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功西夏与无辜受责

狄青一生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

宋太祖建国后，对唐末五代以后失衡的文武关系进行调整，奠定了“文治”的政策导向，至太宗继位，“兴文教、抑武事”，终于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后人谈及宋朝，往往把它作为读书人的天堂，但矫枉过正的兴文抑武策略，也的确给国家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武功不竞的根源之一也就在于此。仁宗朝是兴文抑武方针落于实处的重要时期，透过名将狄青的境遇，我们尝试观察在一个由文臣主导的社会中，武将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况究竟如何。

投身西北，声名鹊起

狄青，字汉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生于汾州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市）。当地民风犷悍，狄青自幼就崇侠尚武，王珪说他“生而风骨奇伟，善骑射，少好将帅之节，里闾侠少多从之”。宋人笔记中记载狄青从军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狄青十六岁时，兄长狄素与里中恶霸打斗，将之推入水中淹死。狄青挺身而出，代兄顶罪，被逮捕黥面。宋朝军队常从罪犯中招募军士，狄青便通过这一渠道入伍从军，并因为武艺出众被抽调至中央禁军。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建国，入侵宋朝西北边境，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宋廷为应付战事，选拔人才出征，狄青以低级军官的身份来到西北战场。这次战争给狄青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他在战场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焚烧西夏积聚数万，庐舍数千，俘虏丁壮五千余人，又在战略要地修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寨。《宋史》记载，狄青与西夏军前后大小共二十五战，八次被流矢射中。他出征前总是在脸上戴一副铜面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骁勇善战之名威震边塞，西夏军称之为“狄天使”。

狄青为人缜密慎重，武勇却不鲁莽。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狄青在泾原与西夏军作战，乘胜追击数里，西夏军忽然壅遏不前，宋军推测前方必是天险，正要奋起直击，狄青却忽然鸣钲收兵。事后宋军前去查验，果然发现前面是一个深涧。将佐们都后悔没有把握机会，狄青却道，敌军逃亡途中突然掉头与我军对抗，怎知不是他们的阴谋呢？我军已经大胜，区区残兵不足为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中了敌人计谋，则我军存亡不可预料。沈括评价说：“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狄青的优异表现得到了被称为“河南先生”尹洙的欣赏，尹洙将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韩、范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勉励他要文武兼备、博古通今。狄青由于屡立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部署、经略招讨副使，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等。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听闻狄青之名，想要亲自召见他，一睹风采，但因战事紧张，只好命人给狄青画像送到京城，由此狄青声名更盛。

殃及池鱼：水洛城事件

狄青声名鹊起，得益于文臣群体如尹洙、韩琦、范仲淹等人的推荐，但也恰恰是在西北期间，他第一次与文臣群体发生了摩擦。庆历三年（1043），德顺军（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生户王氏家族献水洛城，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上奏，请求在当地筑城，集聚蕃兵捍御西夏，朝廷从之。郑戬令刘沪兴工，又派著作佐郎董士廉带兵相助。然而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却上书要求罢修水洛城，也得到朝廷的认可。这样，围绕是否修城就存在相互矛盾的两道旨令，郑戬和韩琦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庆历四年（1044）初，韩琦还朝为枢密副使，改郑戬知永兴军，就是为了将之调离。但郑戬坚持己见，仍令刘沪、董士廉二人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和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都站在韩琦一边，认为修城有害无利。尹洙数次召刘沪、董士廉还城，都被二人拒绝，尹洙大怒，命狄青带兵收捕二人送至德顺军监狱，欲以违抗军令的罪名斩之。已经投靠宋朝的蕃部受到惊扰，烧积聚、杀吏民作乱。朝廷派盐铁副使鱼周询前来调查，鱼周询了解情况后，支持郑戬修城的主张，朝廷于是下诏释放刘沪和董士廉，迁尹洙知庆州，水洛城继续修筑。

在此期间，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但争论的焦点却不是是否应该修城，也不是针锋相对的韩、郑等人，而是奉命行事的狄青。参知政事范仲淹认为，刘沪在边境多有战功，董士廉是京官，不能任由狄青斩杀，批评狄青是粗人，不知朝廷事理。大臣孙抗弹劾狄青不应当阻止刘沪修水洛城。谏官余靖也抨击狄青公报私仇，囚禁大臣，如果刘、董二人因冒犯大将而受罚，朝廷又不能保全，则今后边臣谁肯效力？他建议朝廷诫敕狄青，如果狄、刘两人中必须调离一人，则宁可调离狄青，不可调离刘沪。

事件发展到最后，已经完全偏离了最初引发争议的主题，韩琦、郑戬、尹洙等人毫发无伤，罪责完全被推到奉命而行的狄青身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狄青与其他诸人身份不同，韩、郑、尹都属文臣集团，虽有过错，也只能由狄青这个“粗人”来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文官集团对武将的排斥。尽管如此，由于朝廷确实有停止修城的命令，狄青也只是奉命而行，加之刘、董二人确有抗命之实，因此并未继续深究狄青的责任。

