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钱飞向陈楚歌讲了前任“一秘”程干的轶事,提醒他别在鸡巴上犯错误。
史爱玉并没有洁癖,她向陈楚歌透露了一些科里的秘密,何劲松带陈楚歌外出应酬,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做东的竟然是段华茂父子…
中国官场上的称谓很让人费解,陈楚歌心想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在古代,官场最普及的称谓就是姓氏后面加上“大人”、“老爷”,如果当上了宰相,就称之为“相爷”。到了清代,在高层官员中,又多了点花样,比如称大学士为“中堂”,称巡抚为“中丞”等。到了国民党时期,地方官员仍然保留姓氏加职务的传统称谓,但军队里很特殊,团以上军官取在军队里担任职务名称前一个字加“座”,如“总座”、“参座”、“军座”、“师座”、“团座”等,这恐怕跟蒋介石有关,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称为“委座”,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时“某座”就大行天下。
建国后,封建官僚的习气被一扫而光,官场称谓比较单一,都是姓氏加职务,而且副职还要把“副”字加进去,清楚得很。许多人都是直呼其名,后面加“同志”二字,既显尊重,又显亲切。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通用的官场称谓就是所任职务的名称取前面一个字,然后在这个字的前面加上姓氏,比如“张局”、“李队”、“黄所”、“方校”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副”字是忌讳用的,除了部队规定必须加进去外,行政官员是很少见到别人叫“副县”、“副局”、“副乡”、“副科”之类带“副”字头的,除非这人姓“傅”。党务序列这块“书记”二字是省略不了的,一省就表达不出意思了,这块的称谓还保留“某某书记”,但“副”字照样不能用。中国人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称谓他,陈楚歌记得在乡里时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民政科的科长姓“傅”,后来又提拔了一个副科长,此公偏偏姓“郑”,乡里老百姓来民政科办事,都找郑科长,工作人员告诉一个老头,说这事必须找傅科长签字,那老头不以为然地说:“正科长都签字了,他副科长算个鸟!”
省去“副”字也有很多的麻烦,陈楚歌记得龙山县林业局班子里就有三个姓周的,有一次他通知周局长来开会,局办公室接电话的就问他找哪个周局长?陈楚歌问有几个周局长?那人回答有三个,一正两副。陈楚歌问他平时内部怎么区分?那人说正局长大家称“一把子局长”、至于两个副职年龄大的叫“大周局长”,年龄小的叫“小周局长”。陈楚歌想太复杂,直接叫名字就省去许多事了。
最近几年,官场称谓又出现了新变化,比如“书记”或者“某长”叫“老板”,“大书记”叫“大老板”。陈楚歌搞不明白这个称谓是谁最早使用的,这个人真是太有才了,应该给他发个专利。市场经济社会,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如此,谁还不想当老板呢?当不上真老板,被人叫声老板也感觉舒服呀!
陈楚歌记得自己第一次叫黄建功“大老板”时,黄建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问他怎么想到这样称呼他。其实陈楚歌琢磨过这个称谓,他想如果在公开的场合这样叫,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在很私人的场合,叫他书记,显得隔膜,太公事公办,叫老板,就显得亲切,还有一种自己人的意思在里面,表示对他的投靠和臣服。因此陈楚歌回答:有人说如果把龙山县党政军学民机关比作一个现代企业集团的话,柳长江是总经理,而他是董事长,是企业的NO.1,所以他是大老板。黄建功说他滑头,但没有抵制对他“老板”的称谓。
王宏年的职务是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但在市委机关,大家都叫他“主任”,而不叫“秘书长”,主要防止和黄建功混淆,因为黄建功是常委,一言九鼎,如果不区分清楚,就会产生混乱,当然如果王宏年带队外出考察或者下乡调研,大家都叫他“秘书长”,能称得上“秘书长”的都是衙门里面的,而“主任”的称呼太稀松平常了,村民委员会里都设有“主任”一职。
陈楚歌见钱飞口口声声叫自己“科长”,心想要是何劲松听了心理肯定不舒服,这把他往哪里摆?于是告诉陈飞,如果他真不愿意叫名字,至少要在称呼前面加上姓氏,这样机关里的人就明白何科长是正科长,他陈楚歌是副科长。在他看来,这样做很有必要。
钱飞说:“好,陈科长,其实没这个必要,你马上又会荣升了,这副字一去掉,不就是科长嘛。”
陈楚歌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机关里面讲究论资排辈,他一个新人能不被排挤、站稳脚跟,就算不错了。便说:“你瞎嚷嚷什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钱飞说:“怎么就不能有?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吧,老干部处的副处长程干曾经当过秘书一科的科长,也就是说给前任书记当过秘书,他当科长的时候,何劲松还是普通科员,当时他爬得快,后来就停住不动了;而何劲松这三年多时间,是一年一个台阶往上爬,先是副科长,主持工作,去年转任正科长,听说马上挂副主任,解决副县,再下一步就去县里弄个副书记、县长,成语青云直上就是形容他这样的。他一上位,你就得跟着动。我听说这次在龙山调研,你出了不少风头,还有这次给施老书记治丧,你是两边得利,委机关这边头头脑脑满意,施部长那边感谢,你小子只管等着接收胜利果实吧。”
“好哇,你在监视我?”
