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参加生产整风，谭友林的信念更加坚定
邱云没有想错。1941年春天，谭友林确实到了延安。在这之前，谭友林一直在豫东大地上与敌人廝杀。只有躺进延安的窑洞里，身心疲惫的谭友林才真正松弛下来。
谭友林后来用两句话概括延安的生活：白天搞运动，晚上想战友。至于想哪些战友，谭友林没有明说。他不愿意把内心儿女情长的秘密向人展示，也不想让沙市码头的吻别分散他参加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精力。
谭友林一直认为，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是孕育延安精神的母体，是中共光辉历史彩练上两颗璀璨绚烂的明珠。生产运动为延安人强筋壮骨，整风运动为延安人坚定方向。谭友林有幸成为两大运动的亲历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以其主要力量，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同时对国民党实行分化诱降。受此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把“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这时候国民党即将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箭在弦上。
为配合其反共政策需要，国民党加强对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其中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即达30多万。蒋介石还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挑起的摩擦事件就达几十起。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1941年边区财政亏空高达567.2万余元。
60多年后的秋天，谭友林同几位在301医院住院的老战友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异口同声地认为:生产运动是被蒋介石“困死延安”的阴谋逼出来的;整风运动是被脱离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逼出来的。
谭友林曾回忆，1941年4月刚到延安时，生活的艰苦程度是他想象不到的。军事高干队成立之初，学员们没准备自己起火，都在食堂吃大锅饭。虽说这些高级指挥员都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也是30左右的小伙子，个个胃口好，饭量大。因为吃的是带糠小米，喝的是清汤盐水，一个月吃不到几片肉，见不到几滴油，大多数人整天饥肠辘辘。每次不到开饭时间，学员们已迫不及待地站到厨房外面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固然有心照顾大家，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奈之下，杨勇鼓动谭友林给贺老总写信，派人到一二〇师“化缘”。贺龙接到谭友林和杨勇的联名信，在物资同样短缺的情况下慷慨解囊，筹措了一批食品和杂货驮回延安，这才解了军事高干队的燃眉之急。
谭友林出身农家，是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农民，耕种锄耙几乎是他与生倶有的长处。可是毕竟十多年不干农活了，使用农具很不顺手，加上延安是旱田，气候和江陵也不一样，谭友林虽然没少下功夫，当年的收成却不长脸。不少学员和谭友林一样，也是白忙活了大半年。有几个人一恼火，索性把地里正长的秧秧苗苗全薅了。
军事高干队一合并到中央党校，谭友林便着手经营自己的“自留地”。党校领导考虑一部学员都是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年龄偏大，身体较差，很多人身上都有战伤，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比较轻。规定除了量力参加农忙季节的集体劳动外，主要是分散种植南瓜、番瓜和扫把草。南瓜、番瓜人畜共享，既是蔬菜又是饲料;扫把草草籽是优质饲料，草秆是扎扫把的好材料，并规定两种饲料每人交公任务不超过100斤。
党校窑洞附近的土地，无论大块小块，早已被先期进校的学员瓜分殆尽，后来的学员只有到较远的地方找地。谭友林把近处的小块熟地让给邵式平、陈奇涵等老大哥，自己在窑洞后坡上方开了三分左右荒地，开始了连续四年的精耕细作。谭友林不光按规定种了饲料和扫把草，还把余下的地划分成小畦，分别栽种了土豆、萝卜、豇豆、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等十余种蔬菜。蔬菜出苗之后，谭友林每天都会到菜园子转悠，神情专注得像助产士等待婴儿的降临。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因为生荒地缺肥料，地力薄，谭友林请教农民和有经验的老同志，在下种前把功夫花在厚施底肥上。
谭友林发现延安毛驴多，来延安的农民六七成人是骑驴进城的，便打起了捡驴粪蛋的主意。入冬前谭友林专门购置了粪筐、扁担，准备星期天同警卫员外出捡驴粪。结果连续几个星期天也没捡到几筐，不是没有驴粪，是捡的人太多，有时候简直是抢粪。有一天，谭友林看到赶路的毛驴刚把粪便拉下，正要上前去捡，突然从路旁冒出两个女学员，直奔驴粪而去。原来她们藏在附近等着捡粪。自这以后谭友林不再挑着筐子捡粪，而是准备一块包揪皮，出门时缠在衣服下面，见到粪便时包着兜回来。这个土办法被大家借鉴过去以后，大路上就很少能捡到驴粪蛋了。谭友林一不做二不休，后来几个星期天，索性挑起粪筐追羊群，从几十里路外挑回好几挑子羊粪。
延安天气干燥，为保证“自留地”的墒情，开春后谭友林又买了一对水桶，利用晚上挑水浇地。下种以后，出土的菜秧子从没打过蔫儿。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谭友林不缺肥不缺水的“自留地”里，长出了让人馋涎欲滴的蔬菜。黄瓜、青辣、番茄、萝卜等可以生吃的蔬菜，不等谭友林自己吃，早被人下手摘掉了。谭友林讲起这段经历时笑呵呵地说，那时候生活清苦，学员里的盗食“贼”可不老少，谁有好吃的东西，绝对逃不出大家的眼睛。谭友林也偷摘过别人地里的黄瓜，还挖过别人地里的土豆烧着吃。大家把这种做法叫做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的人高兴，被吃的人也不生气。
