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贺龙斩断绞索，谭友林绝望中迎来曙光

　　邱云的命运，是从认识谭友林改变的。谭友林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谭友林的命运，是从认识贺龙改变的。他是贺龙从大刀下亲手解救出来的红军战士。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奉命转移到敌对势力较为薄弱的洪湖地区。他们先在荆江两岸组织“年关暴动”，健全党的组织;后在江陵、石首、监利地区发动群众，拉起队伍，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星星之火，照亮了江陵县熊家河谭家巷一个少年的心。渴望改变命运的儿童团团长谭友林，从即将没顶的穷苦泥沼中爬出来，在黑夜中追逐光明。他跟着前方的火炬，在家乡白沙湖的秘密仪式中，宣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踏上了出生入死的革命道路。这一年谭友林14岁。

　　1930年12月，刚刚入团两个多月的谭友林，被党组织选送进石首县焦山河湘鄂西赤色军政干部学校培训。校领导和教员多数是留苏回来的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指挥员。同期入校的300多名学员，在简陋的环境里接受正规而近乎严酷的军政训练。

　　六个多月下来，30多名学员因不堪吃苦而开了小差，身体单薄的谭友林却在两次动摇中战胜怯懦，闯过难关，坚持到毕业分配。经过正规训练，熟读“四书五经”的谭友林，不仅掌握了红军战士应当具备的基本军事技能，脑子里也打下了共产主义ABC的烙印。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扛上比他个头还高的汉阳造，谭友林完成了由农家少年到革命军人的转变，成为湘鄂西特委警卫团的一名战士。

　　领到枪的当天晚上，谭友林好久睡不着。眼前总有母亲泪流满面的影子，耳边总有杀害革命群众的枪声。半年多过去了，尖厉的枪声仍然像锥子扎心。因为江陵区委书记刘肇三叛变，那一夜100多名革命者，就是在这尖厉的枪声中倒下的。谭友林虽然幸免于难，但也被列入缉捕的名单。

　　谭友林不能回家，更不甘束手就擒。投奔红军，拿起武器，报仇雪恨，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刚刚踏进红军队伍的谭友林，像所有红军新兵一样，高兴得枪不离手，曲不离口，整天乐呵呵的。他的最大愿望，就是看到敌人在他的枪声中一个一个倒下去。

　　谭友林还没有意识到，人生有些梦想的实现，是要经受艰难困苦磨炼的。当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当刺刀在白刃格斗中寒光闪闪的时候，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的考验随时都会降临到战士的头上。

　　谭友林和战友们的兴奋，很快就被反“围剿”的疲惫不堪和伤亡病痛替代了。艰苦斗争的摔打，恶劣环境的折磨，使身体痩弱的谭友林身长疥疮，双脚溃烂，连续发烧，长途行军时拼力挣扎，也很难跟上部队。

　　连长心疼地看着这个倔强而又咬牙坚持的小战士，实在爱莫能助。更让连长担心的是，部队昼夜和敌人周旋，再这样拖下去，无药可治的谭友林，说不定哪一天会永远站不起来了。连长苦口婆心地告诉谭友林，让他先回江陵家乡游击队打游击，过两年身体长结实了再回主力部队，还回他当连长的这个连。连长告诉谭友林，这是上级决定的。

　　刚刚扛枪不到半年的谭友林拗不过连长的再三劝导，只得服从命令，啪嗒啪嗒地淌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朝着家乡蹒跚而去。

　　一望无际的洪湖，烟波浩渺，飞鸥翩翩，渔舟在江面上荡漾，鱼凫在江水中嬉戏。倒映在水中的白云，使湖湾港汊呈现出水天一色的景象。谭友林无心瞥一眼湖光山色，几个硕大的问号在脑子里悬着:江陵游击队在哪里？游击队会不会拒绝我？谭友林步履蹒跚，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

　　谭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命运竟出现了转机。在监利县老街口的大堤坝上，他竟然同段德昌师长率领的红九师相遇。跟随段师长行动的师宣传科长王进前，正是谭友林在军政学校学习时的大队政委。那时王进前对这个训练刻苦、悟性过人、每次考核都名列前茅的学生就格外器重。突然发现皮包骨头、蓬头垢面的谭友林呆呆地站在堤上，王进前急忙走过去询问缘由。谭友林拉住王进前的手，抹了一把满脸的泪水说:“家乡那么多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没报仇就让我回去，我真想跳江算了！”说完死活也要跟着部队一起走。