“别说得这么刻薄好不好?我是关心你,时时提醒你以免你犯错误,同时我也是为了自己,你现在挡着我的道,只有你走了,我才能上去,否则你卡在这里,我无路可走。”
这倒是实话。“只要你不害我,我就不会犯错误。”
“屁话!我干嘛害你?踩着你的脑袋上吗?别说我做不到,就是这样做达到目的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你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下岗工人家庭,咱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相互帮助。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我钱飞这个人早就没了,你知道吗?煤气是我故意开的,刚开不久,你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本想对你说出实情,表示感谢,但你陪书记调研去了。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报答你还来不及,干嘛要害你?”
陈楚歌没想到无意中救了钱飞一命,“我还不知道你这样傻,否则我当时就会给你一个大耳光。”
“是啊,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徐丽丽走了,我觉得天仿佛塌了下来,还有就是你的到来,你父母是农民,我父母还是工人,工人老大哥,是领导阶级,而且我比你资格老,还是副主任科员,你什么都没有却当上了副科长,还成了我的领导。一时想不开,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事后回想起来觉得挺可笑的。”
陈楚歌也觉得可笑,于是说:“我走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外,我提醒你以后少拿农民说事,中国的农民最苦,工人跟农民比,还算是幸福的,虽说目前有不少下岗的,但之前的日子至少是舒服的。还有,国家在再就业方面的政策对下岗工人也是倾斜的,即便不能就业,也还有低保、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农民有吗?”
“那都是过去式了,咱们就别再争论了。我问你,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喝酒去了?”
“你问这个干嘛?难道我做什么事情还要向你汇报?”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为你好嘛?”
“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我的事不劳你操心。”陈楚歌知道钱飞在嫉妒自己,他之所以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因为自己看上去比他成功。嫉妒是良知的腐蚀剂,也是理性的麻醉药,当它蔓延发展时,心理便会发生扭曲,也会走向极端,使高尚的人变得低下,使低下的人变得卑鄙,使爽朗的人变得褊狭,使褊狭的人变得狠毒。历史上因嫉妒酿成的悲剧触目惊心:庞涓嫉妒孙膑,造成孙膑髌骨被剜;李斯嫉妒韩非子,结果韩非子狱中遇难;吕后嫉妒戚夫人,最终戚夫子惨为“人彘”…
“你要当我是你的朋友加兄弟,就得告诉我汪芬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汪芬?”
“你到龙山去的那天上午,一个名叫汪芬的女人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你,我接的电话,问她跟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是你的朋友。我以为你未婚,心想大龄青年有女朋友也很正常,但这两天机关里都在谈论你的老婆,说她貌似天仙、风情万种,又能说会道,秘书长当场答应帮忙调动到市里来。我真没想到你家里有朵‘鲜花’,还在外面采‘野花’,是不是‘家花’没有‘野花’香?怪不得你一心要考到安中来了,原来在安中有个‘小妖精’,看来你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我是‘旱死’倒不要紧,就怕你‘涝’多成灾,翻了船,到时恐怕比程干的下场还要惨十分。”
陈楚歌自从当上“一秘”以后,就告诉朋友们尽量不要打手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跟在领导后面,不方便接电话。要么打他办公室座机,要么就发信息。看来汪芬得知他不在,才发信息给他的。陈楚歌不想和他谈汪芬的事,防止他无事生非,“大嘴巴”一广播,弄得自己好像生活作风糜烂的样子,以后哪有领导敢要自己?于是转移话题,问道:“你说说韩处长是怎么回事?”
