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总理遗愿未竟，谭友林爬 冰卧雪凿天山

　　谭友林不计前嫌、不患官不高而患心不宁的坦荡胸襟，让邓小平和老帅、老将们十分欣慰。王震对叶剑英说:“谭友林的肚子能撑船嘛!”工程兵很多当过谭友林“保皇派”的人深感失望。谭友林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成“贺龙在工程兵的代理人”、“二月兵变”的“黑干将”、“死不改悔的反党分子”后，工程兵因谭友林案件受牵连的同志，有的被打成“走资派”，有的被打成“保皇派”，有的被打成“黑爪牙”，有的被打成“共产党的掘墓人”。有的不仅自身挨整，株连所及，家属子女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把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即将恢复工作的谭友林身上，听说谭友林不愿回工程兵，要求去京外单位安排工作，不少同志登门恳求，希望谭友林留在工程兵，不当司令员当个副司令员也行。谭友林说服大家顾大局，向前看，捐弃前嫌，化解积怨，使工程兵尽快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后来由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工程兵副司令员的徐国贤说:“老谭和我都是从红二方面军走出来的，是一块爬雪山、过草地的老战友，讲感情还是希望他回工程兵，讲党性他不回来对部队有好处。林彪一伙把这里搅得很乱，派性大得很。有的人留下来也不超脱，被派性牵着鼻子走。”

　　谭友林不愿回工程兵的消息传到杨勇耳朵里，先一年去新疆军区当司令员的杨勇找上门来了。劫后重见，感慨万端，两双紧握的手好久没有松开，两人都为大难不死庆幸。叙旧之后，杨勇剑眉一扬：“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老谭也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啊！我赞成你这个态度，

　　就是猴子，也不能老吊在一棵树上啊!”

　　杨勇虽是半开玩笑，但话里有话。杨勇说得含糊，谭友林听得明白。在解放军的将领中，很多人都知道，杨勇与谭友林是延安时期军事高干队的队长和党总支书记，是一对名扬延安的好搭档。谭友林在东北打土匪、在朝鲜打云山、在公安军让军衔、在大戈壁上建基地，杨勇都了如指掌。杨勇在南京军事学院为当过俘虏的教员撑面子，在抗美援朝的金城战役中让美军彻底败北，在京西挂甲屯为落难的彭老总送鱼送鸡，更让谭友林对杨勇敬重有加。“文革”中两人都被打成贺龙线上的人，都是贺龙准备“二月兵变”的“黑干将”，都遭受过残酷迫害，事业和命运让两位老将军又一次分不开了。

　　1973年8月，传来钱瑛病逝的噩耗。悲痛和愤怒让谭友林和鲁方再一次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被称为党内“女包公”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是在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的位置上被迫害致死的。战争年代，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钱瑛经验丰富，武汉沦陷后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这个影响了谭友林夫妇和邱云一生的共产党员、知识女性、留苏学生，牺牲了丈夫，舍弃了孩子，却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中悲惨地离开人世。钱瑛含冤逝世的那一刻，受她影响一生的三个人，一个也不在她跟前。严密封锁的消息，让他们当时都不知道钱瑛已经含冤去世。

　　正在谭友林悲痛之际，杨勇的电话打来了：“老谭，别再等了，年纪不饶人，我看咱们一块在新疆干吧！新疆是个大摊子，民族多，任务重，外边苏军大兵压境，我们内部又让林彪一伙把人心搅散了，总理都着急呀!”让谭友林去新疆军区工作，杨勇给周总理和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都讲了，大家不谋而合，叶副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将可点到点子上了。”在1975年6月24日至7月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谭友林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谭友林重新回到他渴望了将近十年的工作岗位。

　　在这之前的6月9日，是贺龙逝世六周年忌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四人帮”为限制和缩小影响，提出仪式保密，不发讣告、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种种限制，妄图走走过场，草草了事。贺老总亲属接到这个通知后非常气愤，立即上书周恩来和毛泽东，据理力争:“恳请中央，补行葬仪。”

　　周恩来收到信时正重病住院，他支持贺龙亲属的要求，马上致信毛泽东:“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毛主席批示：“照总理的意见办。”周恩来当即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并抱病亲自参加仪式。他热泪盈眶地对贺老总的夫人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都六年了，贺老总骨灰没有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罢失声痛哭，在贺龙的骨灰和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周总理也几次哽咽中断。