　　随行医生给谭友林检查完伤病，对王科长说:是湿热症，能治好。王进前一听，便把谭友林留在宣传科当宣传员。心情沮丧的谭友林顿时像换了一个人，一瘸一拐的腿居然可以迈开步子，跟上队伍了。

　　谭友林在宣传科的任务是印标语、贴标语，工作强度不大，再加上涂药服药，身体逐渐康复。师参谋处的樊哲祥见谭友林聪明伶俐，上过几年私塾，字写得不错，又从军校毕业，缠着宣传科把谭友林要到司令部当油印员。更让谭友林高兴的是，过了不久，他还见到了钦仰已久的红三军军长贺龙。

　　谭友林是在贺龙率领红三军强攻郝穴镇的途中看到贺龙的。乍一见面，贺龙便喜欢上了这个机灵的小战士。那天贺龙兴致很高，得知谭友林的家乡离郝穴镇不远，还答应打下郝穴镇让谭友林回家看望母亲和妹妹。贺龙询问了谭友林参加红军前后的情况，直夸谭友林是个好娃子。在几个警卫员和周围干部战士的鼓动下，爱兵如子的贺龙还与谭友林掰手腕，比手劲。70多年后，谭友林追忆当年的情景，仍然眼眶发湿。

　　谭友林那时并不清楚，继邓中夏之后，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的“钦差大臣”夏曦，比邓中夏还“左”。夏曦以中央分局书记和肃反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苏区党内和红军中大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夏曦和他领导的肃反委员会疑神疑鬼，刀起刀落，说杀谁就杀谁。从1932年4月至1934年6月，夏曦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进行的四次“肃反”，数万名红军将士无辜被杀，包括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唐赤英、孙德清、柳克明等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在内的100余名师以上干部亦惨遭屠戮。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5万多人马锐减到4000余人。

　　红三军甚至出现了枪比人多的现象。

　　几十年后，谭友林回忆那个颠倒是非、株连无辜的多事之秋，常常怆然泪下。谭友林终生记得，湘鄂西苏区功勋卓著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就是在1933年5月10日被夏曦杀害的。29岁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临死时，叮咛行刑人不要用枪打死他，用石头把他砸死，省下子弹打敌人。毛泽东得知段德昌被错杀的消息后，多次为这个军事英才惋惜。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听彭德怀和徐立清汇报，话题转到段德昌时，仍难抑悲痛，激动得两眼滴泪，汇报不得不改日进行。

　　幸免于难的红军指战员中，9岁的“改组派”谭友林，是被贺龙从夏曦特务队的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在这之前，谭友林日日夜夜都被阴森森的刀影笼罩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夏曦杀人杀红眼的时候，红九师鲁易、刘赤光、吴瑞卿三位政治部主任都被作为“改组派”先后秘密杀害。谭友林因为相继给三位主任当过警卫员，无疑也是一个“改组派”。否则，三个“改组派”主任怎么都选他当警卫员？1932年年底，谭友林被特务队抓起来了。

　　红九师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保卫局局长江琦，是夏曦翦除异己的冷酷杀手，也是夏曦在红九师实行红色恐怖的主要帮凶。江琦本是敌人潜入夏曦身边的特务，其真实身份败露后，关押期间半夜逃跑，被看守战士在追捕中击毙。江琦死后，他无以复加的杀人恶名，成为湘鄂西老百姓吓唬孩子的厉鬼。

　　江琦为从谭友林口中掏出更多“改组派”名单，动用了所有酷刑。在雨点般的皮鞭抽打下，在悬空夹板的拽拉下，谭友林皮开肉绽，气若游丝。谭友林被连日连夜的酷刑折磨得不省人事，口鼻冒血，耳朵失聪，但他始终不招不供。即使清醒的时候，他一片茫然的脑子里也只有贺龙、段德昌和三位政治部主任的音容笑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首长、这么多的战友会被枪决，会被砍头，甚至会被乱石活活砸死？30多年后，当湘鄂西苏区“肃反”的悲剧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演的时候，身陷囹圄的谭友林并没有绝望。他有过死而复生的经历，他坚信黑夜再长也挡不住雄鸡报晓，黑云再厚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