钱飞说:“我不在背后说人隐私的,这一点你可以在机关里打听打听,但为了报答你,也是给你这个未来的‘一秘’提个醒,我可以把他的故事说给你听,前提是你得答应告诉我汪芬的事。我这样做显得不地道,主要是验证你是否拿我当朋友看待。”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程干这个曾经的书记“一秘”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陈楚歌很感兴趣,见钱飞话说到这个份上,便点了点头。
钱飞说:“你当过‘一秘’,应该知道‘一秘’的重要性,有人称它是书记的‘贴身小棉袄’,又是‘避弹衣’。想见书记的人和求书记办事的人,大多数都要通过‘一秘’这关。因此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领导干部、有企业老总,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大多数人都是老江湖,而程干少年得志,缺乏社会经验,久而久之,就被这些人拖下水了。”
陈楚歌问道:“这么说他是打着书记的旗号受贿?”
钱飞说:“这倒不是。我跟你说,程干很有才,也很灵活,工作上什么都好,就是生活上没有把鸡巴管好。”
“他有老婆吗?”
“有啊,老婆还很漂亮呢。”
“那他为什么还在外面鬼混?”陈楚歌心想既然是鸡巴没管好,就说明生活作风出了问题。
“这我哪知道啊,这恐怕就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吧,我听说外面的小姐很骚,一旦沾上了,就像吸食了大麻一样上瘾。”
钱飞讲起了程干的故事。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洗头屋开始像雨后春笋般地林立起来,这洗头屋不同于理发店,打着洗头按摩的幌子,行的是色情服务之实。夜色阑珊之时,各式各样的招牌灯箱亮起来,穿着暴露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屋内是暗红色的灯光,暧昧的味道在夜晚的空气里肆溢。刚刚经受过开放洗礼的中国人突然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起来,尤其是老板们,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那时候最有名也最上档次的是一家名叫地中海的酒店,是一个香港的富婆投资的。程干被老板们请去“消费”了几次,顿时上了瘾。其实风月场所的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哪知程干却当了真,喜欢上了一个叫张美智的混血儿,这个女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是日本投降时候东北开拓团的孤儿。这个张美智身上集中了中日两国女人的风情,加上在这行中历炼多年,自然把程干迷得神魂颠倒。
女人那东西是个无底洞,任你多少钱都能砸得进去。程干一开始变卖点人家送的礼品、烟酒,还能应付过去,但日积月久,就捉襟见肘。张美智见他没钱,翻脸不认人。一天,两人完事后,张美智找他要钱,程干翻遍口袋也不见分文,要求赊账。张美智说这种事情哪有赊账的?你给老妈滚!后来见程干可怜巴巴的样子,便指给他一条“财路”。
原来张美智是打上了老板娘的主意。她告诉程干老板娘柳阿香是龙山人,年纪轻轻就到深圳打工去了,嫁了一个香港有钱的老头。这老头好色自然不消说了,否则六七十了还娶什么小娇妻?老头本来就疾病缠身,床边躺着一个大美女,哪里能忍得住?最后的疯狂之后便成了风流鬼,柳阿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本来打算回老家发展,但怕人背后指三道四,便在安中投资建了这家酒店。因为她是靠这种方式发家的,便不敢结婚,怕别人跟她争财产,所以人到中年,仍然单身。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柳阿香狼虎之年,加上养尊处优,对这方面的需求自然旺盛,所以就让下面的人帮忙物色可靠的人解决生理需要。程干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那不是吃软饭么?我可不愿意做鸭子。”
张美智说:“像你这样的穷鬼,有得软饭吃就不错了,你不吃自然有人吃。我好心给你推荐,又不吃你回扣,你到哪找这样的好事?一个星期一次,每次一千块,一个月就有四千,你给我三千,算你包月,这样你随时来都可以,还有一千块钱回去哄老婆孩子,家里不能‘失火’。”
程干心想我堂堂市委“一秘”,怎么能做这种让人耻笑的事情?他犹豫不决。张美智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劝说道:“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谁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做这事,跟我们的行业一样,只要有客人就得做生意,但你跟‘鸭子’又不同,‘鸭子’是不能挑选客人的,老太婆让你上你也得硬着头皮上。我也不希望你做‘鸭子’,如果知道你那东西在老女人那里进进出出,连我都会恶心的。但柳阿香不同,她顶多只能算是个倒贴你的情人,当然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也有可能做过一次就不要你了,所以你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样的财路再也难找了。”