中央党校师生们用自力更生精神播种的作物，在汗水的浇灌下结出丰硕的成果。1944年底，党校全年生产的收入已占全校经费开支总额的74.6%。1945年初，党校基本实现了经费自给。谭友林也从1942年开始，连续被评为生产运动的先进分子。
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同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的行动，感染着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人。这些被老百姓称为“大官”的人，住窑洞，吃小米，穿补丁衣服，吸自制的土烟，与普通干部战士没有区别。“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出后，毛泽东于百忙中抽出时间，首先在杨家岭窑洞下面的山坡上开出一块地，亲自动手，种植蔬菜，精心管理。年近花甲的朱德从前线一回来，专程到南泥湾勘察，为三五九旅屯垦定点。后来又和勤务班开了三亩地，精耕细作，连年丰收，成为中央领导人中的生产模范。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人积极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被评为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谭友林目睹那个感人场景，鼓掌时连手都拍疼了。
将帅执戈，三军用命。杨家岭窑洞里的领导人，以他们率先垂范、甘苦与共的品格，影响着延安军民。蒋介石军事封锁、经济封锁、政治封锁的“三把铁锁”，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炼成一把看不见的螺丝刀，把延安党政军民紧紧地拧在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为共产党的执政，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蒋介石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84年夏初，谭友林重回延安时，又一次在魂牵梦萦的南泥湾纪念馆前驻足凝目，寻找记忆中的当年物景。
那是1943年的秋天，谭友林在青山滴翠、原野碧绿的南泥湾，见识了三五九旅纺线比赛的壮观场面。当时操场上整齐地摆了100多架纺车，每架纺车旁放着一把棉花捻子。旅部的男女干部和一部分家属、战士，盘腿坐在自己的纺车前，精神抖擞，摩拳擦掌。纺车之间纵横间隔相等，如同战车列阵。操场周围站满了前来参观的干部战士，连金盆湾附近的老乡也扶老携幼赶来看热闹。谭友林正望着面前的纺车阵势感叹，突然一声哨响，100多架纺车霎时间一起飞转，随之而起的嗡嗡响声，像平地卷起的风雷，蔚为壮观，令人震撼。
40多年过去后，谭友林走出南泥湾纪念馆时，当年纺车阵的轰鸣声依然在耳边回响。
谭友林告诉随行的同志，那时党校的生产任务是以支部为单位安排的。因为右手掌、右臂受过伤，摇纺车很吃力，他便加班加点，为其他同志搓捻子，尽自己努力帮助党支部完成任务。有不少同志还学会了织布、缝衣、做鞋、搓毛线、织毛衣。那时候延安的男同志除了不会生孩子，没有做不了的事情。党校三部的知识分子编打油诗说:“延安有个宝塔山，山下男人赛神仙。除了不会生孩子，不愁吃喝不愁穿。”弄得女同志哭笑不得。党校的男学员找外校的女青年交朋友，常常被对方用这几句顺口溜戏谑。谑而不虐，恋爱照谈，党校男学员的脸皮厚着呢。
如果说大生产运动让谭友林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顽强的生命力，那么整风运动则让谭友林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坚强的战斗力。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用运动的方式整顿党的作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整风运动结束。前后共分两期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谭友林参加了第二期整风运动的全过程。
由于全党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央党校，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特别重视。毛泽东不仅亲自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而且亲自在党校进行整风动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领导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大团结。回顾当年整风运动的情况，谭友林曾不止一次地坦言，如果没有整风运动，全党的思想不会统一，不光“七大”开不好，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可能还要推迟，甚至连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也要推迟。
谭友林的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的错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也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皖南事变”的发生，更加深刻地暴露出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当然，那时的谭友林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全面认识。但是，学员中对一些是非认识不统一，谭友林是有感觉的。
长征结束以后，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还没有来得及清算，党校学员中又吸收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段时间有些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
