋆“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景廉、翁同龢“才识凡下”，张佩纶、李鸿藻“滥保匪人”。这样的话，军机处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慈禧决定以此为借口，改组军机处。清明节这一天，皇亲国戚都要去东陵普祥峪（今河北遵化市）祭拜慈安太后，由恭亲王奕主持慈安太后逝世三周年祭典。因东陵距离京城较远，奕提前几天就离京去做准备。慈禧抓住这一时机，立刻展开行动。这天上午，她亲自到西直门内大街后半壁街寿庄公主府赐奠，目的是找机会会见醇亲王奕。寿庄公主是道光帝第九女，也是醇亲王的同母妹妹，这位老公主二月十四日去世，清明节赐奠也在情理之中。赐奠之后，慈禧在公主府传膳，并邀见醇亲王。之所以邀见，是因为慈禧不以皇太后身份而是以妻姐身份相邀。醇亲王虽然不太情愿，但既然是妻姐邀请，必是有什么私事，于是只得前往。据说两人密谈甚久，究竟谈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但是，慈禧与醇亲王奕会谈后才两三天，北京就有各种谣言流传开来，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醇亲王奕将重新出山的消息。张佩纶得知消息后，于三月十一日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密信，信中提
１２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到朝中变化万端的形势，以及自己被多次弹劾的处境。从张佩纶提供的信息中，李鸿章觉察到慈禧太后将与醇亲王联手，矛头不仅指向军机处，还指向总理衙门，这极有可能会有一次人事大地震。帝师翁同龢也打探到了弹劾奏折的内容及太后与醇亲王密谈之事。他没想到自己一个堂堂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竟被人说成是平庸无能之辈。他排解忧虑恐慌的办法就是写日记，彼时字里行间流露着他惶恐不安的心情：“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第二天，翁同龢又写道：“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盛昱的弹劾奏章并没有公布内容，大臣们只得揣测其中缘故，到底有怎样的变故，他们并不清楚。此时，恭亲王奕对京师的传言仍一无所知。办完祭奠后，他于三月十三日回京。这天早上，慈禧召见在京王公大臣、大学士和九卿六部大员，唯独没有召见等候许久的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显然，这样的反常举动预示将有大事发生。待大臣们散去后，慈禧颁发了一道懿旨，主要内容是：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唯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第七章君臣母子／１２１同日，慈禧又颁布圣谕，任命了新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①、户部尚书额勒和布②和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③。工部左侍郎孙毓汶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就这样瞬时失势。谁也不曾料到，慈禧竟会有如此惊人之举。自雍正帝创设军机处以来，罢黜全体军机大臣，进行彻底改组，这是第一次。起初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盛昱告恶状的结果，但仔细一想，一个左副都御史的弹劾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吗？被罢斥贬谪的军机大臣们心知肚明，这分明是慈禧在重新布局。李鸿章获知易枢消息后，惊骇不已，连忙写信向张佩纶打探内幕消息。李鸿章显然是在瞎操心，慈禧早有对策。任免完成后，她心犹未甘，同一天又发布上谕，任命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处如果遇到紧要事情，必须和醇亲王商办。这样就形成了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贝勒奕劻联合执政的“三驾马车”。在众多宗亲中，世铎是对慈禧百依百顺的“好好皇叔”；而奕是光绪帝的亲生父亲，又是慈禧的妹夫，慈禧把他从家中请出来协办军机大政，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因为他是皇帝生父，地位高，对皇帝和几位王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道圣谕发布当天，醇亲王奕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议事，宣布皇帝和太后对枢、译两署工作权限与分工的旨意，强调枢廷、总署分为两家后不能出现恭亲王执政时期一人既主军机又管总理衙门的①②③④世铎（１８４３—１９１４）：清朝宗室，满洲正红旗人，礼烈亲王代善九世孙，清末后党重要成员。光绪年间曾任军机大臣行走、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等职。额勒和布（？—１９００）：字筱山，满洲镶蓝旗人，晚清大臣，历任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张之万（１８１１—１８９７）：字子青，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市南皮县）刘八里乡双庙村人，张之洞的堂兄，晚清大臣，四朝元老，历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孙毓汶（１８３３—１８９９）：字莱山，山东济州人，晚清大臣，历任工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深得慈禧信任，与太监李莲英交好。
１２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局面了。但实际上，此时枢、译两署的大权都在醇亲王奕掌握之中。而奕与奕不同的是，他几乎对慈禧唯命是从，这也让他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枢、译两署重组，是晚清政坛上一场极具震撼力的风暴，史称“甲申易枢”事件。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清末政局的败坏跟这次彻底改组军机处有直接关系，它也是慈禧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改组，不仅没有扭转越南战场的败局，反而使战火进一步蔓延，从大陆延伸到海上。“三驾马车”执政伊始，他们就感到处理国务和夷务之艰难，在对法交涉中转而倾向议和。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五月十三日，法国全权公使巴德诺与越南代表阮文祥①、范慎遹②等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法国将代表越南处理一切对外关系，在外国的越南人亦受法国保护。当天签约换文前，越方在顺化法国使馆将清廷册封越南国王所授镀金驼钮银印当场销熔，铸为银块，以示中越宗藩关系永久断绝。凡此种种，仅仅是慈禧完全掌控清廷最高权力、呼风唤雨的开始而已，政局的颓败、国家的腐朽犹如一列失控的火车向前俯冲，而驾驶这辆列车的慈禧太后却对此熟视无睹，仍沉浸在海晏河清的幻梦中。①②阮文祥（１８２４—１８８６）：越南阮朝官员，在嗣德帝死后担任辅政大臣，先后废立了四位皇帝，即育德帝、协和帝、建福帝、咸宜帝，也是１８８４年反法勤王运动的领袖之一。范慎遹（１８２５—１８８５）：字观成，越南阮朝时期官员、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