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程干不动心。当他按照张美智约定的时间见到柳阿香时,顿时为之倾倒,因为这个女人根本看不到40岁,比他老婆看上去还年轻,皮肤保养得也好,光滑细腻有弹性。柳阿香看见他也很满意,招呼他说:“过来放松一下。”还说平时管理这么大的酒店,身心俱疲,只有这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程干把张美智教的技巧都用在柳阿香身上,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临走,柳阿香扔给他二千大块,还让他每个周六晚上过来。
陈楚歌听得瞠目结舌,说:“你这是在编故事,我不相信程处长会干出这样的事。”
钱飞说:“还有下文呢,你没听完就不要乱发意见。”
钱飞接着往下说:“合该程干有事,那天他刚从柳阿香的房间出来,边走边系着领带,被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名字我不告诉你,他看见程干,吃了一惊,连忙闪进电梯里。”
陈楚歌问:“这个人也是柳阿香的姘头吗?”
钱飞点点头,说:“算是吧。也该程干的好日子到头,这个人大发雷霆,回去以后就指示公安机关查办地中海酒店。”
陈楚歌说:“这个人这么大权力,一定是个市领导。”
钱飞笑着说:“这可是你说的,他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
陈楚歌吃了一惊,前任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就是罗广材。“是他?难道他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钱飞说:“别说出名字,背后议论领导是我们的大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柳阿香敢开这行,与他的幕后支持有关,自然对他言听计从,他打了电话给她,让她赶快走,最好是躲到香港去,因为省公安厅已经盯上她了,马上就要采取行动。柳阿香闻之,只恨爸妈少生两只脚,当晚就收拾行李走了。后来公安机关查封了酒店,又经过他从中斡旋,柳阿香只得将酒店低价处理给别人,还对他感恩戴德。后来听说嫁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华侨,又干她的老本行去了。”
陈楚歌说:“你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还没说到关键,程处长到底是怎么出事的?”
钱飞微笑了一下,说:“看来你性子急。好吧,我也不罗嗦了,张美智被拘留几天后出来,回到酒店拿行李,出来时被躲在外面的程干拦住,程干不想她离开安中,让她在安中开家按摩店,招募过去的同事过来,他也可以经常过来找她。张美智正有此打算,于是就开了一家叫‘梦缘’的理发厅,表面上看是理发,暗地里卖淫。突然有一天,程干进去后不久,派出所民警将他和一干嫖客抓了个现形。程干拒不说出身份,表示愿意接受罚款。派出所长说他们不是搞创收,这次只拘留不罚款。程干叫苦不迭,如果被拘留了,书记找他怎么办?这下不是捅了个天大的窟窿?他央求打个电话,思来想去觉得打给那个人比较稳妥,自觉和他关系不错,平时也以兄弟相称。那个人来了,直接将他带走了,还嘱咐所长这事不准对外透风。程干对他感恩戴德,但没想到几天后,他突然被调整到老干处当副处长,别看叫得好听,其实级别还是正科;处长是办公室副主任兼着的,级别才是副处。市委办公室是出人的地方,许多领导干部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真正在这里干到退休的凤毛麟角,所以这个老干处形同虚设,也没有经费,每年年终慰问秘书长去那几个老人家里走一下,钱由市委老干部局安排,程干顶多是陪着走一遭。现在办公室里,人家吃的都是热饭,他吃的是凉饭,嗖饭,还遭白眼,因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地级市‘一秘’也只有他丢人丢到家了。”
陈楚歌心想也是,便问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钱飞说:“我有个亲戚在公安局里。你想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程干被突然调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一些好事者就挖空心思找原因,很快就找到了,虽然派出所长不认识他,但见那个大人物亲自来领他走,一时所里局里议论纷纷,人们根据程干的形象在市里的领导里找,领导中没有就找领导身边的人,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还有那个张美智,经过派出所一审,屎渣子都交待出来了,虽然她不知道程干就是‘一秘’,但他干的那些事就流传出来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好话题,只是那时你还在乡下,自然无法知道了。现在你该告诉我汪芬的事了吧?”
