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初过八一节

　　一晃57年过去了，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像长在脑子里，忘不掉，抹不去，时不时地在脑海里浮现。

　　那是1962年的建军节，我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不知道建军节是如何过法，只相信团里一定会把节日内容安排得丰富多彩。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而我们又是刚穿上军装的新兵。

　　我们团的前身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是南泥湾大生产的主力团，又是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的模范团，还是徒步进军新疆的先遣团。最近被各大媒体宣传的老英雄张富清，就是我们老团六连的战士。能在这样战功卓著、名声赫赫的部队服役，自然感到无上荣耀。只是第一个建军节不像我原来憧憬的那样美好热闹，而是在庄严肃穆、没有一点节日气氛中度过的。可是有三件事在我脑海里却历久弥新，恍如昨日。

　　第一，军号齐鸣。

　　我们团当时的编制有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5个直属连、1个卫生队。团部、营部和连部都有司号员，团部通信股司号长平时训练考核全团司号员，每年对司号员进行汰劣留良，逢年过节进行军号表演。那天20多名号手（三营当时在喀喇昆仑山执行战备任务）齐刷刷地登上检阅台，人手一把黄灿灿的军号，号上系着红绸子。一看这架势我兴奋得带头鼓掌，全团新兵随即响应，大家以为号手是要演奏交响乐曲的。

　　英气十足的司号长站在号手方队前面正中央，右手握着军号，左手向上一举，二十几把军号同时吹响，声如黄钟大吕，阵势十分壮观。号兵先后吹了十几个号目，值星通信参谋让各连选拔一名新兵识别号目。新兵经过识别号目训练，很多人都想露一手。我所在的四连选了一名来自宝鸡的孙姓新兵，大部分号目他都能识别出来，为连队赢得了荣誉，其他连队识别号目的新兵成绩有好有差，水平参差不齐。事后才知道，我们连的王副指导员是宝鸡人，又是司号员出身，他早就给识别号目的新兵开了“小灶”。

　　军号齐鸣结束，团参谋长用三句话作小结：一是军号最能鼓舞部队冲锋陷阵，二是现在还没有代替军号的通信工具，三是干部战士都要学会按号声行动。说得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废话。

　　从此，我开始学习识别号目，到现在还能分清楚五六种号目的指令。

　　第二，授枪仪式。

　　授枪，是部队最神圣的仪式，也是让新兵最激动的时刻。不妨想想看，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刺刀闪亮的半自动步枪，朝照相机前一站，英姿勃发，全家人看到照片该有多么高兴啊！特别是那些有女朋友的新兵，授枪前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胡子，用木板把衣服压得平平展展，再缀上领章、帽徽，人显得格外精神。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也没有感受到特别庄重的仪式感。因为给我授予的武器是60毫米迫击炮一火炮体系中最小的炮种，一只手也可以拎起来。

　　授枪仪式以连为单位进行。我所在的四连四排，有两门60毫米迫击炮和两具40毫米火箭筒，分成炮兵班和火箭筒班。八一节上午军号表演结束，得知下午不给我们四排新兵授枪，但要我们参加授枪仪式，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连长张志德听说我大发牢骚，要求调到步兵班参加授枪仪式，专门找我个别谈话。他说，斯大林讲过，炮兵是战争胜利之神；还有谁讲过，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我顶了连长一句：%侵华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也是被我军炮兵击毙的，但那是82迫击炮，不是60炮。”张连长听完没好气地说：%你们班班长、副班长配了冲锋枪，另有两支公用半自动步枪。下午参加授枪仪式，哪个新兵出列受领由班长、副班长指定，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说来也巧，我的高中同桌刘水恭也被分配到炮兵班，给另一门60毫米迫击炮当炮手。班长陈振帮得知这一层关系后，索性让我俩参加授枪仪式。