　　谭友林头上的“黑帽子”还没有摘掉，没有资格参加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第二天，谭友林专程到八宝山，他想亲自看一眼贺老总的骨灰盒，哪怕鞠几个躬也好。因为证件不全，他被拒绝了。陵园的同志无奈地说：上边不让进去，我们心里也很难过。”谭友林站在一排雪松前，久久伫立，直到陵园工作人员清园时，才迈着麻木的两条腿朝回走去。他边走边骂：上边，什么上边？还不是那几个王八蛋！真是恶贯满盈！人在做，天在看，你们总有一天要遭报应的!”谭友林一语成谶。当然这是后话了。

　　按照程序，谭友林的任职命令八一才能公布，但杨勇等不及。他催促谭友林早一点去新疆。几位好心的同志对谭友林说，“参与贺龙篡军夺权”的案子还没有平反，别烧香引鬼出来。谭友林没有犹豫，他随杨勇飞往新疆。

　　杨勇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杨勇1973年6月24日就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时，周总理同杨勇几次深谈，嘱咐杨勇选几个得力助手，把新疆稳住，把战场建设搞好，把经济工作抓起来。谭友林明白，新疆太需要杨勇这样文韬武略过人、政治军事兼资的老将军了。他坚信杨勇一定能带领各族军民，把西陲边疆建设成钢铁长城。

　　两年之后，杨勇请军委派谭友林去新疆军区工作，就是精过深思熟虑、精心挑选的。谭友林不仅资格老、任职早、人厚道，还长期组织指挥重大项目施工，“两弹一星”基地、中央首脑工程等大型国字号工程，都有谭友林的心血和汗水，可以算得上组织国防施工的军中权威。而稳定新疆、建设战场、发展经济，又必须把天山“搞活”，把周总理亲自部署的南疆铁路、天山公路和中巴公路尽早修通。谭友林成为担当此任的不二人选。

　　对于新疆，谭友林并不陌生。在亲手建成的马兰基地上空，他目睹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绽放的辉煌云团。在亲手建成的大漠深处场站，他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向目标的矫健姿态。但是，对于天山腹地，对于新疆纵深，谭友林却知之不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谭友林朝着新的目标，开始了花甲之年的坚定攀登。

　　雄奇壮美的新疆，东西长1900多公里，南北宽1500多公里，高山与盆地，酷寒与奇热，大漠与绿洲在这里交织会聚，有如一幅连天接地的巨幅油画。

　　横亘新疆中部的天山，把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切开。南部的昆仑山和北部的阿尔泰山，像两只屹立边陲的神鹰，高瞻远瞩，守护着天山南北的牧场和农田。

　　巍峨的天山，是屏蔽新疆南北的依托，也是封闭新疆南北的大门。开发新疆，繁荣新疆，稳定新疆，必须打通天山，盘活天山，这是毛泽东的决心，是周恩来的部署。修建贯通天山南北的铁路和公路，便成为打开天山大门的两把钥匙。杨勇把两把钥匙交到谭友林手里，谭友林掂量着钥匙的沉重分量，也体会到杨勇的深切期望。

　　谭友林决心一搏。8月15日，参加完新疆军区党委扩大会的第二天，谭友林跨出机关大楼，驱车直奔施工指挥部。曾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决心凿穿天山，在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架起两道永不消失的彩虹。

　　天山公路北起石油新城独山子，南抵龟兹古国库车县。公路承载着繁荣经济的梦想，寄托着人民富裕的希望。开工以来，10万官兵已经在这里战斗了两个寒暑。

　　谭友林站在四张大比例尺的地图前，视线随着用红色标明的线路，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经验告诉他，正在征服的盘古天堑，将是一条充满艰险的通道。地图上标出的公路走向图，跨过五条湍急飞流的河谷，爬上四座白雪皑皑的达坂，钻进三条看不穿的隧道，潜入两条人造防雪走廊，像一条首尾莫测的巨蟒，曲身爬行在563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这条公路上，每前进一公里，都会创造一段传奇，写出一笔辉煌。而传奇和辉煌背后，却埋伏着无数个不可预测的凶险和危机，雪崩、塌方、山洪、寒潮、泥石流……

　　谭友林精神亢奋，内心很不平静。他知道，这将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恶仗，是一场听不到杀声的鏖战。他必须靠前指挥，跟踪施工，组织10万大军用最小的代价创造最大的战果。

