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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属无事生非

书名:老兵口述抗战(全三册)本章字数:4675

  当八路军炮兵杨云溪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激战的时候,74军炮兵尹同道冒雨开往江西上高前线。

  在那里,一场名叫上高会战的战役,即将打响。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取得完胜的战役。

  我们打开一张江西省地图,来了解一下上高和上高会战。

  上高是位于赣北的一座小县城,至今人口仅有36万,而在1941年的会战爆发时仅有12万人。上高地处湘赣交通要道,而在1941年,江西的日军要进入湖南,必须经过上高,日军又将占领薛岳将军占据的长沙作为中国正面战场第一要务。上高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而1941年时,19集团军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上高。

  无论对于日军还是中国军队来说,这个赣北小县都异常重要,日军挖空心思要占领,中国军队全力以赴要坚守。

  上高一失,江西日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长沙危矣。

  当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防区为湖南全省、江西大半部、湖北南部。薛岳,人称“老虎仔”,他的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营长。

  罗卓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薛岳一样,都出生在粤北,不同的是,他是梅州人,薛岳是韶关人。他又和薛岳一样,都毕业于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保定军校,不同的是,他毕业于8期炮科,薛岳毕业于6期步科。

  19集团军下辖49军、70军、74军和第2挺进纵队,挺进纵队相当于游击队。74军是19集团军的主力。上高会战打响的时候,陆续参战的还有72军和江西保安纵队。江西保安纵队,是江西省政府下属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大约相当于警察部队。然而,在上高会战中,这支“警察部队”照样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上高会战是因为百团大战引起的。所以说,全国形势一盘棋。

  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疼了华北日军。华北日军要开展扫荡,剿灭八路军,但是感觉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日本大本营申请增派军队。大本营就决定将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33师团调往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现在,安义属于南昌下属的一个县。

  33师团隶属于抗战八年中,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第11军,当时第11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大本营将33师团调往华北敌后战场极为不满,又加之耳闻大本营还要将他调离,所以,既不满又郁闷。事实上,在33师团还没有去往华北,他就先一步被调离了。

  当时的华北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了百团大战的日军,惊恐不安,日军大本营将认为最能干的冈村宁次调往华北,专门对付八路军。

  33师团还没有调走,而20混成旅团却提前从上海调来南昌了。20混成旅团有8000人,是日军最负盛名的第5师团改编的。抗日战争开始后,第5师团几乎参加了中国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并于1939年配合日本海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准备从南部进攻中国,没想到被中国的机械化第五军和凶蛮的桂军阻挡在昆仑关一线,第5师团遭到重创,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师团长中村明人被解职,8000名残兵败将被用军舰运往上海,接受心理治疗和心灵鸡汤。第5师团在广岛重新征兵,开赴了印度支那,后又开往太平洋战场。

  8000名在昆仑关战役中饱受摧残的第5师团余孽,在上高战役开始前,来到了江西,接替33师团布防。

  而一直驻扎在南昌重镇的,则是日军的34师团。

  现在,在赣北的,中国军队是第19集团军:49军、70军、74军、第二挺进纵队,九个半师,共约84000人;日军是11军下辖的33师团、34师团、20混成旅团,两个半师团,共计65000人。

  日军师团有一个惯例,每逢师团调动的时候,一定要在调动前惹是生非,破坏一番,然后再走。所以,1941年2月,33师团接到了开往华北的调令后,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等待时机,想与19集团军打一架。

  驻扎在南昌郊外的33师团想打架,而驻扎在南昌城里的34师团也想打架。

  33师团和34师团都是1939年2月在日本本土成立的,又同时于3月份到达中国,被编入第11军。33师团打的第一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被打疼了;34师团参加的第一仗是南昌会战,打赢了,所以还不知道疼。

  33师团还没有开拔,20混成旅团已经报到了,34师团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赣北的日军兵力从来没有这么充足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向赣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定稳操胜券。现在,日军65000人,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至少需要20万左右,才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而现在,近在咫尺的19集团军仅有84000人,所以34师团认为日军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19集团军的番号从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抹去。

  34师团驻扎在南昌,19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120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仅用两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34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在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作战,被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15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34师团信心爆棚,摩拳擦掌,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n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的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信了!于是,在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已经拟好了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稿,俟前线将士凯旋一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军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

  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33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34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

  33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1941年2月14日。

  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写道:

