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封禅与真宗朝政局（一）

将太祖、太宗时期所实行的政策及其精神加以总结，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始于宋真宗时期。与太祖、太宗起自行伍，洞察民间疾苦相比，宋真宗长于深宫妇人之手，虽然处事谨慎，但能力却有不足，此时宰相的作用就对政局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真宗前期政局稳定，遵循太祖、太宗旧制是当时朝野的共识。当时的宰相吕端，是太宗委以执行遗诏的顾命大臣，在真宗即位时成功挫败了宦官王继恩谋立楚王元佐的阴谋。对这样一位元老重臣，真宗自然是尊重有加。吕端信奉黄老之术，是有名的小事糊涂、大事明白。真宗前期的其他几位宰相也多以清静无为为己任，因此，朝廷上下以不生事为原则，整个制度进入了稳定期。

真宗朝被称作“圣相”的李沆也力主清静，他会见宾客时都很少讲话，人称“无口匏”。李沆曾任真宗的太子宾客，在真宗身边多年，深得信任。李沆成为宰相后，经常上奏各地的水旱灾害、盗贼之事，目的是使真宗了解民间疾苦，有所畏惧。同时李沆对企图改变已有规程的建议都予以否决，他认为当时的制度已经很完善，随意改动会破坏安定的局面。这种稳重的处事作风，有利于使太祖、太宗创设的制度规范化。李沆虽然寡言少语，但行事却十分果决。真宗曾下手诏封刘氏为贵妃，派内侍交给李沆，李沆看完就当着内侍的面将手诏焚毁，真宗也只好收回成命。

宋辽澶渊之盟后，北宋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宋真宗此时也已继位数年，有了一定的政治自信，而李沆死后，能够阻止皇帝“生事”的人也不多了。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鼓动真宗开创“大功业”，也就是封禅。封禅是封泰山而禅梁父的简称，即在泰山筑土为坛来祭天，在泰山附近的梁父上辟基祭地。《白虎通义》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封禅象征着皇帝受命于天，举行封禅大典意味着天下太平的大功告成，堪称是“大功业”。历代帝王大凡一统天下者都想通过封禅泰山来炫耀功德，历史上封禅泰山的皇帝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寥寥数人，宋真宗则是最后一个。因为宋太宗也曾想封禅泰山，但最终放弃了，完成一件父亲没有完成的功业，对于生活在父亲阴影中的真宗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此时的宰相王旦颇有“贤相”之名，真宗害怕他反对，预先征求他的意见。王旦认为封禅之礼旷废已久，委婉地表示反对。真宗不死心，一方面派王钦若去游说王旦，另一方面又在一次宴饮之后赐给王旦一瓶酒，让他带回家与妻子共饮。王旦回家打开酒瓶一看，原来里面都是珍珠。接受了皇帝贿赂的王旦，从此对封禅之事，再也不发一言。

按照传统，封禅需要天降祥瑞来表示上天的许可，真宗依靠王钦若等人的精心策划，首先制造了“天书”下凡的闹剧。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七，皇城司报告说在承天门南端的屋顶上挂着两丈多长的黄帛，上面有个类似书卷的东西，真宗说这就是先前梦中神人所言的天书《大中祥符》，帛上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样明显的许可封禅的暗示也是历史上罕见的。真宗当即下令改元“大中祥符”，以示重视。同年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又有天书降于泰山。有了天书的示范，全国各地的州郡长官纷纷上报有芝草、嘉禾、瑞木等祥瑞出现。有了天书、祥瑞，封禅泰山的理由找到了，百官、蕃夷、僧道、父老纷纷上言请求封禅。真宗见时机成熟，在当年十月初四，率百官、僧道三万余人从京城出发，前往泰山封禅。整个过程历时四十七天，耗费钱财八百三十余万缗。同时，为了供奉天书和提倡道教，真宗还下诏在全国各地普遍建设道观。其中，建于京城的玉清昭应宫规模最为宏大，共二千六百二十楹，前后历时七年方才完工。真宗终于建立了他的“大功业”。

