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关山未穷期——杨勇将军戍疆片段

　　将军飞骑绝尘来，紧辔伏鞍跃高台。

　　野马渡口风烟滚，戈登山上秋草衰。

　　投鞭当断长河水，挥师敢扫千嶂霾。

　　左公柳树发新叶，华鬂决眦弓满开。

　　—题记

　　杨勇

　　原名杨世峻，湖南省浏阳县人，1912年生，1930年入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连政委、营政委、团政委、旅长兼政委、师政委，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七纵队、一纵队司令员，五兵团司令员，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二高级步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杨勇将军百年诞辰那天，我是在缅怀他的戍疆生涯中度过的。往事穿过悠悠岁月，从时光隧道深处迎面走来，清晰依旧，鲜活如初。

　　1958年冬天，我在露天电影中第一次看到杨勇上将。电影内容是杨勇司令员率领志愿军最后一批官兵胜利回国，周恩来总理同首都几十万群众在北京火车站迎接，其场面之恢宏，官兵之轩昂，气氛之热烈，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涌动激情的年代。电影在学校大操场放映，平日空旷的黄土地上，挤满了方圆十几里赶来看电影的乡亲。虽然朔风把严寒灌进观众的周身毛孔，但“最可爱的人”吸引了师生和乡亲们，屏幕前始终未见有人喧哗走动。老师组织座谈观后感想时，同学们为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所感染，争先恐后表达对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的无比敬仰，交口赞颂杨勇将军的英武形象。从此，杨勇便成为我这个初中学生心中的偶像。

　　1973年，当我终于见到心中的偶像杨勇时，这位被羁押了6年的老将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囚笼中走出来不久。见到杨勇那一刻，我着实吃惊不小：扬名世界的骁将，怎么被整成了双鬓染秋、抱杖蹒跚的老人！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一年2月，我随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陆地边防会议，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同住一层楼上。那时杨勇被解除羁押不久，刚刚重新工作。因为右腿骨折过，走路很慢，有时候还得靠拐杖助力。徐国贤是抗美援朝时期杨勇麾下的军长，俩人过从甚密，劫后重逢，一言难尽，都为彼此大难不死而庆幸。早晚在走廊散步时，两位首长或是驻足细语，或是缓步默声，有时候还去对方房间闭门交谈。我和杨勇的秘书赵德路都看到，首长们有几次交谈过后，可能是心绪不太好，眼神里隐藏着无法掩饰的忧郁，脸上的表情也显得冷峻凝重。一天晚上，徐国贤从杨勇房间出来，绷着脸自言自语地说：“苏联大军压境，林彪阴魂不散，周总理日夜操劳，再乱下去怕是连总理都要累倒了啊！听着首长忧心如焚的语气，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多了一层担心。

　　过了几天，会议代表从毛家湾林彪豪宅参观回来，两位老将军更是愤愤不已。杨勇用拐杖戳着地板说：“毛主席讲，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现在庆父死了，天下也不太平啊！”

　　徐国贤狠狠掐灭手中燃烧的烟蒂，应声说道：“过去常讲树倒猢狲散，现在看来猢狲是不甘心散伙的，说不定还会再找大树爬上去！”

　　杨勇止住步子，紧紧盯着徐国贤说：老徐，你这话可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啊！”

　　听着两位首长的交谈，我和赵德路觉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结很重。杨勇虽然年届花甲，身上没有了昔日英武的风采，但两道剑眉下的目光，依然透彻犀利。

　　过了一些日子我才听说，会议期间首长们已经知道周总理身患重病，也知道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杨勇和徐国贤每次交谈时，担心的是周总理病情恶化，着急的是邓小平迟迟不见露面。在那个年代里，老将们沉重焦虑的心情，也只能在窃窃私语中相互倾诉。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3个多月后北京传来福音，杨勇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此后4年多，杨勇以“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气概，统领20万大军，仰观俯察，准备打仗，在新疆书写出强军固边、安民固土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