　　谭友林被江琦折磨得死去活来。江琦见谭友林宁死不招，便把他和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拴在一根麻绳上，由担负行刑任务的特务队四个战士牵着行军。特务队战士的四支步枪和四条几十斤重的米袋子，被他俩分别扛在身上，在看押战士的呵骂与鞭笞中，一拐一瘸地朝前挪着。途中休息时两个人每次都会栽倒在地，部队出发时才会摇摇晃晃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挪开步子。每顿饭他们只有两个生白薯，看到战士们吃白米饭，他俩分不清嘴里咽下去的是唾液还是泪水。那一刻，冲过去抢饭的念头，像一把烈火在他们心头燃烧。

　　人是饮食男女，都有七情六欲。人类最难抗拒的是饥饿时求食的欲望，干渴时求水的欲望。有时候在求食求水欲望的驱使下，人连生死也会置之不顾。被饥饿折磨得站不稳的谭友林和花娃早已丧失了冲过去抢饭的体力。部队埋锅造饭时，他俩常常眼前发黑，栽倒在地，苏醒后抓起扔在面前的生白薯，连泥土也顾不上擦，几大口吞进肚子，之后又被羁押上路，艰难地朝前走着。求生的本能和求食的欲望超越了生命极限。他俩要求自己必须活下去，咬碎牙也要活下去，等待时机，一跑了之。

　　谭友林和花娃想错了。

　　红三军转战鄂豫陕川的7000里长途中，江琦感到谭友林和花娃已成为累赘，顿起杀机，打算把两个人就地解决。为了不惊动敌人，也为了节约子弹，特务队在夜间用石头把花娃活活砸死了。听到大石头砸在花娃脑袋上的几声闷响，谭友林觉得自己的脑袋也裂开了。那一刻，想到花娃饿得大口大口吐黄水，想到自己和花娃互相擦眼泪，想到连母亲和小妹都见不上了，谭友林禁不住失声痛哭。他闭上眼睛，紧紧靠着花娃的尸体坐下，抓住花娃还没有僵硬的手臂，只等着大石头向头上砸来。

　　谭友林没有马上被石头砸死。特务队的战士把他从地上揪起来，把四支步枪和四条米袋全挂在他身上，边推边说:“现在正爬山，你得替我们把枪扛上，下了野山关再让你脑袋搬家!”

　　天刚放亮，橘红的霞云就在野山关前的狮子坪上辉映。进入巴东境内的红军将士虽然衣衫褴褛，面如菜色，情绪却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里距潜江的鹤峰游击区不远了。谭友林心头刚刚泛起一丝兴奋，眨眼间却消失殆尽。他顿时明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冉冉升起的朝阳。因为他同时看到，特务队一名战士手里那把寒光闪闪的砍头大刀，正在几步开外晃来晃去。

　　听到押他的战士窃窃私语，谭友林再次闭上眼睛。但他还是不想死！他是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才当红军的啊！他不能白白死在自己人的大刀下，要死也要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

　　大刀还没有来得及砍谭友林的脑袋，队伍突然停下来了，战士们纷纷议论：军长来啦！军长来啦！

　　谭友林睁眼一看，贺龙军长正迎着他大步走来。

　　贺龙没有想到，翻过野山关第一眼看到的，竟是那个一年前同他掰过手腕的小战士谭友林。

　　看到贺龙向自己走来，谭友林像噩梦初醒，两腿发软，一头栽倒放声大哭。身下积雪未化，四野冷气逼人，严寒透过裸露的肢体和溃烂的双脚，把谭友林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的心头却腾起一阵又一阵的热浪。谭友林知道，他有救了。

　　被麻绳捆着双手的谭友林，一路饱受摧残，在绝望中几次想跳江寻死。肮脏单薄的灰军装像披在身上的破蓑衣，衣洞中露出被打后留在皮肤上的紫瘢和伤疤。没有帽子的光头顶着雪花，冻得肿起来的双脚红中发紫。

　　贺龙看到去年活蹦乱跳的谭友林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双眉拧成疙瘩。他问旁边押解的战士:“他犯了什么错误?”

