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忙碌的十二月
干工作是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一味讲原则，尤其是对那些农民群众。这是张卫民的一点体会，这点体会是他从经历的一次挫折中感受到的。这次挫折说到底就是他在执行政策时的武断决策，导致与群众的隔阂，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称之为“砸窑”事件。
根据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坚持不懈地搞好林业重点工程建设。龙越县地处长江流域，属于生态防护林工程的涵盖范围，龙越县林业局向国家申报长江流域生态防护林工程获得批准，国家将根据生态保护情况每年下拨资金进行管护，每亩补助五元，全县几十万亩山场，根据卫星测绘地图，符合条件的有十几万亩，其中高山乡有一万多亩，高岭村有四千余亩。
龙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工作，要求县林业局把加强生态林的管护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络，坚决打击乱砍乱伐行为，杜绝私采滥伐现象，对偷伐、滥伐超过一定面积触犯刑律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当前山区的实际情况，主要工作是打击烧炭和偷伐，要求林业公安配合开展工作，切保在国家每年一次的林业检查中过关。
高山乡农民烧炭是历来的传统，尤其是高岭炭，基本上是上等枥树炭，不含杂树，火旺不起烟，销路很好。一到十月以后，在通往高岭村公路的两边山上，一个个小炭窑冒着一缕缕白烟，那是山民在烧炭。
烧木炭所用的树木，是木质十分坚硬的半常青树黄栌和枥树，十公斤林木才能烧一公斤木炭。烧木炭者只取十厘米左右的主干，细的枝条都被抛弃。每个窑附近的山坡，都像被剃了头一样光秃，那些被抛弃的枝条，就像散落的头发渣。一窑炭能烧二三百公斤木炭，只烧两天就好了，可以卖三百多元。
高山乡召开了专题林业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国家林业部的文件和龙越县关于实施生态林保护的具体意见，高玉虎明确了这次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意义，把落实的责任下放到各村，乡政府负责督查。
高玉虎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哪个村出了问题，致使防护林资金取消，我就追究哪个村的负责人的责任。”最后他还指出整治工作的重点在高岭，要求乡林业站密切关注，及时与林业公安部门联系，请求支持配合，力争扭转烧炭毁林的局面。
一天下午，县林业公安局的罗局长带着五六个干警，在高玉虎的陪同下来到高岭村。高玉虎一见面就批评张卫民工作不力，说他几次来村里暗访，发现路两边的小炭窑依旧烟雾缭绕。
其实张卫民对这项工作也作了宣传，但效果不佳。不拆就砸炭窑，在村两委会上张卫民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但大家立即就不同意。唐松告诫他对此事要千万慎重，免得出乱子。雷鸣则直截了当地说：“上面拨的生态防护林经费按要求是到村里，现在一分都没有到，他们要砸我们不反对也不阻止，但我们不砸，一砸群众找我们要生活费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张卫民第一次碰了钉子，他想只有矛盾上交，请上面来处理。
高玉虎说：“刚才进村的时候，发现龙头岭上有几个冒烟的小炭窑，今天我亲自请罗局长来了，请你们配合将这个小炭窑砸了。”
张卫民安排唐松去准备工具，什么锄子、镐子都拿来，让林业公安动手。唐松不大乐意，半天没有动静，高玉虎大为光火，说他们敷衍了事。
张卫民只好做唐松的工作：“上级都有如此决心，我们不能拖后腿，出了事，我扛着，不会带你本地干部为难的。”
或许是看到这样的阵势，或许是听了他的表态，唐松才拿来了镐子、锄子等工具，张卫民要他也陪着一道去山上，因为他对本地的山路熟悉，他本人也忙里偷闲烧一点炭，这次因为上面政策问题，才“忍痛割爱”。
林业公安、高玉虎、张卫民和唐松一行穿过龙溪，向龙头岭进发。远远地看见一缕缕白色的烟柱，看来有好几个小炭窑呢。
山上的路确实不好走，大家一路行来，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龙头岭的半山腰，几处小炭窑历历在目，高玉虎先来到第一个窑前，这个窑是村部隔壁的洪老师家的，洪老师是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她老婆在家务农，闲时烧炭补贴家用。
