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学师友到自居正统：向道学权威迈进（一）

庆元党禁是宋代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深刻影响到宋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浙学、陆学在党禁后走向衰落，程朱学派一枝独秀。朱熹是当时最年长的道学家，又在党禁未开前去世，被视为道学的烈士，声望更盛。他的弟子门人推动南宋政府解除学禁，将朱熹描述为道学权威。来自蒙古的军事和文化威胁刺激了南宋政府的文化策略，南宋政府为了申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宣布以道学为官方意识形态。

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里推许“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超越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生。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巅峰。诸多学派中，仅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不但影响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朱熹在后世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宋代学术远比后人理解的更为复杂歧出、开放多元，道学如何在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获得正统地位，朱熹又如何超越他人成为道学的权威，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本章将朱熹置于其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当时的国家政治，结合朱熹的个人活动及其与其他学者的交往与论辩，观察朱熹走向道学领袖和道学走向学术中心的过程。

弃佛从儒：道学性格的造就

朱熹出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恰逢宋金战争时期的混乱与动荡，他的父亲朱松是一名中下级官员，由于反对秦桧主持下的和金政策，仕途遭遇挫折。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自小培养了朱熹对二程学术的兴趣。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病逝，委托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三位学者负责朱熹的教育。三人也都信奉二程学说，朱熹在他们的指导下，钻研张载、二程的著作，造就了他的道学性格。

成年以后的朱熹追求儒家思想的纯粹，但少年时代的他也曾涉猎广泛，禅、道、文章、诗辞、兵法，事事要学。他尤其对佛教兴趣浓厚，非常喜爱大慧宗杲的禅说，并师事大慧的弟子道谦。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的朱熹赴临安参加科举考试，随身行李中只有一部《大慧语录》。他借用禅学解释《易经》《论语》《孟子》，由于考官周执羔、沈该、汤思退等都好佛老，居然考中进士。朱熹考取功名的时间比同时代其他主要思想家如吕祖谦、陆九渊、叶适、陈亮等都要早，虽然仅位列五甲第九十名，但朱熹此后可以不必再为应付科举而浪费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学业。到二十岁时，朱熹的学问有了很大进境，他意识到读书应融会贯通：“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

朱熹在思想上放弃佛老而专研儒学，是在见到延平先生李侗以后。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朱熹在赴任同安县主簿的途中拜访了李侗。李侗与朱松一样师从罗从彦，朱松推许他为二程学术的传人。朱熹探讨程学时兴致勃勃地参引释、道之说，李侗批评他不能将儒、释、道混同为一，而应集中精力研究程学。朱熹日后回忆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指儒学）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完全转向程学。乾道二年（1166），他撰写《杂学辨》一文，批评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等人对《易经》《老子》《中庸》《大学》的注解，认为诸人将儒家经典与释、道思想混为一谈，致使异端邪说日渐发展。《杂学辨》表明朱熹已经与年轻时代儒佛混一的思想告别，开始清理他所认为的儒家内部异说，在随后的《二程遗书》《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或问》等著作中，朱熹旁征博引各种观点来解释二程理论，在编选、诠释各家学说的过程中，显示出逐步走向道学权威的自信与成熟。

从游诸友，开益为多

后人常以“理学”来指称程朱学派以及与其气类相近的宋代学术，但“理学”在宋代并不常用，它侧重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宋人更常使用的术语是“道学”，包括哲学思辨、文化价值和现实政论等相互关联的层次。二程兄弟在北宋时期就开始阐扬道学，道学的基础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但北宋儒学的主流是荆公新学和温公史学，道学仅是儒学复兴的一个旁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道学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在南宋以后，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巨儒空前活跃，道学与传统儒学及学者区分开来，形成特别的文化传统和排斥其他儒士的群体。南宋道学是一个广义的学术群体，尽管朱熹的思想为道学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他也只是道学群体的一员，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从12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道学的主要领袖是张栻和吕祖谦，他们确定了道学的基调，影响了朱熹的思想，其贡献远比后人通常认识到的更加深远。

张栻是南宋中兴大臣张浚之子，他师从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他是12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道学家，朱熹称赞他“道学之懿，为世醇儒”。朱熹虽比张栻年长三岁，却佩服张栻闻道“甚早甚易”，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界定和厘清了许多观念名词，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综合儒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与张栻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比如功夫修养论方面，朱熹继承杨时、罗从彦传至李侗的观点，把静坐澄心当作体验本心和定性的方法，认为静坐沉思可以排除各种私欲，获得澄清的心境。湖湘学派则不主张静坐沉思，认为唯有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活动中体验“静”，才能获得心的“中”。乾道三年（1167），朱熹到湖南拜访张栻，与张栻讨论后他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转而接受湖湘学派的主张。但不久朱熹又开始质疑张栻，决定直接从二程著作中寻找答案。研究程颐的著作后，朱熹认为张栻的观点是对程颐的误解，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功夫修养论的看法。从李侗的影响、张栻的冲击，然后到自己的功夫修养观，朱熹的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自我超越。

张栻之后，吕祖谦成为道学的领袖。吕祖谦出身望族，先人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都在北宋时期官至宰相。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出类拔萃，有十七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吕祖谦的家世和教育条件都很优越，科举仕途也很顺利，他将家学与道学结合，发展出了道学的一个主要流派。他的学术不主一说，兼采众家之长，具有调和折中的色彩，余英时称之为“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类型”。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所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吕祖谦与朱熹关系非常密切，两人经常就各类问题进行讨论，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吕祖谦都对朱熹有明显的影响。他们都注重道学群体的建立，认为书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织。吕祖谦在金华创建丽泽书院，吸引了大量学生，他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吕祖谦的书院讲学活动启发了朱熹，他也于淳熙七年（1180）在重建的白鹿洞书院开放讲学。在白鹿洞书院的筹建过程中，吕祖谦经常提供建议，朱熹还把吕祖谦为书院写的题记刻在书院石碑上。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将儒家道德规定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朱熹借鉴吕祖谦的学规并进一步修订，制定了更加精致系统、规范简约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典范。

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辑了一部《近思录》，尽管有朱学后人声称这部著作是由朱熹独立完成的，但钱穆和陈荣捷等学者都指出，吕祖谦在成书过程中有很大贡献。吕祖谦的观点影响了这部书的内容，他建议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作为全书的第一卷，并保留了一段讨论法制的条文，删除了一些抨击科举制度的文字。朱熹原本并不认同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不想在《近思录》中引用程颐的观点，但由于吕祖谦的坚持，书中还是收录了大量程颐《易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