　　“‘改组派’！”战士回答。

　　贺龙听罢，气得手发抖。他拿烟斗指着谭友林说:“一个洪湖边上的小娃子，知道什么叫‘改组派'”接着大吼一声，“马上把他放了，我作保！”

　　同贺龙并肩而立的关向应政委也跟着说:“他当油印员时就是模范团员，鲁易选他去当警卫员，人家还不放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见军长发火，政委说情，也来不及向走在后面的夏曦报告，只得先把谭友林放了。

　　贺龙担心夜长梦多，又见谭友林伤势较重，坚持走路十分困难，便让警卫员把他绑在马上，驮到山下交通站，托给一家可靠群众，照顾谭友林好好养伤。临走时警卫员从马褡子里掏出一套旧军装，一顶旧军帽，递到谭友林手里，很郑重地说：“军长讲，红军战士不能像个叫花子！

　　等到部队回到湘西桑植时，年关将近。贺龙惦记着在老乡家里养伤的谭友林，思来想去老是放心不下，便托人把谭友林接到军部养伤，身体恢复后，又将他留在军部当油印员。

　　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谭友林却是个没有想过当将军的好士兵。他到红军学校上学前，一心想的是让母亲、妹妹和村子里的穷人不愁吃，不愁穿，有田种，有房住，更多的革命道理是当红军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天天都能见到贺龙军长，经常还能听到贺龙军长和其他首长的谈话，高兴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谭友林早听说过，贺龙在国民党军队中官至军长，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中当过总指挥。目睹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打仗沉着坚毅，待人亲切随和，生活不计咸淡，谭友林深受感染。他告诫自己:要像贺龙这样做人，要像贺龙这样做事。后来的谭友林，就是踩着贺龙的脚印，由士兵成长为将军，由普通战士成长为传奇战士的。

　　从洪湖边上掰手腕那一刻起，贺龙军长就喜欢谭友林的聪敏机灵，更喜欢他的倔强刚毅，觉得他是一块当红军的好料子。贺龙没有想到，这块红军的好料子，后来却成为他麾下的一员爱将，成为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都信任有加的耀眼将星。

　　在桑植军部当油印员时，贺龙曾经对谭友林说过:“红军是为穷人流血汗，国军是为富人流血汗。天下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别看红军现在人少势单，总有一天，为穷人流血汗的红军，会打败为富人流血汗的国军。”贺老总用通俗生动的话，说明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这些话谭友林领悟了一辈子，实践了一辈子。谭友林曾在一首顺口溜中写道:“扛枪为穷人，死了也光荣。扛枪为富人，活着不如熊。”

　　谭友林天资过人，博文强记，虽性格耿介，不善言词，但不怕困难，

　　做事踏实，乐于助人，人品和能力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

　　艰难困苦，玉汝予成。由于给红九师三任政治部主任当过警卫员，在红三军军部当过油印员、政治部青年干事，又在红二军团政治部巡视员、独立营政治委员岗位上历练有成，1935年1月，谭友林被任命为由独立营扩编成的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

　　谭友林的戎马生涯掀开了新的一页。

　　1935年3月，红六师攻打高粱坪，敌军负隅顽抗，红军久攻不克。担任战勤任务的十七团政委谭友林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参与攻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慎重研究后，同意谭友林的请战要求，并向他交代了具体打法。

　　谭友林受命离开后，任弼时对大家说:“这个谭友林我找他谈过两次了，小伙子有点文化，读过《孙子兵法》，脑子开窍，身先士卒，在部队有号召力，我看是个可以委以重任的料子。”

　　后来贺老总曾问谭友林，在哪里读的《孙子兵法》？谭友林笑着道出来由，是在红九师政治部当警卫员时鲁易主任教他的。他告诉贺老总，古人用兵的三十六计他也会背，这更增加了贺龙对谭友林的偏爱。

　　任弼时不愧是党中央派来的伯乐，谭友林这匹千里马被他相中了。十七团利用夜幕投入战斗，谭友林和团长李吉宇指挥部队突然出击，抵近分割，各个围歼，高粱坪敌军阵地很快被红军攻克。

　　为了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十七团乘胜追击了100多里，先后击溃了敌人两个保安团。还配合兄弟部队，重创敌军两个增援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新战士的大刀、梭镖全部换成长枪短枪。轻重机枪按编配发后还有富余。

　　战后军团领导问谭友林，刚刚组建的部队，新成分那么多，怎么敢打攻坚战呢？谭友林笑眯眯地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十七团是独立营扩编的，从到独立营当政委开始，我就严训严管严罚干部，这一仗真正顶用的是这些人。”