高玉虎让先砸洪老师家的窑。别看那么小的窑，靠人力还真不好砸呢。首先是将上面的横杠撬开，将窑顶打穿，横杠是用粗铁丝绞的，罗局长他们撬了半天才撬掉，窑顶是用粘土封的，用镐子几下就砸穿了，这样炭就烧不熟，一个窑就这样破坏了。
接着砸了王老书记媳妇家的，又砸了原高沟小村吴主任家的，一共砸了五六家，张卫民看天要黑了，又下起了丝丝小雨，就和唐松提前回村部了。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些林业公安还在上面砸，干得十分认真，有的手划破了，有的脚扭了，有的衣服湿透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
然而就在晚上，张卫民的耳根就不得清静了，村部周围的妇女们扯着喉咙骂了起来，矛头居然直接指到了村里，几个妇女质问张卫民为什么不阻止？还带他们上去，还准备了工具，一个妇女骂道：“你什么书记，人家下来是要把老百姓搞富起来，你一来就砸窑，你给我们多少钱了？”有妇女嚷起来：“这件事是村里带人上去的，砸了我们的窑，村里赔钱。”
一个窑搭成功要两个工还有材料费伙食费约一百五十多元，这点张卫民平时就了解清楚了。张卫民一言不发，任凭她们在村部外面吵翻天，怎样诋毁、怎样谩骂，他关上门不作辩解。
第二天一大早，唐松就阴沉着脸跑到村部来，他有些凄惶地说：“张书记，我劝你这窑不能砸吧，现在她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了，居然跑到我门前烧纸诅咒我。”
张卫民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干的？他说不知道，清早开门时就看到一堆表纸灰。这件事在她们的火头上，要问也不会有人承认的。张卫民安慰唐松几句，就像假装不知道一样，时间一长就会淡化的。然而这些女人却不依不饶，谩骂不止。
这事以后十多天，高玉虎陪客商到村里视察，这些妇女们又跑来骂，搞得高玉虎很难堪，拍拍屁股走了，临走时对张卫民说：“不要理她们，一咒十年旺，神鬼不敢撞。”
但干部怎么跟这些群众计较呢？张卫民后悔工作没有做细，如果先补助她们一些钱，让她自行拆除就好了。毕竟她们搭一个窑也不容易，也想烧点炭，你砸了窑，就断了她们下半年的收入。仔细想想，他感到十分愧疚，虽然立场没有错，但方式方法出了差错，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响。错已铸成，是无法弥补的。
一天晚上，张卫民翻看《全唐诗》时，不经意间看到了白居易的《卖炭翁》，不禁仔细读了起来：“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想想这次砸窑的经历，张卫民禁不住浮想联翩，他像不像那个“黄衣使者”？时时地扪心自问，有时在梦中惊醒，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正当张卫民准备采取措施进行弥补时，他发现几个长期谩骂的妇女是高德标的亲戚，其中有洪老师妻子、王老书记的儿媳妇还有退下来的吴主任老婆，她们的家境不是很差，唐松说她们是受高德标指使的，是要给他好看、让他在高岭村呆不下去。知道这些真相时，张卫民心里宽慰许多。
有些现象一旦形成惯例，便难以改变，明知不好，也得去做。每到年终岁末，各大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机关门前，就聚满了前来“打点化缘”的人们。这些有审批权的机关头脑，真是红极一时。
张卫民曾经跟朱宏宝说过自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朱宏宝笑笑说：“谁一开始有社会关系呀，不都是‘跑’出来的，没有关系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决心‘跑’。‘跑’是足旁加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最主要的还是让‘老票子’替你说情，比什么都有效。”
张卫民知道他说的“老票子”是指百元大钞，朱宏宝又面授机宜说：“现在办事不送不行，比如扶贫资金，掌握审批权的领导给张三也行，给李四也行，你如果不找，他会给你吗？想都不要想。你见过天上掉馅饼的事吗？就像当前的银企关系一样，银行是国家的，风险也是国家的，与银行具体的信贷员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贷给谁都是贷，只要给点好处就能打倒，太容易了。”
更让张卫民想不到的是，为年终“跑”钱的事，高玉虎乡长居然召开了由各村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一个短会，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大家都清楚，年关腊月是扶贫送温暖的黄金时间，我们是山区贫困村，要力争这个大好时机，通过项目和贫困面貌，来争取各级领导的同情和关怀，使他们加大扶贫力度，大家不要有顾虑，不‘跑’是不行的，从中央到地方，一级‘跑’一级，现在是流行邓小平同志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你花一千引一万固然不错，但搞个两三千来也还是赚了一两倍呀。”最后，对拿不出“活动资金”的村，他表示可以先从乡财政借支，对这件事他是百分之一百二的支持。