“奖用太过，群心未服”：以文驭武统兵体制的反弹与弊端

水洛城事件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且狄青只是被殃及，接下来围绕狄青知渭州所产生的争议，才真正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庆历四年（1044）六月，宋廷任命狄青为渭州知州，引起朝中文臣的群起反对。时任右正言的余靖连上四章，述及泾原一路在整个陕西边防中的重要性，必须选才望卓著之人守御，而狄青拔自行伍，是一个粗率武人，性格“率暴鄙吝”，令其与统领西北军政的庞籍等人为伍，等于是对庞籍等人的侮辱。余靖甚至否定狄青此前的战功，公然称狄青“名为拳勇，从未逢大敌，未立奇功，朝廷奖用太过，群心未服”，“必致败事”，乃至以“匹夫”称之。

余靖与狄青此前从未谋面，也不存在利益冲突，他对狄青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纯粹是为了维护刚刚确立下来的“以文驭武”的统兵制度。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般由武臣承担统军征战或驻守地方的职责，都部署、部署、都钤辖、钤辖等统军官职由各级武将出任，文臣对驻军和军事行动无干预权，在军事行动中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如供应粮饷、安抚百姓等。在“以文驭武”国策的背景下，真宗朝开始出现文臣参与指挥军队的端倪。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一些文官对高级武官以都部署之职统领大军的旧制提出异议，孙何建议由文臣取代武臣统军，表明武将的军队指挥权受到执掌国政的文臣集团抵制。“澶渊之盟”以后，随着战事的平息，武将都部署的职权开始下降，文臣以地方长吏身份兼任都部署而管辖本地驻军的现象增加，但总体来看，高级将领仍在各地统军系统中居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河北、河东和陕西缘边地区。到仁宗朝，特别是对西夏大规模作战后，北宋地方统兵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确定了以文臣为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以武将为副职的基本原则，文臣控制了前线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武将则沦为文臣主帅的部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四人分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主持对西夏战事，狄青投身西北战线时就处于这种体制之下。

新的地方统兵体制以确保文臣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为核心，这也是狄青出任渭州知州的任命遭到文臣群体抵制的原因，事件背后反映出狄青个人官职的提升与国家体制之间爆发的冲突。宋仁宗时代出任方面统帅的文臣，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既没有沙场经历，也不熟悉兵法。宋夏战争开始前夕，通晓兵略的武将王德用主动请战，却被排挤出朝廷，正是由于文臣对他的猜忌：王德用长相酷似宋太祖，“状貌雄毅，面黑而颈以下白晳，人皆异之”；同时王氏宅第位于皇宫北角外的泰宁坊，正枕在都城乾纲线上，显然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以文驭武”的统兵体制，将不知兵机的文臣推上军队统帅的位置，而富于战争经验的武将们却只能听命行事。文官王素知渭州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时，武将蒋偕因遭西夏军攻击前来请罪，王素“责偕使毕力自效”。部署狄青认为不妥，王素冷言回答：“偕败则总管（部署）行。总管败，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复言”。

代替武将出征的文臣们大多表现无能，导致宋军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夏竦作为最初对西夏用兵的宋方主帅，畏缩自守，“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宋人范雍守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被西夏元昊用计玩弄于股掌之上，盲目调动军队疲于奔命，结果宋军在三川口遭西夏军埋伏，全军覆没。受命统辖陕西四路的韩琦、范仲淹等“儒帅”，也“久而未有成功”。韩琦自称“素昧兵机，不经边任”，“既不能亲冒矢石，应机制变，而但激励将卒，申明赏罚，以昼继夜，实忘寝食”。所谓“激励将卒，申明赏罚”，究竟有何作为呢？宋人笔记载，狄青调任定州路总管时，旧部焦用押兵路过，狄青留其叙旧。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机向韩琦状告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便下令斩杀焦用。狄青为焦用求情道：“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嗤之以鼻，答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杀了焦用。只凭一名士卒越级上告，就不经核实、不顾军情武断地斩杀立有军功的大将，名义上是“申明赏罚”，却给军队带来长久的不利影响。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宋夏好水川之战，正是由于韩琦指挥失误，倡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导致宋军大败。面对“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范仲淹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

在这些“儒将”的指挥下，西夏元昊“叛扰累年”而宋军频频失败，“一战不及一战”。徒知高论的士大夫们，既不能直面现实中的无能与失败，又不能正视体制的弊端而有所救补，只能编造谎言自我吹嘘、自我麻痹。范仲淹继范雍守延州后，传言西夏军不敢再侵犯延州，因为“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宋人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大惧，遂称臣”。而事实上，西夏人在好水川之战后作诗讽唱：“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对宋军的轻蔑溢于言表。

体制上的弊端长久得不到救治，致使积弊越来越深。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西夏在边境修筑堡垒，庆州知州、文臣李复圭授予本路钤辖李信及刘甫、种咏等武将“阵图、方略”，命令出征。李信等根据李复圭的指示与西夏军作战，大败而归。李复圭急忙收回此前交付的阵图、方略，将李信等逮捕。最终，李信、刘甫以“违节制”之罪被杀，种咏死于狱中。北宋末年，文臣张孝纯以主帅身份守卫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面对金军手足无措，试图投降，守城职责只能由将官王禀承担。增援太原的军事行动中，坐镇京师的知枢密院事许翰既不了解前线军情，又随意督战，“数遣使督（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大将种师中被逼无奈，贸然出战，结果被金人袭击，兵败战死。文质彬彬的宋朝，在盲目自信的士大夫们的指挥下节节败退，终于在“靖康之难”中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