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哲学上惊人的大发明
阳明被刘瑾陷害,贬谪到这蛮烟瘴雨、荒山绝域的龙场来,许多人都要为替阳明惋惜,叹为人生的大不幸。诚然,阳明到龙场,历尽艰险,尝尽苦痛,实可惋惜,也实可云为不幸。但作者之意,则不然。作者不但不惋惜,不但不叹是大不幸;反要快慰,贺为是阳明的大幸。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先引孟轲的话来答复吧。孟轲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也就是我替阳明快慰、贺为大幸的本意了。他虽然受一时的小艰苦,却反因以造成了他在中国哲学上有了惊人的大发明,使中国的思想界,顿时起了一种新观念。伟大的创造,就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质言之,即是贬谪在龙场的时候,方才发现出来他的“王学”。我们如何不为他快慰,更如何不贺他,说是大幸事呢?
他发明新哲学的动机,就是他初到龙场时候,心里却怀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假使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个问题,横梗在心里,总想觅个最圆满的答复。澄心静虑,苦求精思,结果他的问题答复了,并且异常圆满。
因苦求精思,偶在一天晚上,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寤寐中似有人在耳旁告诉提醒一样。不觉喜极呼跃而起,把他的仆人都骇了大跳。他喜极几乎要发狂了,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将发明的新哲学以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他此时的快乐形状,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他此时比穷措大掘着了金窖,还要快乐百倍。他快乐的热度,已达到了焦点。不,恐不止此,连寒暑表都给热破了。
他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新哲学,教他这样的快乐呢?他所发明的新哲学,约有三个要点,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心即理,理即心
阳明极端崇服信仰此说。他说:“析心与理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这种哲理,是非常唯心的,已具微妙深邃,形而上学之基础。为求读者易于了解起见,再引《传习录》上一篇问答于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
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心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二)良知
良知的学说,首倡自孟轲。《孟子》内“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就是“良知”的发见。复由陆象山推衍,至阳明始发扬光大。他说:“良知之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善知恶,是良知。”“是非心之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良知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看了上面他自己解释良知学说的要义,便可了然。他还做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的诗,大意不外是说,良知乃是人人心里都有的,无须外求。他还以为“良知”二字,就是圣门的口诀。
(三)知行合一
阳明此处所谓的知,是重在事实上,要直接去应用,不用玄渺虚漠理上的知。这个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哲学上要占极重要的位置,兹引《传习录》上,他解释这学说的话来看吧: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仅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闻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他的学说发明之后,便在中国思想界辟了一个新境地。他的学说实在是最合应用的,也是非常真理的。我再引梁启超先生批评“王学”的话,以便估定“阳明学说”在中国哲学上的价值。
至于“王学”的大概,……简单说来,可以说:“‘王学’是中国儒教、印度佛教的结合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结婚所生的儿子。”其实这种结合,自宋之周程张朱,已经成立,不过到“王学”,始集大成。……实在说来,明末的一百年内,“王学”支配了全中国,势极伟大,我自己很得力于“王学”,所以极推尊他。但是“末流之弊”,无可为讳。“王学”末流的毛病,太偏于形面上的玄学的、主观的、冥想的一方面。……所以讲到这里,不能不怨“王学”末流之弊病,在太重主观,轻视实际。
梁先生这一段批评“王学”的话,实在公允而有见地,“王学”的长处,也不抹煞;“王学”的短处,也不回护。真可以名之为“王学”的“千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