虽然王明的错误路线使白区损失了100%，使苏区丧失了90%，但全党对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认识并不统一，更没有认识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给党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严重危害。有些干部认为，这些恶果主要是共产国际指导错误造成的，是蒋介石反动派“围剿”造成的。还有的同志认为王明是党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王明每次作报告时听的人多，反响也很热烈。张国焘虽然早已当了叛徒，但红四方面军有的同志仍然认为，张国焘是被人逼走的，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接应和合作，中央红军很难走出困境。还有人说，张国焘的自尊心很强，到陕北后如果有职有权，他绝不会跑到蒋介石那里乞食去。
谭友林虽然觉得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但因不了解党内斗争特别是高层斗争的情况，加上理论水平低，有时候与意见不同的人争得脖子暴青筋，也不能说出充分的道理让别人服气。
整风运动为谭友林提供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机会。他把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翻来覆去地学了不下三遍，有的文件还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直到弄明白前一个文件，才去啃下一个文件。理论学习让谭友林掌握了解剖自己思想的武器，也掌握了批判错误思想的武器。
在整风运动中，谭友林不仅多次认真聆听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演讲，而且很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有一次彭真讲经验主义时举了个毛驴过河的例子，给谭友林留下很深的印象。彭真在讲课中说，一头驮盐的毛驴过河时，盐在深水中溶化了，毛驴越走越轻。后来毛驴驮着棉花过河，还朝水深的地方走，结果棉花被水浸透，毛驴越走越沉，最后陷在水里淹死了。彭真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应该犯蠢驴的错误，可有的人就是改不了，吃了亏不长记性，老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彭真的这个比喻，让谭友林终生受益。
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擅长用生动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一次作报告时说，学马列如果食洋不化，很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好比一个人吃牛肉，牛肉吃下去没有消化吸收，原样拉出来了，还是没有解决自己的营养缺乏问题。吃牛肉不一定要用洋人的刀叉，可以用牙齿咬，也可以用筷子夹，还可以用刀子剁，但都必须先弄熟。“熟”，就是要学明白。否则，就会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生吞活剥”要犯教条主义，“消化不良”也要犯教条主义。类似这种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常常能让谭友林举一反三，茅塞顿开。
谭友林曾回忆，整风运动中严肃活泼的党内民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既有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反省笔记、读书笔记，又有小组会、支部会、小漫谈会、大漫谈会、个别谈话与全校大会。还有学习墙报、学习通报。开会时大家自由报名发言，愿讲什么就讲什么，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被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上下谁也不觉得奇怪。也没有听说过被点名批评的中央领导同志给谁穿小鞋。
谭友林是王明路线的直接受害者，作为当年15岁的“改组派”，他亲身经历了夏曦在洪湖苏区推行的“肃反”运动。在那些杀人如麻不闻声的恐怖日子里，面对红九师段德昌师长和政治部三位主任被连续杀害，面对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被活活用石头砸死，谭友林一直认为肃反扩大化是夏曦等领导人为争权夺利、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造成的。整风运动中，谭友林终于弄清楚，王明错误的要害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问题不彻底纠正，王明垮台了，还会出现张明、李明。
信仰自觉的增强，使谭友林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他列举事实，写了两万多字的历史自传，对王明路线给洪湖苏区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深入的剖析批判，学员们听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有些女学员悲愤地流下眼泪。很多学员虽然从书本文件上看到王明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但缺乏直接感受。谭友林的批判和控诉，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同志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展讨论，纠正了一部分学员在整风中只讲理论，不联系实际的“客里空”现象。谭友林受到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彭真的表扬。这也是谭友林后来结婚时，彭真亲自操办的原
因之！^