陈楚歌告诉他汪芬是自己大学同学的妹妹,那天晚上她代表同学做东,俩人是第一次见面。
钱飞不信,说:“那她怎么声称是你的女朋友呢?”
陈楚歌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刚才我听的好像是‘朋友’,并没有一个‘女’字,是不是你添油加醋的?我看你是神经过敏,见是女的就怀疑是女朋友。”
钱飞喜形于色,连忙说:“也可能是我弄错了,但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希望你别步程干的后尘,说白一点,就是别在鸡巴上犯错误。”
陈楚歌骂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钱飞毫不介意,连珠炮般问道:“汪芬多大?长得漂亮吗?是不是未婚?还有在哪里工作?”
陈楚歌笑着说:“怎么?你想追她啊?我看你跟我谈条件就是没安好心。”
钱飞不好意思地点了下头,说:“我现在不是没有目标了吗,诗人说没有目标的生活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你既然救了我的命,就得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晚上我请客,你充当一次电灯泡,不过,下次就不麻烦你了。”
陈楚歌说:“你的‘三项指标’她都符合,也是未婚,只是她在市电视台工作。”
钱飞惊得嘴巴合不扰,半天才说:“是那个主持人汪芬啊?算了,我还是远离电视台的女人,也是远离伤害。”
周末下午召开机关学习例会。
陈楚歌早早来到会场,看见有不少人已经到了,开会之前三三两两在一起扯白是司空见惯的。
综合处的张长武处长看见陈楚歌,问道:“陈科长,你老婆什么时候过来呀?”
陈楚歌这才明白他和田小曼之间的事已经尽人皆知了。也难怪,秘书长的话一放出,无异于红头文件,在全市这个最讲究效能的机构里,传播速度可想而知了。陈楚歌现在和张长武是第二次见面,一时还分不清他是谁,任何职务,但看他的年龄,就知道在市委办公室里级别和地位不低,不回答不仅不礼貌,而且容易得罪人,于是说:“我也不知道。”
人事科长是个女同志,名叫朱惠,办公室里的人都叫她朱大姐。朱惠说:“陈科长,大姐告诉你,这可是个机会啊,许多人调动到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都难办得成,现在秘书长答应了,你得趁热打铁,一劳永逸。”
陈楚歌说:“谢谢大姐关心。”
史爱玉进来了,选择前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看起杂志来。
值班室的郎红卫说:“陈科长,你老婆我见了,真是龙山‘一枝花’,不过,你也不赖,不能说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
旁边几个人哄然大笑起来。
提到“一枝花”,陈楚歌感触很大,靠山中学的胡雅琴也被同事们称为“一枝花”,在那个女人成为稀缺品的环境中,标准自然就降低不少。陈楚歌印象中她特别爱笑,其实像她那种脸型是不适合笑的,一笑眼睛变成一条线,加上鼻子不高,整个脸部成了麻将中的“白板”。可是就这种“货色”,大家还当作宝贝一样看待,一旦胡雅琴往他房间跑,陈楚歌透过窗户就发现一些单身的男老师朝自己这里怒目而视,瞳孔里的妒火只要擦一支火柴就能燃着。
有一个陈楚歌认不得的人替他打抱不平:“不会说话就别说,这叫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接着有人附和说:“自古才子配佳人,你们俩是绝配。”
文书科的汪科长看见钱飞无精打采地,说:“小钱,现在咱们办公室就你一个活宝了,你得努力呀!”
钱飞叹了口气,说:“什么活宝?现世宝吧!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怜我一事无成。”
张长武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读死了就是呆子。”
这时,王宏年进来了,扫视了会场一眼,问:“还有谁没到?”