　　贺老总听完笑了：有几招！不过带兵之道要宽严相济，奖惩结合，切莫严过头啊！”

　　坐在一旁的任弼时政委接过贺老总的话:“讲得好！抓住干部，赏罚有法，奖惩有度，士兵就有了‘准星’。慈不掌兵，恩威并重，那是古训。我们红军巩固部队，还得靠官兵平等，靠阶级觉悟，靠革命纪律。”

　　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谈话。一位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一位是中央派来的政治局委员，两人虽然讲得不多，但句句切中要害，内容贯通古今，让初战告捷的年轻团政委反躬汗颜。

　　在两位首长的教诲下，谭友林茅塞顿开。他举一反三、不断领悟，带兵打仗的能力提高很快，成为红二军团师团指挥员中一颗脱颖而出的新星。

　　蒋介石用“围剿”给红军上课，红军用反“围剿”回敬蒋介石，仗越打越激烈。谭友林很快从频繁激烈的战斗中明白：战争，是播种死亡的机器。战场上的每一次枪炮声，都可能是对生命的终极宣判。生与死同胜利与失败一样，是战争的永恒主题。随时将会在战场上倒下，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后选择。

　　在散发着血腥味的战场上，谭友林勇往直前，在与死神的较量中屡屡胜出。然而在天天都要打仗的日子里，敌人的子弹终于找到了向谭友林复仇的机会。

　　1935年4月，谭友林与团长李吉宇率领十七团，参加红六师与敌军陶广纵队在塔卧地区的激烈战斗。谭友林在瓦解敌军喊话时，右臂被两颗子弹击中，其中一颗贯穿手臂，另一颗击碎手掌骨头。击碎手掌的弹丸紧贴动脉大血管，嵌在手臂中部。血流如注的谭友林，不顾李吉宇团长的劝阻，让卫生员简单包扎后坚守指挥位置，一直支撑到塔卧战斗的最后胜利。

　　谭友林的伤情让转战中的军团首长焦虑。做手术没有条件，万一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不做手术伤口感染，胳膊可能保不住。军团首长和随军医生陷入两难之中。

　　谭友林瞪着眼对医生吼:“不做手术！保不住右胳膊还有左胳膊，做手术弄不好连命都丢了，我还怎么革命?”

　　受伤的谭友林服从军团首长的安排，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移到桑植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任政治教导员。贺龙、任弼时这样安排，是想让这头受伤的狮子，在听不到搏杀声的地方安心养伤，重振雄风。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回到桑植根据地，谭友林心情悲壮，对自己离开战友、离开战场惆怅不已，时不时地借用古人诗词抒发胸臆。

　　为了能继续带兵打仗，谭友林决心拿受伤的右臂赌一把。伤口剧烈疼痛，冷汗浸湿衣衫，谭友林咬着一团纱布，不声不响，坚持每天换药。谭友林明白，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战死沙场，但在这一天未到来之前，他必须活下去，也坚信一定能活下去。因为他的脐带连接着红二军团，连接着他亲手创建的红六师十七团。

　　谭友林赌赢了。贯穿右臂的伤口在顽强生命力的抗争中渐渐长出了肉芽。右手臂关节的弹丸伤口虽然久治不愈，每天都会流出半杯脓水，但钻心的疼痛有所缓解。

　　渴望重回战场的谭友林，听不到冲锋号，听不到廝杀声，日夜焦躁不安。有几天，他甚至动了自己找部队的念头。谭友林上书军团首长，请求立即归队，越快越好。

　　谭友林没有料到，在你死我活的敌我较量中，军团首长已经为他准备了一副更重的担子。

　　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让动用百万大军一路围追堵截，务必置中央红军于死地的蒋介石捶胸顿足，气急败坏。蒋介石震怒拍案，阴沉着脸对他的将军们说:“毛泽东漏网了，不能让张国焘、贺龙跑掉了！”国民党10多个团的兵力，加紧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为突出重围，新组建了红五师、红六师两个师部和五个团。在贺龙、任弼时的举荐下，贺炳炎被任命为红五师师长，谭友林被任命为红五师政委。

　　谭友林的指挥位置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这一年，他还不满20岁。

　　谭友林这个咋看咋像儿童团团长的师政委，与虎头虎脑的师长贺炳炎，率领红五师踏上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万里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