  2月间,敌利用伪组织,两次放出将进攻鹰潭、临川之消息,3月初间,又在翰江东岸方面,施行诸种欺骗手段……并征用民夫四千多人修补道路,空军与战车亦极活跃,似有向临川、鹰潭进犯模样,实则吸引我注意力于赣江东岸,施行其声东击西之惯技也。

  老兵曹立刚是19集团军司令部谍报队的一名队员。谍报队员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1940年冬季和1941年春季,日军一直在叫嚣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当时鹰潭在中国军队手中。谍报队就派出曹立刚和一名谍报队员,埋伏在南昌附近,他们看到,开出南昌的火车上,窗口都有日军人头在晃动,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口,看不到日军人影。

  这一现象让曹立刚感到蹊跷,日军要向哪里增兵,要在哪里作战,这是军事机密,怎么会轻易就让人识破呢?到了夜晚,曹立刚和那名队员藏身在铁路边的草丛中,看到火车开来了,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诡计。开往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充分说明,日军是在向南昌增兵,车厢里拉的是士兵和大炮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

  除了谍报队员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外,日军也意外暴露了自己的阴谋。

  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写道,司令部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了不断出现“鄱阳作战”的字样,而且频繁出现“丰城、清江、新余、上高”等地名,而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第3飞行团司令远藤三郎写给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信件,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

  当时,司令部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日军想要进攻上高了。上高是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

  这个远藤三郎脑子不但进水了,而且进豆浆了。

  当时的赣北形势是,敌强我弱,19集团军与33师团和34师团长期鏖战,而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第20混成旅团,而第20混成旅团的前身第5师团曾经横扫华北战场,击败了阎锡山几十万晋绥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团。所以,日军上下都想当然地认为,19集团军被歼灭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按照常规想法,在这种没有胜算的情势下,19集团军应该退避,不要与日军接战。但是,19集团军司令部决定,采用磁铁战术,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变成一块磁铁,将日军吸引在上高附近,然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包抄,将日军一举歼灭。

  上高会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来电报:“上高失守,师长以上,提头来见。”而在上高会战开始前夕,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大喊:“我意已决,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提头来见。”

  罗卓英是知识分子出身,考取保定军校前,在粤北的一所中学任校长。在保定军校和陈诚是同学,关系密切。

  上高会战前,双方都在释放烟幕弹。

  日本在对中国军队用计,号称进攻鹰潭;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用计,号称进攻南昌。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的计策,而日军没有识破中国军队的计策。日军向鹰潭方向运动了四天后,就折返而回;中国军队只派出小部队大张旗鼓进攻南昌,而大部队秘密部署在日军进攻上高的必经之路上。

  1941年3月,正逢江南梅雨天气,连阴天,连绵雨,将赣北泡成了一块充盈的海绵。阡陌小道和泥巴路面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走,不适合穿着皮鞋的日军行走,却适合扛着步枪的中国军人行走,适合穿着草鞋的双脚行走。所以,当笨重的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完毕时,中国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日军兵分三路: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成旅团。

  战争一开始,日军骄横轻敌、缺乏统一指挥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3月15日,当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发起进攻时,34师团在南昌按兵不动,谁也不知道战争打响的这一天,34师团在南昌干什么。一直到3月16日,中路的34师团才开始了进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高会战时,日军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部,这才是最要命的。日军两个半师团与中国九个半师交战,却没有统一指挥,两个半师团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这是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木下勇的《鄱阳作战》中记述:

  军司令部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导和调整的记录,始终没有找到。而且,这是三个兵团并力作战,第11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的。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会战开始,各司令部的意见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对于上高会战部署的记录找不到,对于上高会战没有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然而,木下勇有一点没有写到,上高会战的时期,正是11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前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往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此后开始了对敌后根据地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刚从第七师团师团长任上调来。就在这个空白期,上高会战爆发了。

  园部和一郎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他一上任就遭遇上高会战,一战就损失惨重,马上就被贬为军部参议,此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结一下上高会战中日军指挥官的结局也是很有意思的。上高会战后,日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贬;34师团长大贺茂带着数百残兵败将侥幸逃脱,被就地免职;20混成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也遭处罚。在上高会战后,唯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和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没有遭受处罚。可是,木下勇死于1945年7月7日,樱井省三死于1985年7月7日。两个人都死于卢沟桥事变的7月7日,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