朱惠负责考勤,说:“何科长还没到。”
王宏年点点头,说:“他等会过来。”
陈楚歌当过“一秘”,知道这种学习的会议不可能次次不撂的。作为“一秘”,一切以书记的工作安排为准,全天候的为书记搞好服务。
办公室副主任徐波开始带领大家学习文件,都是先中央再省里,一段一段往下念。
陈楚歌认真的听着,他注意到不时有人外出接电话,有人用手机发信息,有人抽烟,有人不停喝茶,有人看着外面发呆,有人修指甲,有人嚼口香糖,还有人交头接耳讲话,心想市里和县里并没有什么差别,看来会风会纪问题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一种通病。
徐波口干舌燥地念完,何劲松来了,瞅见前排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王宏年说话了:“大话、套话我就不多说了,第四次党代会的筹备和服务工作,施从军老书记的治丧工作,都做得很好,要再接再厉。最后强调一点,年关将至,各部门的工作任务繁重,希望大家尽职尽责,把各自手头的工作做好。”
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走,在过道上,何劲松停下来,等陈楚歌走近,轻轻拍了下他的胳膊,说:“跟你说件事。”
陈楚歌见他似说却不说的样子,知道他是在等其他人过去,果然,当过道中只剩下他们俩人的时候,何劲松说:“晚上跟我出去应酬,就我们俩。”
陈楚歌明白了,何劲松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便点了下头,说:“好的。”
何劲松转身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你下班后出大门,到对面的公园门口等我。”
陈楚歌猜不出这是什么样的应酬,看何劲松一副神秘的样子,似乎很重要。根据他的经验,今天晚上朱啸天应该没有活动安排,否则何劲松不可能下班后就能出去忙自己的事。“一秘”相比较其他工作人员来说,事务更多,也更不自由。因为党委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三个服务”:一是为本级党委服务也就是为党委领导服务,二是为本级部门和下级党委服务,三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三个服务”中重中之重是为党委领导服务特别是主要领导服好务。也就是说,在市委里面,办公室最大的工作就是为朱啸天服好务。而何劲松是他和办公室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重要性可想而知。
陈楚歌回到办公室,钱飞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会这么快就结束了。”
陈楚歌问道:“平时很长吗?”
钱飞说:“长,比王奶奶的裹脚布还臭还长。不捱到下班是不会散会的。”
“不是一直提倡开短会吗?”
“学习的会不能短,要不人家说你糊任务、搞形式。”
“哪有那么多内容可学啊?”
“就是不停地炒剩饭。什么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揽办公室的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什么要把讲政治作为办公室工作的灵魂,什么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办公室工作的主题,什么要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作为搞好办公室工作的重要保证,就这些大话、套话,但还都是正确的废话。”
陈楚歌也知道这些,心里有数就行但嘴上不能说,因为这些都是领导挂在嘴边常讲的,你能说领导讲的全是废话?在他看来,或许领导也有领导的苦衷,不跟你讲这些,那讲些什么呢?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情,也是看你态度端正不端正的问题,很容易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工作就会走弯路,走错路。”
钱飞笑了,说:“你现在上了道了,也可以上主席台像领导一样讲话了。其实我们要不要思想无所谓,大方向是谁把握的?你我吗?笑话!连省市的领导都不够格,这是中央把握的。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命,操的哪门子中南海的心?”
陈楚歌知道钱飞自从公选以后,对工作产生了抵触情绪。别人可以这样说说,但作为秘书人员连想都不能这样想。有一句话形容秘书人员:“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又叫“关起门来当书记”,也就是说秘书人员要经常站在书记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谋划工作。如果都像钱飞这样的想法,那岂不是唱反调?不过,他这恐怕也只是牢骚话,真要落实在工作上,跟心里想的不一样,否则他的脑袋不是被驴踢坏了才怪。
“送你一首毛主席的诗吧: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陈楚歌想人要知足,只有知足才能长乐。
钱飞正要说什么,突然看见何劲松黑着脸在门口叫道:“小钱,你过来一下。”
钱飞去了,陈楚歌听见隔壁办公室里传来何劲松的咆哮声。
陈楚歌心想钱飞一定做错了什么,这家伙干工作心不在焉,不出乱子才怪。
史爱玉从外面进来,递给他五百块钱。
陈楚歌问道:“这是干什么?”