根据县扶贫办公室的安排，高岭村的帮扶单位是县农业机械局和县物价局。这两个单位张卫民都去过，那是他刚到村里的时候，高德标带他去过。县农业机械局是个穷单位，连办公房都是租的，但领导很热情，表示每年年底就是挤也要挤点钱送温暖，张卫民不好意思久留，但那位刘局长说他是第一次来，硬是留他吃了个工作餐。
在物价局就不同了，这是个在全县都排得上号的好单位，除了烟草、移动等一些热门行业外，物价局的福利可以排进前十名以内。张卫民和高德标简要汇报了一下工作，那位潘局长就打电话叫人安排他们到皇宫大酒店吃饭。在席间，潘局长亲自作陪，喝酒的档次相比县农业机械局明显高了许多，招待的烟是中华，潘局长让一人发一包，饭后，张卫民和高德标算了一下，一餐饭要花费上千元。张卫民心中想：“要是省下餐费来多给点钱扶贫多好啊。”
潘局长这个人张卫民以前认识，也打过交道，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人不错，也比较豪爽。据高德标讲，他每年在扶贫上就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一万余元，多的一分都没有。高德标没有办法，有一次他竟然对张卫民说：“潘局长这个人，钱是不愁没有的，不知好色不好色？我听人说他经常在皇宫大酒店吃饭，这个酒店的老板与他私交不错，饭后都要在客房里休息一下。如果能送个女人给他，不知能不能多给点钱？”
怪不得乡里领导夸他脑筋活呢？这码子事都能让他想得出。送女人的事现实生活中张卫民没见过，小说《国画》上就有，给领导干部安排一个小保姆，干活之余顺带陪领导睡觉，工资由送保姆的单位买单，领导一高兴给你项目、资金，还能提拔你呢。
张卫民笑着说：“你到哪里找女人，可别犯了组织介绍卖淫罪？”
高德标干笑说：“我想是人都有爱好的，一些领导也不例外，有的爱钱，有的爱色，这些爱好就是弱点。我们必须投其所好，抓住其弱点出击，才能有成效。至于送女人我也没干过，只是说说而已，你可别当真。”
权钱色总是相伴相生的，有权就有钱，有钱能买色，钱色又能谋权。这使张卫民想起一个被诉说千百遍的故事：一个外国记者到山区采访，问放羊娃放羊干什么，答曰挣钱；次问挣钱干什么，答曰讨老婆；又问讨老婆干什么，答曰生孩子；再问生孩子干什么，答曰放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人们表现出的无非是痛心疾首、无奈、不屑，但更多的则是嘲笑——多么可悲啊，落后的农民，一个放羊——挣钱——放羊的怪圈！
然而一些自诩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他们同样陷入到了一个为人不齿的怪圈。有人就有这样的高论，他说：“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贪官描绘的他的人生轨迹：挣钱——做官——挣大钱——做大官。如果说放羊娃的人生价值是放羊，那么那些贪官的人生价值无疑就是做官捞钱，也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怪圈啊。
然而张卫民现在也陷入一个怪圈，一个送小钱——换多钱——送大钱——换更多钱的怪圈。在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他像一片随波逐流的浮萍，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暗潮中旋转，虽然没有迷失自己，然而他却很无奈！
每每这个时候，他就这样宽解自己：“目的高尚可以忽略手段的卑劣。”
张卫民像一只陀螺，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旋转”个不停。
他将高岭村的村情、发展的项目、困难户的情况、年终总结、第二年的工作计划都打印成册，一摞材料一摞材料的向有关部门散发，诸如：修路的报告送县交通局，受灾和扶助困难户的报告送县民政局，造林的报告送县林业局，山区小水库整修的报告送县水利局，发展无性扦插茶苗项目的报告送县科技局和县农业开发办…
所有报告的标题都是：“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犬，在各个管项目、管资金的县直机关中嗅来嗅去，一“闻”到“钱味”就异常地兴奋，报告就会在第一时间出炉，交到相关领导的手中。
根据高山乡的有关规定，搞到项目资金的有奖励，奖励的标准是争取到资金的百分之十。去年乡武装部陈部长争取到了四万元扶贫救助资金，乡里仅开支了一些差旅费及招待费，按照政策，乡里奖励了陈部长四千元，这件事乡干部们一直津津乐道，恨不得自己也有些社会关系，弄几个钱来花花。高玉虎一直强调：“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渠道，只要能争取到资金，乡政府一定按标准奖励到位，有重大贡献的将提高标准，所有开支由乡里支付。”
