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兵团是稳定新疆的“底盘”,兵团体制可以改变,新疆的军事力量只能加强。
1975年,杨勇的心境处在欣慰与遗憾的交织之中。
杨勇高兴地看到,由于毛泽东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决定在周恩来生病期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新组成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国家和军队的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看到太阳正在驱赶乌云,共和国的天空露出曙光,杨勇的喜悦溢于言表,身体健康也有好转。在深入边防部队、大力推进战备工作的同时,还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以很大的精力指导军区部队的作风整顿和精简整编工作。但是,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变的问题被重新提起时,杨勇犯难了。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根据毛泽东屯垦戍边的命令,于1954年抽调解放军1兵团、22兵团和民族军的10个建制师与新疆军区后勤部下属生产部队组建的。这支由王震首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生产部队,按师、团(场)、营、连序列编成,是一支不拿枪的准军事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中,主要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营连干部和第一代屯垦主力,都是脱下军装的老战士。这支庞大的屯垦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逊于任何一支拿枪的部队。
生产建设兵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高度重视。成百个团场,几千个连队,上百万员工,在大漠戈壁安营,在千里边境屯垦。他们用磨出厚茧的双手,在天山南北的广袤荒漠上托起了碧野绿洲,把亘古无人的原始大地变成了塞外江南。20多年的实践证明,已经发展到230多万人的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是新疆安内攘外的核心力量,更是开发建设的骨干力量,其组织模式、产业结构和历史贡献,可谓史无前例,世无伦比。
可是,这样一支重要的屯垦戍边部队,却在1975年逆势而退,被正式摆到解体的台面上。
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关于改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改变体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自治区党委对兵团的一元化领导。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两次讲话,用很大的篇幅强调加强团结,准备打仗。邓小平同叶剑英3次接见与会同志,闭口不谈兵团体制改变。杨勇从叶帅的讲话和邓小平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弦外之音。
3月25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
中央11号文件规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文件还对兵团系统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关系作了具体规定。同时明确,现役干部、现役部队划归新疆军区建制。
当时新疆尚未摆脱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对中央决定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深为忧虑,也不以为然。有的同志甚至埋怨杨勇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早在杨勇到新疆工作之前已经确定了。
1973年6月1日,杨勇第一次参加新疆领导层的会议,就碰到要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杨勇事前不了解详细情况,不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他知道改变兵团体制北京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改与不改相持不下,这次会议未作定论。
坚决反对撤销兵团的王震将军四处游说,慷慨陈词,痛斥撤销兵团的理由是自欺欺人。大声疾呼兵团体制改变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王震痛心疾首地对湖南老乡杨勇讲,"老毛子”快把爪子伸进来了,我们有些人还在那里喊撤兵团,这是爱国还是卖国。现在敌人的爪子不敢伸进来,就是因为兵团有几十个团场摆在将近2000公里的边境沿线,他们屯垦戍边,固守疆土,是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有人要挟中央,说什么兵团体制不变,自治区党委一元化领导落实不了。还说什么兵团与民争利的矛盾不解决,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实行一元化领导就非得把兵团撤掉?真是一派胡言!你看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王震再三叮嘱杨勇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告诉杨勇,新疆很多老同志是他带进去的,有些人被打成"走资派”,很多人靠边站,还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请杨勇关心这些老同志,早日给受迫害的同志落实政策。
王震是驰骋沙场的战将,又是敢于仗义执言的“谏将”。战争年代虽未与杨勇一起搭档,但彼此十分熟悉,感情也颇为投缘。王震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建者,与兵团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杨勇完全能理解老战友的心情,但一时不便表态,只好劝王震先不要急,看看中央最后怎么下决心。他去新疆后要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如征求意见,他会表明态度的。杨勇表示,新疆真要打仗,没有兵团支撑是不行的。
王震知道杨勇处事沉稳,是个不见鬼子不拉弦的人,有这个态度已经很不错了,故未再过多强求。不料拔脚走人时却扔下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喽!”
好一个“好汉不提当年勇!”杨勇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便笑着说:你王胡子的激将法不灵喽!”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杨勇到新疆后,利用勘察地形的机会,先后在伊犁、奎屯、石河子、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接触了农垦师的领导同志,又同生产建设兵团两位熟悉的副师长作了深入交谈,这才发现问题的实质不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落实。兵团对自治区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自治区的指不是认真贯彻的。与民争利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只是个别单位,多数团场不但不与民争利,有的还让利于民。靠近边境地区的团场,每年都会帮助群众代灌、代耕、代种、代收,引导群众科学种田,科学管理,很受当地群众欢迎。问题的根子是兵团领导班子观点对立,对下没有威信,对上不讲真话,管理工作与生产建设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杨勇多次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张竭诚交换意见。张竭诚被搅得焦头烂额,也表示了惹不起和尚先拆庙的赞成态度。
在杨勇眼里,张竭诚是个很精明'的领导干部。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到长征北上打日本,张竭诚以智勇兼备为上下称道。这个抗美援朝战场上39军117师的师长,指挥该师参加了中朝两军对联合国军的全部战役,还创造了全师一次歼灭美伪军最多的战例。张竭诚的能力,得到包括杨勇在内的历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欣赏。“文革”中兵团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是周恩来点将,让张竭诚到兵团治理乱象的。张竭诚外圆内方,把机关几个闹腾得最厉害的骨干分子加官晋爵,交流到远离乌鲁木齐的单位去了。这一招釜底抽薪,虽说减少了派性对领导班子的干扰,但还是没有解决内斗不休的问题。
林彪折戟沉沙后,张竭诚正准备再整旗鼓,收拾乱局,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却多次建议中央撤销兵团建制,划归自治区一元化领导。张竭诚从民族团结大局出发,投鼠忌器,很想作为又难以作为,情绪难免受到影响。
1974年8月,杨勇再次和张竭诚交换兵团体制改革的意见,弓长竭诚不无忧虑地说:“新疆内忧外患并存,正当多事之秋,撤销兵团还得三思而行,撤销容易恢复难啊!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看看中央怎么定吧!”