　　在海拔3000多米的雪线施工时，谭友林的指挥位置，常常是尾随施工部队跟进的，在重大险情可能出现的地方，他会在第一线组织指挥排除。谭友林提醒自己在同大自然设置的障碍较量中，流血牺牲是难免的，但无谓的流血牺牲是必须避免的，绝不能让董存瑞、黄继光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谭友林到指挥部的第一天才知道，天山是一座年轻的山脉，地质结构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李四光门下高足的想象，施工机械的简陋程度，与谭友林15年前在特种工程兵时用过的工具没有太大差异。那一夜，谭友林翻来覆去睡不着，零点过了，还在长吁短叹:“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革命还是破坏？老干部打倒了，国家大事耽误了，连工程机械的研制生产也没有跟上来，这会让部队付出生命代价的!”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海拔还不到3000米，谭友林已经有了头痛胸闷的缺氧感觉。睡不着索性不睡了，他把帽子向头上一扣，下床裹上皮大衣，同警卫员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工地走去。施工现场在冷月的寒光中万籁倶寂，几台疲惫的挖掘机躺在雪地上，十几辆解放牌汽车森然列阵，2000多把铁锹和长把十字镐，整齐划一地靠在岩壁上。谭友林顺手拿起一把冰冷的铁锹，锹头已经磨成方形，锹把上血迹斑驳，又看了几把，大同小异。再看十字镐，镐把上也有似隐似现的血迹。

　　谭友林没有再看下去，他发现工程进度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步兵为主体的施工队伍，把过多的力气消耗在传统的简单工具上，没有发挥大当量爆破的作用。谭友林又到几顶帐篷里看了一圈，发现有的战士连绒衣、绒裤都没有脱就睡着了。他把战士蹬开的被子盖好，又走进临时搭建的厨房，仔细询问哨兵对连队伙食的意见，翻来覆去地看了哨兵手上血泡磨成的厚茧，这才回到指挥部的活动板房。谭友林告诉施工部队领导，不要吹起床号，让战士休息，干部下午开会，主要讨论大土石方的爆破问题。

　　会议是在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位团指挥员告诉新来的军区谭副司令员：机械上不来，部队展不开，大型爆破出了几次事故，都改成小当量装药爆破了。铁锹钢钎成为主要的施工手段，人抬肩扛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公路在战士们挥汗如雨、呵气成冰中，一寸一寸地向前延伸。一位副团长红着眼睛，讲述了那次大石方爆破的震撼和惨烈，牺牲的两位战士被压在峡谷深处的滚石下面，连遗体都没找回来。

　　谭友林尽管久经沙场，亲历过多次腥风血雨，可那是战场，是和敌人拼啊！接下来的发言，更让谭友林震惊。

　　一位团政委告诉谭友林:有的爆破作业区，面积并不大，但地质结构不一样，一块软，一块硬，本来测算好的爆破土石方，清理时上面山体突然滑坡，眼睁睁地看着干部战士一瞬间被吞没，你还没喊出声，他们就从你眼前消失了。战友们拼命地呼呀喊呀！除了山谷的回音，再也听不到以往熟悉的应答声了。我们安慰战士不要哭，自己先哭了。有一次事故后，我看大家憋住哭声在抽泣，索性对着山谷大喊：大家哭吧！不要憋出毛病来啊!”话音一落，几百名铁血男儿放声大哭，山摇地颤，天地动容。同志们不清楚，明天从工地回来时，队伍里不知道又有谁看不见了。

　　另一个团政委向谭友林沉痛地说：部队在‘老虎口’施工时，一块巨石滚落下来，把一个入伍不久的新兵压在下面，只有脑袋露在上面。当时人没死，还能说话。战友们想用钢钎把石头撬开，可撬不动啊!‘老虎口’在悬崖峭壁上，机器上不去，想用炸药炸石头，又怕伤了被压在下面的战士。全连人哭着喊着围着石头打转转，就是无从下手。压在石头下的战士留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别费劲了，把我和石头一起炸了，别影响连队的施工任务。谁忍心炸石头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闭上眼睛。全连同志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恨不得一下子把

　　石头劈成两半。”

　　会场弥漫着沉痛的气氛。有个团长不等政委说完，腾地站起来，把刚抽了几口的香烟掐得粉碎，捋起袖子说:“修路和打仗一样，越是难打的仗牺牲越大。请首长放心，再大的牺牲也挡不住我们，我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把天山公路抠通!”