在村两委会上，张卫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宣布了，并说如果哪位村干部能争取到资金，村里将提高标准奖励，但他表示自己除外。他们表面上讲了一些客套话，其实心里是巴不得的，希望他能够给他们多搞钱，像一台印钞机，只会生钱，却不能享受。当着村两委的面，张卫民郑重表态：村里的钱不会乱花一分的，所有送红包的钱不经手，争取到的钱不享受一分，三年他不占村里一分钱便宜，这就是承诺，一个下派干部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庄严的承诺！
从此，每天张卫民的摩托车上多了一个人，那就是雷鸣。张卫民毕竟以前在县城里工作过，认识不少单位的领导，他想多带雷鸣走走，多熟悉一些单位，“关节”打通，“路子”走顺，对于今后高岭村的发展有好处。报告递交到相关单位后，他们不时地去打探消息，得到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研究”。
一位精于此道的“内行”人指点张卫民：“你这样是不行的，像你们这样的报告我们这堆成几人高呢，没有人会重视的。张书记，你真想为群众做点事，搞点钱发展，除县直机关领导愿意支持外，最低也要找分管的副县长，如果有关系，找到副书记就更好了。”
张卫民说：“副县长管审批权不是更直接的么？”
他笑笑说：“你阅历浅，副书记是常委呀，是班子成员，比副县长官大，虽然级别一样，前者可是后者的领导呀。副书记可以决定人的政治前途，是管‘人’的，虽然副县长是管‘钱’，人都被别人管住了，钱还管不住吗？”最后他还让张卫民试试比较，看找哪个领导来钱多、来钱快？
县里张卫民只认识一位副县长郝爱民，他与张卫民岳父是战友，张卫民到他办公室去“汇报”工作，当然首先把岳父的名号告诉他，他之前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一听张卫民是某某人的女婿，马上笑呵呵地招呼他坐：“你岳父人不错，很正直。现在身体怎么样？”
张卫民岳父是因病退居二线的，退下来后身体反而好了，张卫民忙说还好，承蒙关心。接着他又问张卫民下派到哪个村？村里工作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张卫民一一对他说了，并把他准备的报告递过去，请他批示有关单位，然后去找。
他看了看，对张卫民说：“你这里有两份农业和林业的报告我批了，这两个部门归我分管，不过可能没有多少钱。现在财政预算在这一块的资金很有限，而各地的农业开发投入很大，目前经费已有很大缺口，你不要过于期望这块，如果有我会安排一点的。”张卫民看到不时有人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就起身告辞了。
张卫民和雷鸣又去找了联系高山乡的下派副县长刘玉柱，把村里的困难与他说了，请他在扶贫资金上面予以关照，并请他在村里的报告上批示一下。他笑了，说：“一个村级干部可以找副县长批报告，你们这是不是越级？叫你们乡书记乡长来。”
张卫民赶紧说：“刘县长，我这报告上有乡党委和政府的证明公章，再说根据国务院扶贫纲要规定：是省统筹，县管理，村负责，没说有乡呀。”刘县长仔细打量了张卫民一眼，许是被他说服了，拿出笔来在报告上签了字，张卫民和雷鸣连说“谢谢”，一边溜之大吉，生怕他反悔。
雷鸣因为和张卫民“跑钱”，经常不得回家，他的住宿成了问题。他要求住旅馆，张卫民说：“干嘛花那钱呢？现在是村里最困难时期，节约一分钱都是好的。再说我家有一间小房间，孩子小还用不上，到我家住，叫你弟妹给你烧点洗脚水，晚上我们再谈谈心，计划一下明天跑哪些地方。”雷鸣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
雷鸣的到来，章柏芝自然忙活一阵，又要给客房换床单，又要套被子，泡茶沏水，又找出一些点心让他尝，雷鸣起初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很随便了，张卫民的书架他到处乱翻，不时借书，而且是有借无还。
有一次张卫民安排村两委干部集体到扶贫单位要钱，晚上张卫民招待他们，吃过晚饭他们没有车子回家，张卫民客气地留他们住宿，哪知雷鸣说：“好啊，就到张书记家去，他家里干净，妻子很贤慧，你们还没去过吧，今晚去挤一下。”
一班人来到张卫民家，张卫民只好让老婆带着小孩子回娘家住了。章柏芝显然很不情愿，表面上笑容满面，可他看出她笑得很勉强，不知第二天会不会挨骂？骂就骂吧，反正只要别在人前让他出丑就行了。李月英一个人一个房间，张卫民、雷鸣和钱有财睡卧室大床，唐松睡客厅沙发，一个晚上的时间很快就过了。一个晚上能节省多少钱？张卫民没有算过，他们也不是傻子，应该心里有一本账吧。
