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

南宋政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权相的出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相继把持朝政，几乎贯穿南宋政权始终。然而孝宗朝却是个例外，宋孝宗在位期间，共任用了十七位宰相，其中在位最长者七年，最短者不过三个月，平均每人每次任职仅两年左右。纵观整个宋朝历史，孝宗朝宰相的更替是最频繁的，宰相的平均任期也最短。

宋孝宗初政时，就已经显现出频繁换相的迹象。隆兴二年（1164），太学生王质上书论道：“陛下自即位以来，慨然有乘时有为之志，对宰执陈康伯、叶义问和汪澈都不满意，于是三人相继罢免，以史浩为相。史浩不称陛下意，又拜张浚为相；张浚一无所成，又决定起用汤思退。现在汤思退上任已数月，臣料其‘终无益于陛下’。”王质观察孝宗任相的情形，预料汤思退必不久相，此后果然如其所言。宋孝宗频繁更换宰相，引起大臣进言反对。乾道二年（1166）九月，司农少卿莫济上奏，指出任用大臣不能持久，则贤能者不能显露其长处，不肖者得以逃避其罪责，当前宰执大臣甚至仅在位数月就被罢免，似乎进退人才太快。孝宗表面上接受意见，诏曰“所论至当”，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

宋孝宗之所以频繁换相，根本上源于他对大臣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方面由于他早年间亲见秦桧专权弄势，即位后引以为戒，以免大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与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政治结构有关。在这一结构下，宋孝宗失去了皇帝原本应该享有的独尊地位，士大夫普遍知道，朝政须由太上皇决断，孝宗不能专擅，言谈行为中便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孝宗权威的怀疑，如汤思退公然要求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高宗之类。宋孝宗对于来自臣下的轻视非常敏感，他斥责汤思退“秦桧不若”，也曾对众人抱怨“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类似的轻忽积累下来，久而久之，便会疏远宋孝宗与大臣的心理距离，刺激孝宗对大臣产生提防心理。

淳熙六年（1179），宋孝宗在批示刘光祖策问时大发牢骚：“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孝宗提到的“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是一种法家思想，以之整顿纪纲当然易见成效，但却与宋朝以儒术治天下、政尚宽厚的立国之风大相径庭。孝宗的言论显示，他对宋朝祖宗优礼读书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并没有多少认同，对宰相更是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防范多于信任。

宋孝宗时刻提防宰相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他在任命史浩为右相时说：“宰相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已名其为党，彼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表面看来，宋孝宗对朋党问题似乎采取了超脱、豁达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大臣中任何结党的迹象都十分敏感和戒备，一旦察觉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缔。淳熙中，陈俊卿提醒宋孝宗，单纯的同乡关系并不一定是结成朋党的条件，一朝宰相一朝臣的做法反而会促使以同乡关系为纽带而形成朋党。他的话从另一方面提醒孝宗，要实现对宰相的控制，还必须掌握宰相同乡的仕途进退，一项监督宰相的新制度就此产生：进拟大臣时，要在姓名下注明籍贯，“遂为故事”。同时还规定不许宰相进拟同乡，因此王淮在相位多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得除命”。

宋孝宗力图使参知政事、台谏官员等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秦桧专政时期，执政皆“昏聩无能者”，稍不合秦桧之意，就会被台谏官弹劾罢去。宋孝宗则支持和鼓励参知政事提出与宰相不同的见解，他对周必大说：“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台谏官员更是监督宰相的重要人选，宋孝宗对宰执荐举的台谏官人选怀有极大戒心，乾道中，左丞相虞允文推荐李彦颖、林光朝、王质为台谏，三人均性格耿直，又以文学推重于时，但宋孝宗却久久没有回应。而近臣曾觌推荐的人却马上赐予进士出身，擢用为谏议大夫。淳熙中，宋孝宗召王淮、周必大等议事，众人见御案上放着一个黄绫册，上面记录着前任宰执和现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姓名。宋孝宗往往在前任宰执罢去、现任宰执上任后，任命前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员，而现任宰执推荐的人选则暂不考虑，以免宰执与台谏结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宋孝宗克服了“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情况，切断了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的关系。