史爱玉说:“给你的你就装着,什么都别问,也别对外说。”
陈楚歌明白了,这是办公室搞的福利。但他故意说:“既然这样,这钱我不要。”
史爱玉没想到陈楚歌会说出这话,毕竟他是副科长,未来也有可能当上科长,是不能得罪的主,于是说:“科长打招呼不让对人说的,对你我就破个例,这钱是上次书记到龙山调研,柳县长给咱们送了一箱酒,十条烟和一些土特产,正好赶上施老书记丧事,烟酒在这次接待中处理掉了,除了三个主任有份,剩下的就我们科里几个人有。以后这种事多了,你心里有数就行。”
陈楚歌说:“谢谢你告诉我真相,其实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我们县上也是这样的。”
史爱玉嗔怪道:“你既然知道,还让人家说出来?”
“不为别的,就想验证一下。”
“何科长在这方面很强势,我们科里福利比别的科室好,别的科室有的,咱们科室必定有,咱们科室有的,别的科室不一定有,他怕大家不小心说漏嘴,让别的科室的人眼红咱们。”
陈楚歌知道这都是沾了朱啸天的光,秘书一科相当于他的嫡系,一些市直部门和县区进贡的时候自然少不了他们的份,而其他一些科室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毕竟市委办公室摊子太大了。如果平均分,就显得僧多粥少,而且人多嘴杂,像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最好,主任们也可以多分一点。
史爱玉见他不说话,进一步说:“以后你要当上科长了,这块的福利可不能比何科长差,差了大家就会有意见的。”
陈楚歌笑着说:“我不是还没当上吗?”
史爱玉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解释说:“怪我多嘴,其实我是给你提个醒。”
陈楚歌见史爱玉不怎么爱说话,现在话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是好事,对于治疗她的洁癖有帮助,否则她不说话不跟医生交流,就是神仙也难以治好她的毛病。“我看你很爱干净,我妈也是这样的,虽然乡下的条件差,但她将屋子打扫得特别干净。邻居们到我家里来,都夸我家干净。”
史爱玉眼神亮了起来,说:“我这样也是受我妈妈影响的。她是受她妈妈影响的,她妈妈又是受她妈妈影响的…”
陈楚歌听得云里雾里,理了半天才整明白了,不就是你姥姥的姥姥吗?“爱干净是好事,看来这还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史爱玉给陈楚歌讲起了她的“传家宝”,自然从她姥姥的姥姥说起,那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她姥姥的姥姥是有钱人家的太太,爱干净成瘾,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有洁癖,每天穿的衣服、睡的床单都要洗换,上下楼梯时脚下绑着一块牛皮纸,不沾灰尘,据说丫环给她削苹果时,是不允许说话的。她姥姥梳头时,老人家让保姆在旁边看着,一有掉的头发就拾起来,还说头发太轻,掉到地上后扫帚一挥动,容易飘得到处都是。还有,她听见客人在院子里吐痰的声音,非让下人去找,下人没找到,她就亲自去找,不找到不罢休。她姥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就爱干净了,不过后来她上山下乡,改变得很大,到她母亲这代,家里条件好了,又变得爱干净了。
陈楚歌说:“你身上有爱干净的基因。”
史爱玉说:“钱飞没少在你面前说我坏话吧?我管他也是为他好,你想这办公室算是公共场吧,他也不照顾我的感受,经常在里面抽烟,当着我的面不敢抽,背地里关起门来抽,早上打开门,满屋子里都是烟味。我要是骂他几句,他背后就散布谣言,说我有洁癖。我要是有洁癖,还能在这市委办公室里呆吗?”