张卫民和雷鸣一起跑上跑下，共同经营着希冀。他的摩托车成了村里的交通工具，在城市钢筋混凝土浇铸的丛林里穿梭不停，没有站台可以停下，必须不断地前进，张卫民坚信热情足以融化一切坚冰，成功的女神正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他。
时光的刀剪不停地剪下日子的红绿布，就在不经意间，离除夕越来越近了。
张卫民和雷鸣的心里像着了火一样，巨大的债务重担压在身上，而资金还沓无音讯，能不急吗？这不，他们已经是第六次跨进县扶贫办的门了。
扶贫办的工作是他们这次要资金的重点。去年扶贫办支持高岭村修路的发展资金是三万元，那笔钱基本上没有用来修路，用于村级交往和招待中了，今年他们是正而八经地修了路，不支持点钱群众又吵死了。
扶贫办的主任姓孔，张卫民以前见过一次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待人很热情，穿着很普通，给人的印象像个老农。后来他们去过几次，都没有见着他，听其他同志说他陪领导下乡检查扶贫工作了。全县这么大，扶贫工作任务很重，他也够忙的了，虽然没见着他，张卫民心里却觉得这是个干工作的人，一点也不生气。
今天很巧，孔主任在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孔主任却穿着旧棉袄，脚蹬大头保暖鞋，头上戴着四块瓦的方帽，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干部，倒像个门卫。进门的时候，孔主任一眼认出了张卫民和雷鸣，笑呵呵地招呼他们坐。
雷鸣忙过去敬烟，孔主任摆摆手说不会抽，雷鸣丢在桌上，他忙拿起来，递还给雷鸣：“我不抽烟的，免得浪费了，我最怕浪费了。”接着他从橱子里拿出一盒茶叶，给他们一边泡茶一边说：“这茶叶还是你们村里送我的，你们村的茶叶好，我一直舍不得喝，准备留到年关喝。”
张卫民说：“这是村里土特产，不成敬意，是您太抬爱了。”
张卫民把来意跟他说了一下，他面有难色地说：“今年可能有难度，现在找我们要钱的村太多了，你看我这报告快堆成小山了，说句实在话，我也没有时间去看。去年给你们村安排了三万元，发了文件后其他没有得到钱的贫困村看到后还来找我们闹呢。”
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报告，抽出其中的一份递给张卫民：“你看这是胡佳军书记批示的，一批就是五万块，我顶多给他两三万元钱。”然后又递来一份是程大鹏县长批示的，还有县委胡副书记批示的…
孔主任说：“这些是县里常委批示的，还有副县长批示的，有一大摞呢，他们领导批示的我不能不重视吧，可就这么一点扶贫资金，我实在为难呀。”停顿了一会，他又说：“今年如果不行，明年吧，明年我替你们考虑一些。”
雷鸣拿起暖水瓶，给孔主任添水，趁机将一张八百元的购物券塞进了孔主任的抽屉里，只见孔主任脸上立刻堆满了笑意：“你们村里有困难，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你明天递一份报告来，我在会上替你们说说，应该能考虑一点。另外我们农委的高副主任是你们村里人，他也给我打了招呼，我会替你们村里考虑的。”
张卫民说村里已经打过报告了，他找了一会，没有找到，用带有歉意的口吻说：“我在办公室里呆得少，桌子上也很乱，不知塞哪了。你们重新打一份报告吧，不要写其他的，就写修路，需缺口资金四五万元，你报告上数字写多些，我们肯定要打折的。”张卫民和雷鸣相视一笑，表示一定按他吩咐的办。
正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孔主任叫停了他们，说：“现在村里的木炭价格是多少？你们村里的木炭最好，全部是枥树炭，火旺又烧得久，而且不起烟，是上等炭。不知现在好买不好买？如果能买到，请你们给我买一两百斤，我给钱。”
“这个老家伙，连木炭都是好的，真是贪得无厌，你看他穿得朴素，像个清廉的好干部，哪知‘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一边迈出孔主任的办公室门，张卫民一边恨恨地想。
出了扶贫办的大门，张卫民对雷鸣说：“这个孔主任，是个老滑头，做人假得很。他已经五十多了，生怕切年龄杠切下来，跟领导跟得紧，又会搞形式，你看他穿着打扮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部门领导，一个科级干部，但又让你‘肃然起敬’，这是一个称职的‘好’干部，殊不知他是‘孔方兄’他爹。”
雷鸣笑笑说：“是官刁死民嘛，当官的没有一套一套的，没有两副嘴脸，就在这个官场上混不下来。你看孔主任，上托下压，索好处索得冠冕堂皇，还让你千恩万谢，这就是‘功夫’，也叫‘阅历’吧。”
“木炭的事你打算怎么办？”雷鸣问他。
“送吧，明天就送二百斤，这节骨眼儿，不能把事搞砸了。再说木炭也值不了几个钱，他要一千斤我都送给他。”张卫民毫不犹豫地说。
