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兵遣将,让杨勇到新疆领兵打仗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交恶愈演愈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面目和领土扩张野心暴露无遗。百万苏军直逼中苏边境,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外患日甚,内乱堪忧。本已被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搅得身心疲惫的毛泽东,正面临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为严峻的危机,来自身边亲密战友的生死挑战。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因急于“黄袍加身”,开始了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秘密活动。
与人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明察秋毫,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洞若观火,几招出手,便化险为夷。林彪得知企图暴露,顿时乱了方寸,1971年9月13日从北戴河仓皇出逃,连夜劫机飞往苏联。飞行途中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夫妻及其儿子一行被烧成焦尸,成了飘落在异国他乡的奸魂野鬼。
苦心孤诣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只差一句“山呼万岁”的副统帅,不仅急于抢班夺权,还要叛国出逃。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举世瞠目。
是可忍孰不可忍!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毛泽东的激愤可想而知,但他却不痛不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一代伟人用他特有的气度,把中南海内外的惊愕化解了,然而老人家内心的痛楚常人是难以理解的。“9·13”之后的毛泽东,身体渐渐衰弱,神采亦非昔日。“9•13”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刺,卡在毛泽东的喉头。
毛泽东毕竟是驾驭战略全局的军事家。“9•13”余震未消,老人家立即调兵遣将,全面作出准备打仗的人事安排,以防外敌可能乘机发动的军事冒险。在这个背景下,杨勇和一批开国战将重获自由并被委以重任。
毛泽东分析苏军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后认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方向,将是敌军突击的主要方向,由此得出“三军用命,‘三北’为重”的结论,把几员赫赫战将分别放在“三北”4大军区的要害岗位上。杨勇于1972年5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协助陈锡联主持军事工作,主管作战、边防事务。
毛泽东运筹帷幄,共和国危机缓解。这时距林彪摔死才半年多时间。
1973年5月下旬,杨勇接到让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参加会议的大军区领导都是司令员、政委,唯独沈阳军区多去了一位副司令员。杨勇有点纳闷,问陈锡联是怎么回事?
陈锡联回答:“你的工作有变动。”
“到哪里?”
“新疆!是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杨勇顿了片刻说:“新疆?那我得去!”
杨勇在关押期间,被折磨成严重的肺气肿,先一年重新分配工作时,他曾表达过到南方几个军区工作的想法,后来听说是毛主席点将让他去东北,杨勇二话没说,接到命令就去报到。不到一年时间,东北大地的兵营和阵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杨勇以“革命不拼命,不算真革命”的精神,想在垂暮之年只争朝夕,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要求落实到白山黑水的大地上。突然听到要去新疆工作,对他这个解除隔离才一年多的人来说,还真是有些始料不及!
中央关于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决定,是周恩来正式通知杨勇的。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同杨勇谈话,讲了中央决定他任职的来龙去脉和新疆军队与地方的基本情况,向杨勇提示了去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但是关于两次谈话的内容,鉴于新疆领导层当时的复杂情况,杨勇对外传达还是有所保留的。为了维护领导班子团结,杨勇主要是通过实际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1977年8月,杨勇恋恋不舍地告别呕心沥血4年多的新疆,再度回到北京,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全面工作。但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部队团结中潜藏的问题,杨勇仍然时刻密切关注着。
1980年底,身居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勇与另一位副秘书长韦国清向军委建议,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到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当主任。
李宣化是杨勇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时很看好的年轻干部,可“文革”以人画线,李宣化在正军职岗位上竟被摁了10年。杨勇对李宣化寄予厚望,他要当面向李宣化亲传真经,让他了解新疆的特殊性和工作的复杂性,做好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
任职命令刚刚下达,李宣化便接到杨勇秘书的电话,让他去301医院,说首长要同他谈谈新疆的情况。秘书叮嘱李宣化,为不耽误首长的治疗和休息,希望谈话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李宣化按时赶到病房,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愣住了。杨勇脸色憔悴,两眼深陷,鼻子上插着吸氧管子,吊在床头上的液体,通过淡黄色的软管无声无息地滴着,把维持生命的能量缓缓地输进杨勇的身体。
护士看到李宣化进来,笑呵呵地对杨勇说:"首长,不要犯纪律哟,谈话不能超过半小时啊!说完,冲着李宣化笑了笑走出病房。
李宣化明白,半个小时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进病房之前他已经看到,还有五六个人在病员活动室排队,等着进来请示工作、探望首长呢。
护士离开病房,杨勇拿下吸氧管,示意李宣化坐下后笑着说:今天下午再不安排来人了,你马上要去新疆工作,我把当年周总理和我的几次谈话给你说说,对你下一步工作有好处。我在新疆那几年,尽力按总理的指示精神,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干扰不少,也没有打仗,总算稳住了局势,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军队的乱象也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但新疆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流毒深,地方、军队的派性都没有根除,有些人还在那里分“保皇派”、“造反派”、“老新疆”、“新新疆”,这方面的破坏力很大。你去新疆工作,要防止这些东西的干扰。新疆情况特殊,领导层关系复杂,仗也可能一时打不起来,但准备打仗的思想不能松,加强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工作不能松。
李宣化专心致志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听着听着,他发现老首长不讲了,面色也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杨勇才重续话题,开始了对周恩来谈话的深沉回忆。