　　谭友林见没有人再发言，缓缓站起来说：“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但要把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这支部队是为修筑天山公路而组建的，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让每个干部战士看到凿通天山的那一天!我们敬仰烈士，但烈士越少越好！”

　　会议结束后，谭友林通知部队停工休息，让军区机关请自治区交通厅、地质局、地震局的专家，会同施工部队的技术骨干，现地研究办法，攻坚克难。谭友林和专家们爬上山体滑坡断层，用手工作业剖开断面，寻找结论。经过几天勘察，结论出来了。反复出现塌方的地段，曾经发生过强地震，山体内部松动，用常规方法爆破，难以避免山体滑坡，重新选线变线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谭友林把结论报告杨勇，准备请几位全国知名专家再论证一次后下决心。杨勇完全赞成谭友林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不鼓励战士们拿生命作代价。两个多月后，原来的公路走向有五公里变线，部队爆破作业中没有再出现亡人事故。

　　1976年1月8日，部队顶着严寒照常施工，突然传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谭友林让部队立即停工，集体收听广播。打开收音机时，播音员正在播报周总理逝世的讣告。讣告刚一播完，悄无声息的会场突然哭声大作，200多人的痛哭声，把广播的声音完全淹没了。泪水在谭友林眼眶里打转转，开始还被意志强制着，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无法控制了。谭友林走出会议室，寒风凛冽，黑云满天，白皑皑的雪峰在黑云中时隐时现。谭友林擦掉眼里的泪水，心里还在流泪，悲痛和担忧像巨石压在心头。

　　周总理一生想全局、顾大局、挽危局，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呕心沥血，委曲求全，从来不计个人得失。周总理多少次挽狂澜于既倒，多少回把大舵于骇浪！即使病入膏肓，仍日理万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殚精竭虑……周总理死不瞑目呀！现在周总理走了，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党怎么办？军队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工地上的干部战士忧心忡忡。

　　周总理关心谭友林夫妇的往事，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牢牢挂在谭友林心头。在保安，请马海德为他看病;在武汉，亲自向他下达任务;在重庆，引导鲁方父女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庆贺他和鲁方喜结良缘;在北京，单独听他汇报施工情况;“文革”中又是周总理把他从关押中解救出来……天大地大不如周总理的胸怀大，海深河深不如周总理的恩情深。周总理胸中装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也装着他谭友林一'家人，装着受迫害的每一'个老干部谭友林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谭友林让有关同志抓紧准备灵堂，自己给杨勇打电话，请示追悼周总理的有关要求。杨勇告诉谭友林，他们连追悼会都不让开！你们在工地上要用最隆重的方式纪念总理，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把天山公路修好，这是对总理最好的纪念。

　　祭坛设在露天。周总理巨幅遗像前，成捆的松枝，雪白的纸花，连夜赶做的黑纱，垂首默哀的人头，把整个工地变成悼念周总理的大灵堂。连续几天，“有人害死周总理”的传闻在部队不胫而走，机关干部提醒谭友林追查。谭友林一瞪眼：“追查什么，让大家不要乱议论就行了！”

　　干部战士在悲愤中抢进度，保质量，把改变线路耽误的工期争取回来了。悼念周总理那段时间，军区工兵部刘万通部长正好在工地上，他每天都看到，指战员是抱着周总理遗像、流着眼泪上工的。部队设置的灵堂大大小小有20多个。有个材料场只有三个战士，距离部队太远，就自己设灵堂追悼周总理。“撼山容易，撼解放军难！”“四人帮”直到最后也不明白，权力可以让他们的追随者心乱神迷，但不会让真正的战士扭曲灵魂。

　　1977年晚秋，工程进入到攻坚阶段——打通哈希勒根冰达坂隧道。哈希勒根的蒙古族语意是“此路不通”，而我们的指战员却要在这海拔3500多米的永冻层上凿穿天山，开辟坦途，创造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1977年6月，哈希勒根隧道开凿前，杨勇司令员同谭友林、幸元林两位副司令员爬上海拔3500米的哈希勒根隧道口，在高寒缺氧中铲开了隧道的第一锹土，接着又同排列在隧道口两侧的所有指战员一一握手。这是杨勇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前与天山的最后告别，与修建天山公路指战员的最后一次握手。

　　长路漫漫，奉献无声。死神的威胁虽然近在咫尺，但英雄的施工部队没有后退半步。三条全长3352米的高山隧道，在战士手中延伸，亘古沉睡的天山腹心，第一次被灿烂的阳光照亮。

　　当天山公路哈希勒根达坂正在艰难掘进的时候，南疆铁路的施工也进入到攻坚阶段。这条南北大动脉，宛如一条476.5公里的巨龙，从火焰山下的吐鲁番抬头，穿越天山东段，向石油城库尔勒腾飞。

　　南疆铁路的拦路虎，也是一条位于3000多米海拔上的隧道——奎先达坂隧道。在6154.16米长的高山隧道中掘进，水泥浇灌昼夜不能中断，稀薄缺氧的空气和无法驱除的寒冷，无情地挑战指战员的身体极限，而随时出现的塌方，一眨眼就会让指战员永远长眠在铁路沿线的陵园里。一位老兵对谭友林说:“我每天都带着悲伤和恐惧在坑道里作业，不是担心自己，而是害怕同一个宿舍中，有的床铺上的战友永远回不来了。有几位战友的碎骨头，是我们从大石头缝里一块一块抠出来的。”说话的老兵没有丝毫泄气，脸上的悲壮神情震撼着在场的每一颗心灵。