杨勇知道这是张竭诚的心里话,也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考虑到新疆领导层的复杂性,还是对张竭诚说:“你的难处我知道,但不能因为难就往后退。现在稳定压倒一切,我们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只要你们头上还顶着‘兵团’这顶帽子,对内对外还是有威慑力的。”
杨勇不完全清楚,撤销兵团这件事从林彪摔死不久就提出来了。但在1973年6月初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之后,没有人再就这个问题同杨勇深入交换过意见。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以两个党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正式要求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将其划归自治区领导。要求会签的报告摆在杨勇的办公桌上,自治区承办人员多次催问会签的情况。杨勇苦思冥想,别无良策,只好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了圈。那一刻,杨勇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知道,这个被自己拖了快两年的违心报告,一旦被中央批准,必然会将“戍边”重任从230多万屯垦战士的思想上解除掉。
杨勇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便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要求撤销兵团的人身份特殊啊!
在杨勇看来,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不符合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杨勇明白,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底盘n。兵团稳则新疆稳,兵团乱则新疆乱。为了防止兵团职工人心涣散,杨勇在多种场合充分肯定兵团的作用。1975年4月14日,杨勇在农9师再次强调:“兵团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成绩是主要的,是大的,工农业都占全疆的三分之一。新疆能有现在的局面,是同兵团分不开的。1962年伊塔事件后局势能很快稳定下来,也是靠的兵团。”
杨勇的讲话犹如一股春风,给天山南北的屯垦战士送去了温暖,大家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杨勇后来说,他的这个讲话既是给下边听的,也是给上边听的,还是对一个多月前中央撤销兵团那个文件的表态。杨勇认为,因为一两个人而否定一个单位,甚至否定一段历史,这不是唯物史观。兵团20年的辉煌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兵团撤销,新疆的军事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作为新疆战区的最高司令官,杨勇必须从打仗考虑,为新疆的安危负责。
杨勇全局在胸,料远若近。两年多前,他对改革兵团体制虽未置可否,但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1975年1月,杨勇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把自己的担心和建议向叶帅汇报。叶帅告诉杨勇,兵团体制改革的事虽然定了,但新疆的军事力量不能削弱,兵团的现役部队和干部全部收回军区。回到乌鲁木齐,杨勇立即要求司令部拿出具体方案,准备接收生产兵团的现役部队和现役干部。
1975年7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整顿的要求,全军各大单位的员额都有减少,唯独新疆军区的员额略有增加。军区根据军委总部的命令,在生产建设兵团现役部队的基础上,新组建了13个边防团和1个边防独立营。后来又组建了东疆军区和3个守备师、两个守备团。还在兵团农垦师编配了现役武装部,加强对兵团武装基干民兵的训练和管理,保证这支准军事部队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杨勇失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杨勇庆幸,新疆军区的军事实力增强了。
1977年8月,兵团撤销刚满两年,国防部粟裕副部长到新疆视察,专门就兵团撤销的利弊进行调查。8月6日,粟裕听了新疆军区关于兵团撤销后的情况汇报。之后王震两次到新疆调研,对兵团撤销后的屯垦工作提出了批评。
1981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1月21日,叶城县发生了动乱事件;5月27日,伽师县发生了反革命武装暴乱;10月30日,喀什发生了动乱事件。
王震将军站在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预见到新疆潜伏的动乱因素。1981年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第二天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之后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又于8月亲临新疆视察。在农垦新城石河子,邓小平一言九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是年10月,邓小平同王恩茂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I2月3日,中央〔1981〕45号文件下达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1982年6月1日,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会讲话庆贺。
1982年10月,兵团农1师首任师长,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任晨去医院探望杨勇。杨勇握着任晨的手说:“兵团的弯路,是我们国家弯路的缩影。因人废言,因人废事,这个教训不汲取,国家还得走弯路啊!我投鼠忌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责任、有教训的!”
杨勇的胸怀是坦荡的,杨勇的策略是明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非是真正的智者。弯路,是历史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历史最终会回归正道。
杨勇看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归正道的这一天。否定兵团历史的非议被历史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