　　我受领的这支半自动步枪，枪身漆已磨损，不知道在多少人手中立过汗马功劳。接过这支旧枪我并没有多激动，更不敢违反军纪携枪出去照相。那时候枪弹不分家，枪柜不加锁，除了持枪站岗，我手里的半自动步枪没有别的用场，反倒给我增加了一项保管枪弹、擦拭枪弹的任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步枪也与我过不去，让我在第一次实弹射击中出了大丑，成为四排唯名不及格的新兵射手。

　　我当然不服气，我怎么会服气呢？“左眼闭，右眼睁，对着缺口瞄准星”的口诀我背得滚瓜烂熟。我向班长请教射击技能的次数最多，我比别人预习的时间都长，我怎么能不如别人呢？我怀疑枪有毛病，要求班长帮我验枪，验完枪再打一次体验射击。

　　我的要求被张连长知道了，第二天他同班长把我带到靶场，仔细检查我的射击动作，发现我的问题出在扣扳机上。扣扳机不是向后直线扣动，而是向右偏移，虽然只有极小的偏差，但应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这句老话，如果没掌握好偏移，子弹飞出枪膛，自然不会在IE纸上钻窟窿。

　　在张连长的亲自指导下，我又预习了两个小时。休息20分钟后，连长让随同的文书兼军械员再给我5发子弹，让我在原来的预习位置上重打一次。射击结束，靶子上显示的成绩是42环。张连长笑着说：“瘸子嫌坡陡，瞎子嫌路绕，小屈嫌枪孬。”真是羞煞人了！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第三，写慰问信。

　　八一当晚，我被郑指导员叫到连部，他说：“三营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团里要求营区每个连给三营写一封慰问信。你是团支部副书记，又是军人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代表我们连给三营写一封信，不要长，要热情，不要咬文嚼字，要上口顺溜。”

　　受领任务后，文书把我领进连队俱乐部，又给我准备了两支供断电时使用的蜡烛，我开始“闭门造车”。当时我们新兵已经进行过几次战备教育，知道三营的作战地域是海拔四五千米的边境地区，作战任务是拔掉印军在我境内非法设立的哨所。战斗规模虽然不会太大，但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难以想象。可是，我没有高原缺氧和实际作战的亲身体验，对慰问信到底写什么吃不准，直到熄灯号响过也没写出一个字。子夜12点，郑指导员查哨回来，见俱乐部还亮着灯，进来问我写好了没有。我说没有。郑指导员说，别想复杂了，一是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二是祝他们大获全胜，三是希望他们早日凯旋，最后还要表示，我们四连随时做好上山支援他们的准备。

　　郑指导员说完转身离开，我在他明确的四层意思内又添油加水地补充了一些具体内容，骨感的慰问信一下变得丰满起来。临结束时，想到郑指导员“要上口顺溜”的要求，我在信末尾加了四句话：

　　印度老兵胡子长，

　　两个回合就缴枪。

　　三营班师凯旋日，

　　四连为君烹牛羊。

　　入伍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就这样度过了。

　　1963年春节前，三营胜利完成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务凯旋。战后一批作战骨干被调整到兄弟部队，缺编人员由一、二营和炮兵营抽调兵员补充。一天上午，郑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我被调到三营，下午要去三营营部报到。

　　我打好背包，糊里糊涂地到三营营部报到。三营副教导员安志兴告诉我：“听说四连那封慰问信是你写的，写得不错嘛！靳教导员点名调你到营部当通信员，一会儿他还要找你谈话，他喜欢你把一二三四排在每句诗的前头。”

　　我听完先是愣了一会儿，后来恍然大悟地解释，第一句是“印度老兵胡子长”，开头不是“一”呀！副教导员笑了，说“印”和“一”发音差不多，读“一”也说得过去！

　　靳教导员即后来的南疆军区政委靳玉轩将军一我军旅生涯的真正领路人。他刚过花甲之年便一病不起，不幸逝世，我只能通过《将军遗愿》那篇文章缅怀他的品格和风采。

　　2019年7月31日

　　（同日发表于“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