杨勇掐着右手指头说: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1973年5月通知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到了北京才知道,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讨论决定,让我到新疆军区当司令,还要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会议结束前,总理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意见,到新疆去身体行不行?很多同志都知道,我是在总理直接干预下才被解除关押,回京治病的。那时看到总理抱病工作,力挽狂澜,还抽出时间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心里百感交集。
总理告诉我:军委原来想安排我去总参,毛主席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机关缓一步不要紧,新疆急需要人,还是先到新疆去。新疆情况复杂,是第一线,要准备独立作战,苏联打我们,就要从新疆开刀,要派能打仗的老将去。老将出马,一个顶两。把杨勇、韩先楚放到新疆、兰州坐镇,我们在西北胜算的把握就大了。仗能不能打起来,要看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更要看我们准备得怎么样,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动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叫有备无患。
总理一席话,让我打消了去新疆的顾虑,我向总理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总理当时还劝我戒烟,说戒了烟身体会更好。
杨勇说:那一天,我没有向总理讲我身体的真实情况,也不好讲呀!我被林彪一伙关了6年多,得了肺气肿给的药不顶用,腿摔断了留下后遗症,后来连爬楼梯都困难。但我讲这些病会让总理为难,实际上总理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只是向总理建议,多年没做地方工作,现在地方的情况和刚解放那个时候不一样,能不能不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让熟悉新疆情况的王恩茂同志去。总理说,也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很大,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暂时还是不去为好。总理再次强调,中央决定我去新疆,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战略地位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加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个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还说我熟悉华北,也了解东北,下一步再把新疆的情况摸清楚,可以更好地给中央出主意,提建议。
我向总理表示: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尽自己的力量做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局又开了3天新疆工作会议,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
杨勇休息了一会,才缓缓地说:6月1日的会议是总理主持的。总理那天的讲话是给新疆的同志敲警钟。总理讲:“9•13”事件以来,至今快两年了,林彪的幽灵还在新疆游来游去。苏军几十个师摆在新疆当面,我们自己的同志没有忧患意识,还在那里打内战。主席讲,新疆要准备打仗,要准备独立作战、长期作战,需要个老将去改变这种情况,把大局稳定下来。中央决定,杨勇同志去新疆工作,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同志就不回沈阳了,会后同大家一起去新疆。
第2天、第3天的会议上,叶帅和先念同志都讲了话。主要精神和总理讲的一样,都是强调加强团结、准备打仗。
新疆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理又把我留下,进一步向我讲了新疆的形势和领导干部的情况。总理再次嘱咐我: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要求我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就好办。再就是要搞好战备,军队的事情主要由我管,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搞战备,新疆要立足自力更生,独立作战。天山是新疆坚持长期作战的依托,要下决心经营天山,搞活天山。总理特别提醒我,要对新疆情况的复杂性和工作的难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是个多事的地方,不容易搞。老实讲,现在让我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总理指示我到新疆后要特别小心,要多听少说,不要随便表态。
总理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我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同志,于6月4日分乘两架专机飞抵乌鲁木齐。机舱里人不多,说话的人更少。几个大烟枪吞云吐雾,沉思不语,都在回味总理、叶帅和先念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大家意识到,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对新疆的形势是很不放心的。也知道总理找我谈过两次,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他们不好问,我也不便讲,于是机舱里的气氛更沉闷了。
同机的人大部分都抽烟,我因肺气肿严重,平时尽量控制吸烟,但看到周围香烟环绕,烟瘾也被诱发了,几次想伸手摸烟,几次又把手缩了回来,最后还是烟瘾占了上风。抽烟时我想到埃及总统纳塞尔戒烟时说的话。纳塞尔说过,戒烟像和情人诀别一样艰难痛苦。我没有和情人诀别的痛苦经历,但有戒烟的艰难体会。杨勇说完自己也笑了。
杨勇有所感悟地说:人要克服不良嗜好,是需要责任心鞭策的。想到总理嘱咐我戒烟时的语气和眼神,一路上我没有再抽第二支。我再一次提醒自己,去新疆是准备打仗的,身体是打仗的本钱,身体垮了还打什么仗呀!
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蓝天无涯,白云缥缈,杨勇心里却轻松不起来。
杨勇回忆说:总理6月1日讲话时,他被会场所有人的目光罩住了。目光中传递出不同心态,有人热情,有人冷淡,也有人将信将疑。
总理的讲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杨勇此去,是要改变新疆局面的。想到这里,我的心头压力陡增。联想到后来总理向我谈到新疆的形势和干部的复杂情况,我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工作环境中,我要挑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飞机落地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
杨勇告诉李宣化:本来去新疆就有压力,总理同我谈话后压力更大了。总理说,让他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我去了能搞好吗?过去打仗,再难缠的敌人也没有让我失眠,那几个晚上还真是没睡好。
杨勇在深沉的缅怀中,结束了周恩来同他几次谈话的回忆,满怀希望地对李宣化说:总理当年这些谈话,现在仍有很强的指导性,好好领会精神实质,对你开展工作是有好处的。
半个小时到了,杨勇握住李宣化的手说:宣化同志,你是个老宣传干部,新疆部队的好典型多得很,要好好宣传。特别是高原边防上的同志,吃不饱氧气,吃不上青菜,连稀饭也煮不熟,用牺牲健康守边卡,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精神。
这天下午的谈话,像一台无形的导航罗盘,始终指引着李宣化在新疆工作的方向。5年之后,乌鲁木齐军区同兰州军区合并,李宣化升任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深有感触地说:“在新疆工作,就像在天山公路上行车,方向盘把不稳,肯定要出事。是杨司令的告诫,我才在复杂的局势中没有迷茫。”
其实,杨勇对去新疆工作干部的嘱托,何止李宣化一个人!刘震、吴克华、肖全夫、谭友林、谭善和、刘海清等同志到乌鲁木齐军区工作时,都从杨勇那里知道了当年周恩来对新疆工作指示的主要精神。这些精神像优质遗传基因一样,让新疆后来的领导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