张卫民拨通钱有财的电话，让他和唐松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前用三轮车拖二百斤上等枥炭送到孔主任家，并一再告诫要八点以前，这是孔主任自己说的，要是八点以后，他家很可能没人。
这边的事情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了，张卫民舒了一口气，正要和雷鸣谋划下一步的动作时，张卫民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他迅速而准确地按下接听键：“你是张书记吗？”
张卫民说：“我是呀，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农机局的孟仁呀，我找你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今年省农机管理局给我们安排了两台茶叶加工机械，找的人太多了，我的意见是给你们村一台，扶贫村都不给，到时说不过去也无脸见你们。刚才的局长办公会上已经通过了，你们最好赶快过来一下，还要到省里办手续。”
张卫民一边连说“谢谢”，一边表示马上赶到。
这个孟仁是个副局长，可手段泼辣，在局里说话有份量，另外他分管的农机监理站是个实惠部门。张卫民只是在一次吃饭时见过这个人一面，对他了解不多，听钱有财说过，他去年到村里送温暖，给了一户联系户一千元现金，这在联系扶贫的领导中是不多见的，这次他又主动打电话给张卫民，看来为人不错。
张卫民骑上摩托车，和雷鸣风驰电掣般地赶到县农机局，孟仁已站在门口迎接了，张卫民正要向他表示感谢，他连忙阻止说：“刘局长在办公室，你先到他那坐一会，等一会我们再谈，我告诉你的事你装做不知道。”
张卫民答应了他，和雷鸣进了刘局长的办公室，刘局长依旧挂着招牌式地微笑，吩咐办公室主任管茶。
刘局长说：“你们这次来得真巧，我正要通知你们呢，这次省农机管理局给我们两台茶叶加工机械，我决定给一台给你们，另一台给程县长联系的山区扶贫村。不过这台机械是南楚县一家工厂生产的，可能质量一般，如果你们用不上，可以将它卖掉，换成钱也算是局里支持你们了。”
“刘局长，您对我们可真关照，我们村里的茶叶加工设备老化，现在正考虑换一套新的，这次机会真是太好了，我们留着自已用，对外发包出去，每年都有承包费收入，总比一次卖了强。”雷鸣迫不及待地说。
张卫民也向刘局长介绍说：“去年雷鸣承包了村里的茶叶加工厂，使用那一套破旧的机械设备，还交给村里两千多块，如果现在换成新的，一年的发包费可以涨到四千。一套新的设备也不过一万多元，只要两三年就收回成本了。”
“不过这台机械还在省农机管理局，要你们自己去运回来，可能还要交点手续费，我等会叫人给你们开个介绍信，你们近几天内就去办了，年底我们的办公经费紧张，可能难以筹出钱来，顶多只能在送温暖的时候，我们几个干部凑个一两千元送去了。”刘局长接着把心里话亮了出来。
张卫民只好说谢谢，然后就告辞了。
张卫民和雷鸣来到孟仁的办公室，他掩上门，轻轻地对他们说：“刘局长是想把这台机械抵作今年的扶贫任务，他是一把手，我也没办法。不过我给你们提供一点信息，我这农机监理站这一块还有一些资金，是帮县交通局代征的，两家是二八分成，我们占八，一年有十几万块钱，这一块的钱往年都是用于单位福利，我的意思是你们找县领导批个报告，然后我在会议上替你们说说，看能不能给你们解决一万元钱。”见孟仁这么热心，两人又连说谢谢。
孟仁说：“你们快准备吧，我也不留了，下次到局里来再请你们吃饭。”
一万块？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要知道去年县农机局全年只给了村里五千元，而村里还花了一两千元的茶叶呢。
张卫民边走边想，心里充满了喜悦。
年底事情多，千头万绪。张卫民和雷鸣主攻外，村里的工作交由钱有财和唐松打理。
张卫民分身乏术，只能用电话指挥，那一段时间，他仿佛战场上的将军，手机响个不停，什么年报呀、交困难户名单呀、森林防火呀，他都安排了负责人，大家都很乐意跑腿，因为有钱好办事呀，他也有意让他们锻炼独当一面的能力，因为不能事事靠他一个人。一个好的单位和部门一定要有团队精神，他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写团队精神的：“一个差的队伍是一头羊领导一群狼，一个一般的队伍是一头狼领导一群羊，最好的队伍是大家都是狼，群狼共舞。”张卫民很赞成这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希望自己的队伍是“群狼共舞”，他只要做好头狼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钱有财和唐松就完成了送木炭的任务。而张卫民和雷鸣已坐在驶往省城的汽车上，他们是前去提茶叶加工设备的。
昨天县农机局也通知了另外一个村，那个村的叶书记和张卫民通了电话，他们找车拖设备，费用由两个村分担。
两家约定上午十时在省农机管理局见面。十点多一点，张卫民赶到的时候，叶书记也到了。他们直奔省农机管理局装备处，把文件和相关的手续交上去，过了一会，只见一个中年模样的女同志出来喊他们交钱。张卫民问要多少钱，她说一套二千八百元手续费。雷鸣去交钱了。