陈楚歌心想也是,如果是这样,那是好事,至少不必再为她找医生了。上次回去他特地问了牛大伟是怎么治好他老婆的?牛大伟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说元朝有一个画家,名字他不记得了,反正挺有名,是元末四大家之一,有洁癖,有一天晚上他找了一个歌妓伴宿,见面后就让歌妓去洗澡,歌妓洗好后睡在他身边,他闻着味道不对劲,便又让她去洗,等洗好后觉得还有味,还让她洗,最后折腾了一晚上,那歌妓一直在洗澡。他说洁癖是一种精神强迫症,他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偏偏不洗澡上床,也“强迫”一回,没想一次就把老婆的毛病治好了。牛大伟还问陈楚歌问这事干什么?陈楚歌说同事有这个毛病。牛大伟又问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如果是男同事,他这方法不可行;如果是女同事,虽然可行但别被人家告强奸。如同现在的副教授用自己的精液给人家治疗妇科病一样,病治好了,人却进去了。
陈楚歌还有些疑惑,便说:“那天在食堂我看你用酒精消毒,还真有些担心呢。”
史爱玉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说:“食堂里面没有消毒柜,我当然要消毒了,这是讲卫生,也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成语病从口入,说明许多病是吃出来的,至少是吃饭时不注意卫生造成的。实话告诉你,书记喜欢我这点呢,每天早上沏茶的任务都交给我。”
陈楚歌彻底松了一口气,他不想办公室里的人事太复杂,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一辈子,能够在一起相遇都是莫大的缘分,别说在一起工作了。他想史爱玉能在秘书一科工作,自然有她的优势,如果书记喜欢这点,她的地位就更加牢固了。“细节决定成败,在领导身边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你做得很好,我看书记的茶杯簇新簇新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天天换茶杯呢。”
史爱玉又微笑了一下,突然转换话题:“刚才听他们夸你夫人漂亮,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也见识一下呀?”
陈楚歌十分不情愿提田小曼,但这些人偏偏和他过不去似地,他听人说过这样的话“粉底用来遮掩皮肤的瑕疵,微笑用来掩盖心灵的伤口”,便微笑了一下,说:“乡下女人,没什么看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别瞧不起乡下女人,她们单一、纯情,不像城里女人爱慕虚荣。”
陈楚歌心想田小曼如果像史爱玉说的那样就好了,他并非愿意走女人路线,而是这路线像蜘蛛网一样网住了他,他是受害者。
陈楚歌手机来了信息,史爱玉见了,知趣地埋头看起书来。
信息是汪芬发来的,有点长,意思是她知道陈楚歌这几天很忙,也就没有打扰他,今天是周末,要和他见个面。
陈楚歌想起自己向汪芳作出的保证,想起钱飞听说她在市电视台后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以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自己和她是不适合的。别说今晚有应酬,就是没有应酬他也不想去见她。于是,他给汪芬回了信息,称今晚加班,有一个大材料必须完成。
很快,汪芬的信息又来了:很遗憾,那改日吧。
陈楚歌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欺骗,但至少是善意的,经过田小曼这一闹,他感到身心俱疲,想平静地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现在办公室里面都知道他的事了,如果再多出一个汪芬,不知又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毕竟这里的人“嗅觉”太敏感了,他不想让人觉得像个花花公子。
钱飞一直没有回来,这对陈楚歌来说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昨天晚上他表示要做几个菜请他,被他谢绝了。钱飞让他成全一下,因为一直以来每个周末他都没有回家,做几道菜请徐丽丽,现在都习惯了。陈楚歌只好说明天再说吧。
下班后,陈楚歌来到人民公园门口。冬天日头短,天光已经暗了,路灯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虽然天气寒冷,但不时看见一对对情侣手挽着手往公园里面走,还有人在洒满落叶的地上相拥而坐,旁边一对年轻恋人在行人的目光中肆无忌惮地接吻…大城市比县城里面开放得多,陈楚歌早上到这里跑步,在经过湖中小岛上的情人坡时,发现枯黄的草地上,到处是卫生纸团,还不时看见用过的避孕套。他知道到这里来的大学生居多,他们也是穷人,连开房间的钱都没有,只是别冻坏了屁股,但好在是热身运动,没听说有人冻出毛病,顶多是感冒。
一辆黑色的大奔停在陈楚歌身边,何劲松按下电动车窗,冲陈楚歌喊:“上车!”
陈楚歌上了车,只见驾驶汽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段华茂。
何劲松介绍说:“这是段总,江南华茂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接着又向段华茂介绍陈楚歌。
段华茂早已扭过头来,向陈楚歌伸出手,用力握了一下,抢先说:“陈科长,幸会,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陈楚歌明白他的意思,是不想让何劲松知道他们见过面,于是说:“段总好!”
段华茂发动车子,驶入灯光汇聚成的河流中,如同一条黑色的鱼,在金色的河流里游动。
陈楚歌无法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预感会有大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