宋真宗热衷于封禅这样劳民伤财的活动，背后还是有其特殊的政治考虑的。首先，这与宋真宗对当时宋辽关系的认知有关，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但其他方面双方都还算平等，而且换来了较长的和平时期，当时朝野上下都还是予以肯定的。但是盟约中，宋、辽君主互称皇帝，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传统中，这才是最让宋真宗感到屈辱的。此时，宋、辽双方处于均势，谁也不愿轻启战端，宋真宗只有寻找其他方式挽回颜面。王钦若投其所好，为宋真宗谋划了天书封禅事件，目的是展示赵宋才是天命所归，向宋朝臣民强调赵宋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宋人认为契丹的习俗十分崇拜天，策划这样的活动，通过封禅强调天意在赵宋一方，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压倒辽朝。其次，真宗着迷于此类活动，与他接受了王钦若对“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解释有关。这句话出自《周易》，一般的理解是圣人效法自然来潜移默化地教化百姓，王钦若却解释为圣人创造“神道”来教化百姓，也就是说，祥瑞是可以为了某些目的而人为制造的。宋真宗起初对此颇有疑虑，他召来龙图阁直学士杜镐隐晦地询问是否确有“河图洛书”之事。杜镐不了解宋真宗的目的，随口答道：“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听在宋真宗耳中，就被理解为“河图洛书”其实是圣人编造出来的。找到了理论依据的宋真宗于是下定决心制造天书下凡的骗局。从此，宋真宗迷上了“神道设教”，大中祥符四年（1011）他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到安徽亳州谒太清宫祭祀老子，真是乐此不疲。

对于这场事后看来是闹剧的演出，《宋史》的评价是“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卷入这一事件的可不只是真宗等数人而已。对于君主，这是证明其皇权合法性、权威性的途径；就朝廷而言，这是示范天下的重大仪式，是强化既有政治秩序的有效方式；对臣僚而言，参与盛典，是身份与地位的反映。连寇准这样的名臣也被卷入其中，寇准因为在澶州之战前力主真宗亲征，澶渊之盟的签订他居功至伟，后来他因被王钦若构陷而罢相。寇准本来是坚决反对所谓“天书”的，也许是被冷落得太久，为了恢复权位，他在天禧三年（1019）上书报告“天书”降于乾祐山，这其实是当地巡检朱能为了邀功而伪造的。寇准的投机获得了成功，他随即被召回朝廷，二次拜相。

东封泰山之后，宋真宗似乎厌倦了繁杂的日常政务，一反以前谨慎小心、事必躬亲的作风，把大权交给王旦，很多小事王旦不需汇报即可处理。王旦内心并不赞成封禅，但却不能脱身事外，面对轰轰烈烈的典礼，他经常回忆起当年李沆的种种作为，感叹道：“李文靖真圣人也。”“文靖”是李沆的谥号。对李沆的回忆恰恰说明，王旦没有李沆式的勇气来反对封禅。在举国痴狂的造神运动中，王旦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事。一是不断举荐他所认定的“正人”，如吕夷简、王曾等人，以对抗得宠的“五鬼”。“五鬼”

即宋真宗时期以王钦若为首的五位宠臣，包括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二是尽量遵守“祖宗典故”，维护太祖、太宗时的制度，这种做法其实是当初吕端、李沆等人策略的延续。当然，这些“典故”都是经过他有意识筛选的。王旦意识到要对皇帝的行为有所约束，必须依靠“祖宗”的权威来进行。一次，宋真宗打算任命刘承规为节度使，王旦认为，刘承规身为宦官，不应授予如此高的地位，引用太祖、太宗时的例子来反对，并且义正词严地对宋真宗说：“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宋真宗想要任命王钦若做宰相，王旦表示反对，其理由是“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

王旦的选择无疑是考虑了当时的背景，身为臣下无法完全限制君主的行动，要对君主有所制约，无非是天意和祖宗，信奉“神道设教”的宋真宗利用了天命作为武器，与之对抗的就只有祖宗的权威了。因此，一套冠以“祖宗”名义的制度规范才可能使君主有所顾忌。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君主个人的某些逾矩行为的危害性。以王旦等为代表的赵宋士大夫，忠于皇权，但又不单纯是皇帝的应声虫。他们熟悉官僚制度的运转方式，有自己的信念，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们处世庄重，行为缜密，尊重制度规范，不敢轻言变革。他们其实是通过维护制度来同时达到忠于皇权和保证天下长治久安的双重目的。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形象。

真宗朝是宋代许多制度的定型期，太祖、太宗依靠君主个人的影响开创了许多制度，真宗属于守成的帝王，处理政事多援引祖宗故事，君主个人的影响逐渐减低，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样一种以祖宗家法为处理政事的最高原则的行为模式，为士大夫们所接受，士大夫每每上言都多引用祖宗时的例子为依据，也经常以祖宗家法来规劝皇帝，使得祖宗家法成为一套君臣共同维护的行为模式。自真宗后期至仁宗朝，士大夫阶层日渐成长，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故事在处理政事上的作用逐渐加强，“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正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此后“祖宗之法”便处于被尊崇与被利用的状态中，需要指出的是，尊崇并不意味着完全遵行，即使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争论也是围绕政策法规层面展开的，而“防弊”的核心原则却依然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