张卫民和叶书记在外面等的时候，两人闲聊了起来。
叶书记说：“这二千八百元美其名曰手续费，其实就是她们借机收点过年费。农机部门是个清水衙门，不也得变个花样收钱。我在村里干了二十多年了，各行各业都见识过，这点小把戏瞒不了我。”
张卫民说：“你那村好啊，有程县长撑腰，搞钱还不容易。”
叶书记说：“程县长人不错，很关心扶贫工作，前不久他带了一位民营企业家到我们村，一下子就支持三万块，这钱好，不花油不花盐的，像这样多来几次就好了。”
张卫民羡慕地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挺羡慕你们的，我们巴不得有一次就可以了，你却还那样贪心。”
叶书记笑了：“钱多还怕扎手？有钱不抓，不是行家，听说你老弟今年跑了不少部门，也给村里争取了不少资金，后生可畏呀，今后还得向你学习学习。”
张卫民说：“叶书记你是笑话我了，我是没有门路一抹黑，全凭瞎撞，哪像您经验丰富，指挥若定，今后多向您请教经验呀。”
正在他们说话的当口，雷鸣手续办好了，大家一起将设备装上车，时已近晌午，又在省城吃了点便饭，大家已是十分的熟悉了，席间又说了些闲话。
等张卫民和雷鸣回到村的时候，天已近傍晚了，钱有财和唐松他们已在村口迎接了。
张卫民在电话里已通知他们找几个壮劳力，准备好麻绳和长杠，到时将加工设备抬到村茶叶加工厂里。这套设备一共三台：一台理条机，一台杀青机，一台烘干机。几个壮汉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全部抬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山村的冬夜静悄悄地，劳累了一年的山民，在大山的怀抱中，搂着秋收的喜悦，酣然长睡。
每每此时，张卫民总是贮立窗前，看那清冷的月光，遥想明人的诗句：“小灶茶烟起，孤灯夜话长。更深衣渐薄，悄下一天霜。”就像诗中所述，山村的冬夜异常的寒冷，在办公桌前坐了不一会儿，就手脚冰凉，没有取暖器，一个人睡也不敢烧炭，只好早早地躺在被窝里看书，白天的疲惫一阵阵袭来，书从手中掉下来，才慌忙脱去外套，进入梦乡。然而夜到深处，他往往被冻醒，一床被子架不住冬夜的严寒，只好将大衣、外套一股脑儿地压在被子上，身子蜷缩成一团，那个时候总是盼天快一点亮。
请求县农机局解决扶贫资金的报告已经拟好了，现在张卫民对于这类要钱的报告已经驾轻就熟了。他和雷鸣找到郝爱民副县长，把来意说了，郝县长一脸疑惑，问他是怎么回事？张卫民把孟副局长的话向他重复了一遍，郝县长笑了：“这个孟仁，别是骗你们吧，那点钱管他们单位发福利都不够，每年还找我要钱呢，哪有钱给你们？”
张卫民说：“既然孟局长授意我们这样做，您就不要难为了，帮帮我们吧。”
郝县长也不再推辞，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笔来，在报告的上头批了一行字：请县农机局刘孟二局长支持解决。批给他们二个人，看来郝县长是匠心独运呀，张卫民打心眼里无比地佩服。
想到刘局长先前和他的谈话，张卫民和雷鸣商量了一下，还是先把报告交给孟局长为妥。孟仁看了看，思考了一会：“不行，你这报告请人重批。”
“郝县长不行么？他可是分管副县长呀。”张卫民感到很惊疑。
“有些事情我不便于明说，你们按我说的做，至少找一位副书记批示才行。”
张卫民和雷鸣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找谁。最后，雷鸣把大腿一拍：“看来只有找他了，这条路迟早要走的。”
张卫民问是找谁，他说：“我们就找胡佳军书记”。
张卫民吃了一惊，找他，厉害，他是县里的一把手呀。雷鸣说胡佳军书记以前在龙越县一个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与他的一个姑父很熟悉，两人一直保持来往，现在只有请他姑父出马了。张卫民心里想也难为他了，真是关系路子想尽了。
雷鸣给他的姑父打了电话，过了一会，他姑父打电话过来，说已跟胡书记说过了，叫他这两天就去找胡书记。
这天上午张卫民和雷鸣一直在县委小礼堂边上等着，一直等了四五个小时，胡佳军书记没有来上班，有的说胡书记陪上面领导检查工作去了，有的说最近县纺织厂改制职工闹事，每天围了几十人在县委礼堂前，胡书记故意回避。
张卫民和雷鸣离那些工人远远的站着，中午工人们散去，可能是回家吃饭了。他和雷鸣也感到肚子饿，他问雷鸣吃什么好？雷鸣说：“随便。”张卫民故意逗他：“到底吃什么？没有随便这道菜呀。”
雷鸣苦笑了一下：“算我错了，这样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挑不出刺来了吧？”。
张卫民走出县委大门，到边上的超市买来两大桶方便面，和雷鸣向门卫值班的老头讨了点开水，吃了起来。吃过中饭，两人就在值班室里看起了报纸，雷鸣边看边睡着了，竟然打起了呼噜。
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胡佳军书记夹着皮包匆匆走了进去，张卫民推了推雷鸣说：“快，胡书记进去了。”