“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

相比宰相，宋孝宗更信任长久跟随在自己身边的近臣。他即位初年，除对金政策外，朝堂上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他对近习龙大渊、曾觌的任用。龙大渊、曾觌在孝宗为建王时已开始追随其左右，担任建王府知客，孝宗与二人“觞咏唱酬，字而不名”，关系十分亲密。受禅以后，宋孝宗以龙大渊为枢密院副都承旨，曾觌为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右谏议大夫刘度两次弹劾二人，宋孝宗稍作让步，命龙大渊知閤门事、曾觌权知閤门事，并援引高宗任命藩邸旧人主管閤门之例，堵塞群臣之口。张震、胡沂、金安节、周必大等人交章劾奏二人。宋孝宗遂命陈康伯、史浩两位宰相，召集众臣宣示御札，指责金安节等“为人扇动，议论群起”，认为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声称“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张震以辞职相要挟，孝宗批可，而二人任职如故。

宋孝宗对自己身边的人信任有加，甚至不惜与朝臣对抗，地位尊贵如宰相者，也往往因与他们冲突而去位。淳熙五年（1178），史浩复相，其去职便与近习王抃有关。王抃兼枢密都承旨，因殿、步二司军籍多阙，请各募三千人充军。然而殿前司名为招募，实则强捕市人充军，致使城中骚动。又有军人恃众抢夺百姓财物，双方发生纠纷。孝宗下诏，肇事军人和百姓并以军法处置，史浩则认为普通百姓不应律以军法，甚至以陈胜、吴广之例强谏，孝宗大怒道：“然则比朕于秦二世也。”史浩终因此事罢去相位。

宋孝宗对近习的信赖和支持使他们权势大炽，甚至宰执也多出于其门下。赵汝愚、蔡勘、朱熹等人，都曾先后指出近习干政的不利影响。朱熹提出，当前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与陛下亲密谋议朝政的不过是几个近习之臣，外廷诸臣反而要出入近臣之门墙，承望其风旨。刘光祖则抱怨宋孝宗“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批评孝宗只选择奉职守法、顺旨易制者为宰相，致使宰相丧失了决断的权力，只能奉行文书。宰相权轻，近习便得以乘机干政。

刘光祖敏锐地发现了宋孝宗信用近习与其“睿察太精”之间的内在关联，近习只是宋孝宗意志的延伸，问题的根源在于孝宗不信任大臣百官，于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他宵衣旰食，自言“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遭”，每天日落后都要反复思虑当天政事，唯恐有失，因此“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龙大渊、曾觌建言要省察国用经费，宋孝宗便几次下手诏诘问户部钱谷出纳之数，户部侍郎周葵批评说，孝宗继位以来“有咨询必出人意表”，并且“皆微文细故，财利是稽”，是“未得治道之先务”。宋孝宗越俎代庖，过问和插手一些不应由他管的事情，吕祖谦道：“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

宋孝宗对宰相的种种限制措施，使孝宗朝成为南宋历史上集权化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种集权政治却并没有实现孝宗中兴宋室的梦想。时人汤邦彦对孝宗说：“陛下忧勤万务，规恢事功，然而国势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财用未丰，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叶适也认为孝宗夙兴夜寐、精实求治，而“迄未有尺寸之效”，是由于“独运于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辅也”。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的说法，在传统史学中被奉为公论，但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却少有人深入思考。太上皇的强势，使宋孝宗的皇权受到侵害，他潜意识中时常表达出对此的不满，一方面抱怨“为家老子误我不少”，另一方面怨愤大臣对他的轻忽。已经残损的皇权，不堪再忍受来自臣下的侵夺，宋孝宗信任近习，因为那是他个人意志和权威的延伸；他事必躬亲，“不以责任臣下”，仅令宰相奉行文书，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守住自己最后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