整风运动中，谭友林也受到了同志们的严肃批评。原因是到延安以后，生活安静下来，吃饭穿衣讲究了，有时还出去下馆子，到理发店花钱理发;节假日外出时喜欢穿毛料衣服，穿皮鞋，穿皮夹克。有位同志尖锐地批评谭友林“不像工农干部，像个知识分子”。谭友林在自我批评中愧疚地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到陕北不愿再穿草鞋，实际上是忘记了草鞋同长征的密切关联。举世无双的长征奇迹，不就是靠穿着草鞋的铁脚板走出来的吗？“草鞋”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整风之后，谭友林不到城里理发了，皮夹克、皮鞋也很少穿了，夏秋季节，脚上再没离开过草鞋。
在历史自传中，谭友林回顾鄂西建党的情况，对带领学生游行请愿等不符合地下斗争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提他同邱云的关系。谭友林承认，按照整风的要求，他未讲这件事是不对的。但那不是对党不忠诚，而是担心没有征得邱云的同意，把他俩恋爱的事情抖出来是对邱云的不尊重。
谭友林没有讲同邱云的关系，让他有幸逃过一劫。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有的同志就是因为在地下工作期间谈恋爱而遭到审查。那段时间，康生主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让谭友林再次想起洪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心情十分沉重。他向上级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领导叮嘱他可以保留看法，但不要乱说。尽管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康生的错误，并向被整错的同志鞠躬道歉，但指导思想的后遗症却未能除根。晚年的谭友林认为，延安整风一边纠正“左”倾错误，一边又犯“左”倾错误，它不但表明党内的教条主义根子没有挖断，也有中国传统的人治基因作怪，党内民主的缺失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越搞越“左”。“文化大革
命”所造成的十年动乱，就是“左”倾错误登峰造极的必然恶果。
延安整风运动能在谭友林脑子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既有他个人联系实际、刻苦学习的原因，也有先进榜样给他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风急雨暴的运动中，每次遇到沟沟坎坎，他都会想到党校学员窦尚初和朱明。
窦尚初是1929年入伍、1930年入党的老同志，先在红四方面军红十师三十团任政委，之后在晋察冀三分区二十团任团长，是一员能攻能守的战将，也是一个向党要老婆、要职务的刺头。窦尚初要求领导给他发老婆，只要是女的就行。老婆要先忠于他，之后才是忠于党。更要命的是窦尚初这些胡说八道，不只是在私下讲，还在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上讲。
“黄克功事件”后窦尚初接受教训，言行有所收敛，但一到延安，旧病又复发了，仍然是满嘴跑火车，口无遮拦地乱讲一通。当时延安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有个城市女青年给男朋友写了一封信，最后一句话是“送你一个吻”，男朋友是工农干部，收到警卫员转交的信后，三番五次地追问警卫员“吻”在哪里？怀疑警卫员把女青年送给自己的“吻”偷吃了。窦尚初听到笑话后不仅没有笑，反而很气愤，感到这个笑话是对工农干部的羞辱，到处查问写信的女青年是谁？为什么要用“吻”难为工农干部？口口声声要把写信的女青年“吻”个够，让资产阶级小姐们知道，工农干部不是吃素的。
党校的学员们没有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整党中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把自己以往的丑事情旧思想全部在学员大会上抖搂出来让大家批判。他发言的最后一段话是:“不说对党不利的话，不做对党不利的事。无论什么时间、什么时候，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站在党的立场上作出选择。”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好同志，后来在旅长岗位上打仗牺牲了。窦尚初最后一段话，像永不消失的警钟，在谭友林耳边响了一辈子。
朱明和窦尚初不同，她给谭友林留下的印象是资产阶级大小姐背叛本阶级，成为共产党员后的义无反顾。
朱明是位大家闺秀，和邱云的长相很相似，谭友林见到朱明的第一面就印象很深。上大学时朱明随校迁入四川，后来受林伯渠的影响，1938年冲破重重障碍，由四川经汉中到了延安。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朱明长期认为，中国内乱的原因“是共产党与蒋介石争地盘，蒋介石是国家领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梁山好汉”。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用朱明自己的话说，她已经被完全赤化了，这是她心甘情愿的。因为她切切实实地知道了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朱明在入党宣誓后表示：“从现在起我会一步不落地跟着共产党，矢志不渝，直到生命的终点。”
朱明知道江青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污点，在延安时她以为中央了解江青。全国解放后她发现江青向党隐瞒了在上海的历史问题，未向丈夫林伯渠打招呼，直接匿名向党中央举报。江青得知有人匿名举报她的历史问题，勒令公安部一查到底。
朱明知道江青心狠手辣，又受毛泽东的偏爱，于是在林伯渠逝世后，清清醒醒地自杀了。一代才女用她的党性和节烈实践了她在延安的誓言。
延安时期的谭友林，总能从朱明身上看到邱云的影子，她相信邱云的党性、品貌和才华也绝不会比朱明逊色。上个世纪60年代，得知朱明不幸自杀的消息时，谭友林的伤感是难以遏制的。因为邱云仍然活在他心里。
谭友林永远都没能知道，当他在小沟坪中央党校看到朱明身影的时候，邱云就在东二十里铺的边区医院。同在一个延安城，同饮一条延河水，他们却像同一星空中的两颗星星，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永远在互相瞭望，永远找不到交汇的轨迹。
有情人有处寻觅却无缘相聚，天意乎？人意乎？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