两人兴冲冲地走进胡佳军书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人，又只好退了出来，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在门外等着。两人也只好等着，大约等了半个多小时，那个人出来了，有点面熟，好像是卫生局的局长。接着一拨人进去了，两人又只好等着。张卫民看见楼梯的过道处还有几个人在晃悠，不时把目光向这边瞟过来。
张卫民悄声对雷鸣说：“这次我们一定要进去了，不能再让他们插队了。如果胡书记走了，我们这一天白忙活了。”雷鸣也表示早有此意。这拨人好像故意在与两人开起了玩笑，一汇报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人等得心急火燎，早知如此，也不让他们插队了。
这拨人终于出来了，两人慌忙抢先走了进去。
胡佳军书记一看不认识他们，脸上堆起的笑容马上收敛起来，给人一种严肃敬畏感。
雷鸣走近一边递烟一边说：“我姑父是余大龙，曾经在您手下工作过。”
胡书记阻止雷鸣递过来的烟，问道：“你直说有什么事？”语气很急躁，显然很忙。
雷鸣说：“我现在在高岭村任代理村长职，这是个贫困村，困难很大，想请您在报告上批示一下，给我们解决一点资金。”
张卫民赶忙把报告递了过去，顺便把给县水利局的报告也递过去了。胡佳军看都没看，拿起笔来在报告上龙飞凤舞起来，然后递给他，并问他是做什么的。张卫民回答说是下派干部，他点了点头。
出门来，已经有七八个人在等候了，他们看张卫民时脸露不满之色，显然认为他耽误他们的时间了。要在平时，张卫民也会“还以眼色”，但现在他一点也不生气，心里充满了快乐，他的事办成了。
张卫民马上打电话给孟仁副局长，他说他下乡来了，叫张卫民晚上与他联系。张卫民说村里做东请他吃个便饭，他回绝了。这个人，一下子十分热情，现在反而又往后退了，让张卫民十分的费解。张卫民想他是不是想要点回扣？雷鸣则说不会。但既然晚上去他家见他，不至于空手吧。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孟仁既然有仁，那村里也应该有义。
两人商量一致，孟局长爱好抽烟喝酒，就买了一条中华香烟和两瓶五粮液酒，算起来也有上千元。
雷鸣拎上东西，两人一起趁着夜幕上了孟仁住的宿舍楼，他家住四楼，两人在门外按了五六次门铃，门一直没有开，家中没人。张卫民一看时间有八点多钟，就是在外吃饭也该回来了呀，于是再拨手机，他还是说他在外面。这个人，是不是打退堂鼓了？两人心里充满了疑问。
两人在楼道里又按门铃又打电话，惊动了隔壁的人，他们开门问是什么事，并用眼睛盯着雷鸣手中的东西，搞得张卫民很不好意思，就像贼似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出来后，雷鸣说：“拎着这些东西真是不方便，早知买张卡就好了。”
张卫民说：“那是你自己要这样做的，你说晚上到人家去拎东西好看些，拿卡反而有点钱钱交易了。现在你是自作自受。”
正说着，一个老大娘从楼梯口上来，对张卫民说：“你们找孟局长吧，他晚上到十一点多才回家，这个时候家里是没人的。他老婆在前面开了一个棋牌室，你要找他到棋牌室里就能找到。”
两人如获至宝，立刻按老太太的指点，马上就找到了那个棋牌室，进了门，第一个房间里就传来了孟仁粗声大气的嗓音，原来他在陪人打牌。
张卫民将门轻推一条缝，探进头去，孟仁看见是他，马上喊老婆过来替她，他陪他们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雷鸣把东西递上，孟仁笑呵呵地说：“你看你们，带什么东西来。打电话讲晚上见你们，打过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就怕你们带东西，所以晚上躲到这里，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张卫民把胡佳军书记批的报告拿给他看，他只瞟了一眼，说：“行，明天你送到办公室就行了，找秦主任。”然后他又进一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找县领导批条子吗？我们农机局的刘局长正在活动调动，他不想再在这个穷单位呆，我们辛辛苦苦、起早歇晚地干，今年多收了一点钱，大多被他拿去活动了。现在他正愁钱不够花呢？所以你们如果不找常委这样的领导，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次有胡佳军书记的报告，大概有希望了。”
张卫民再次向他表示了谢意，他极力挽留他们在他那打一会牌，张卫民说今天已经很晚了，改日再来。孟仁拉着张卫民的手说：“那你哪天一定要来呀，你如果来请我吃饭我一定会参加的，吃过饭后在我这玩一会牌。”张卫民一边答应一边迅速地离开了。
结果不知怎样？时间会证明一切，张卫民只有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