　　哈希勒根达坂隧道掘进顺利，谭友林把指挥位置转移到离奎先达坂隧道不远的阿拉沟，在这里靠前指挥，跟踪指导。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壮歌声中，在“革命化战胜机械化”的口号声中，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相继通车。毛泽东、周恩来的雄图大略，化作腾飞的苍龙，在天山南北呼风唤雨，把繁荣富裕的种子，撒满大漠绿洲。

　　1984年天山公路通车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军区在天山深处的公路旁，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128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20米高的纪念碑上。先一年改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谭友林未能参加天山公路竣工庆典，也未能参加乔尔玛烈士陵园落成仪式。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形容:“碑，是站立的路;路，是躺倒的碑。”那一年，谭友林指着天山公路烈士纪念册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们绝不会牺牲这么多同志，有些烈士就是在不合格的炸药爆炸声中倒下的。”

　　如果说天山公路、南疆铁路让谭友林呕心沥血，鲜为人知的中巴公路——喀喇昆仑公路，同样融进了谭友林的心血和汗水。

　　中巴公路从1968年6月奠基到1979年建成，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万余民工为主体的筑路大军，在海拔4000多米的无人区，整整苦战了11年之久。这同样是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战略工程。

　　早在谭友林上任之初，杨勇就明确：老谭，天山公路、南疆铁路、中巴公路三条路，都是天字一号工程。前两项你分管，后一项你兼管，兼管也是管呀!”谭友林当然明白杨勇的意图，对中巴公路的进度、质量和关键性的难题，从始至终都十分关注。中巴公路正式通车后，谭友林一直跟踪这条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跨国公路，随时准备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1982年5月下旬，谭友林同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商定，趁着身体还能招架，上一趟帕米尔高原，慰问沿途哨卡的指战员，看望守卫红旗拉甫国门的哨兵，走一段世界屋脊上的中巴公路。这样就是离职休息，心里也踏实。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两个年近古稀的开国将军，一对大军区司令、政委要上帕米尔！消息在总部、在军区、在部队传开，听到的人没有不吃惊的。医生劝阻，没用;亲属劝阻，没用;老战友劝阻，没用。谭友林和肖全夫上去了。他俩创造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迄今为止也未见有人打破。

　　通往塔什库尔干的砂石路，全程都在深山峡谷中盘绕。汽车刚被前一个峡谷吐出来，一拐弯，又被另一个峡谷吞进去。公路两侧的岩石像杂乱坚硬的獠牙，随时等待着撕碎偏离路面的吉普车。严重的缺氧让两位老将军胸闷气短，眼睛发花，悬在半山腰吃力爬行的汽车，被吊在深不见底的峡谷上面，让人一阵接一阵地眩晕。肖全夫和谭友林端坐车上，心里装着边防，装着战士，装着看不见的责任。谭友林和肖全夫忍受着强烈的高山反应，终于爬上了世界屋脊。

　　位于塔什库尔干县城北侧的石头城，是丝绸之路上一座著名的古城遗址，地势险峻，地貌沧桑。建在高丘上的城垣或断或续，重重叠叠的乱石中，隐藏着历史深处的记忆。站在石头城上极目远眺，高天上的红日悬在头顶，万道金光辉映下的一座座雪峰，在碧蓝的天空放射出五光十色。

　　海拔4000多米的塔什库尔干，第一次迎来两位大军区主要领导，县城像过节一样热闹。谭友林和肖全夫婉拒了县领导的盛情，没有欣赏石头城的醉人景色，驱车直上海拔4500多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站。两位满头华发的将军，在镌刻着“中国”的界碑前，慰问守卫国门的干部战士;在中巴公路的接合部，与巴方人员亲切交谈••••••谭友林、肖全夫

　　发紫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看到了边防部队的忠诚，看到了中巴友谊的结晶！

　　得到谭友林登上帕米尔高原的消息，邱云很吃惊，也很高兴，这更增加了邱云对谭友林的敬重。其实从谭友林出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开始，到谭友林卸任兰州军区政委，邱云的眼睛像一束追光，一直紧跟着谭友林的行踪，十年多没有离开过。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信劝邱云，不要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情感世界里，邱云回答：在爱情的海洋里，我不会返航。因为彼岸有一颗心在等着我。”

　　谭友林是邱云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