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到交恶：宋蒙战争的开始

联蒙灭金：申雪百年之耻

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道学集团与史弥远的矛盾激化而致分裂。道学集团在对外政策上既主张与金国决战，又反对与蒙古联合。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反其道而行之。宝庆三年（1227）十一月，宋理宗下诏改元，变“宝庆”为“绍定”。改元诏书中，宋理宗称要“仰法绍兴之治，近承嘉定之规”，也就是要回归到和议的路线上，这显然是史弥远的主张。在对金政策方面，史弥远看到金朝无力再伐宋，故而拒绝了金哀宗的议和请求，同时下令收缩南宋的军事部署，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金朝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利用金朝来捍御日渐强大的蒙古。对蒙政策方面，史弥远命边区守将维系与蒙古的和好，同时又暗中加以提防，多次拒绝蒙古向宋“假道”攻金的要求。

蒙古与宋通好，意在联合灭金，因此对南宋表面上的和好并不满意。宋绍定四年（1231），窝阔台大举攻金，按照成吉思汗“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言，几乎同时向南宋两淮制置司、京湖制置司、四川制置司派遣专使，要求允许蒙军通过宋境攻打金朝。理宗召集臣僚商议，拒绝了蒙军的要求。奉命假道的蒙军先锋按竺迩突入宋境纵骑焚掠，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秉承史弥远与蒙古和好的意旨，约束手下将官不得出兵破坏和好，并督办牛羊酒等物犒劳蒙军。拖雷乘势率蒙军三万闯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城（今陕西省凤县），围攻兴元府，最后顺汉水而下，抵达邓州。

蒙军深入唐、邓地区，迫使金朝调遣据关守河的精兵南下堵击。窝阔台所部蒙军乘虚攻破黄河天险，南北夹击，十七万金军精锐被击溃于三峰山，金都汴京被围，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金朝灭亡已成定局。蒙古和金朝相继派遣使节至襄阳和临安，争取南宋的支持，南宋面临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抉择。金使以唇齿相依的道理劝说南宋助金抗蒙：“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宋朝与金为世仇，且又得知金朝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仍酝酿夺取南宋巴蜀地区以图复兴，因此并未理睬金朝的请求。

蒙古使臣约宋朝出兵河南，以道学人士为代表的清议分子同样反对与蒙古联合，但史弥远因与道学群体的矛盾，力排众议。绍定五年（1232），史弥远以侄子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接洽蒙古使臣。次年，蒙古遣王檝为使至南宋商议联合灭金，“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史弥远与名将孟珙商议此事，孟珙道：“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史弥远遂决定出兵联蒙灭金。当年六月，宋理宗令史嵩之派遣京湖制置司属官邹伸之等人回报蒙古。同时，令孟珙出兵河南，截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嵩之以孟珙为统帅，领兵与蒙军合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

端平入洛：宋蒙之间遂无宁日

绍定六年（1233）十月二十五日，史弥远卒于临安府邸，宋理宗在渊默十年后终于得以亲政，郑清之接替史弥远主持朝政。史弥远独揽大权二十五年，给南宋政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恰恰相反，此后数年的南宋朝堂仍然笼罩在其阴影下。理宗、郑清之希望摆脱史弥远的影响，长期受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也希望肃清史弥远的印迹，两股力量汇流，驱动着南宋的内政外交政策向与史弥远主张的相反方向前行。此一时期的南宋政治，呈现出“后史弥远时代”的特点，而南宋统治集团在此期间定下的政策路线，则在根本上决定了南宋国运的走向。

金朝灭亡后，蒙古依约归还陈、蔡东南之地给南宋，撤兵北归。这时，金朝降臣谷用安向镇守淮东的赵范、赵葵兄弟献策，建言趁蒙军北还、河南空虚之机，出兵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及河南其他地方，倚仗潼关、黄河之险与蒙古对峙，也就是把南宋的国防线由“淮河—大散关北”推到“黄河—潼关”一线。四月，理宗召大臣集议，南宋有关和战的争论再度展开。

主战派包括赵氏兄弟和宰相郑清之。赵氏兄弟此前就因为山东忠义军及和战问题与史弥远、史嵩之叔侄意见不合，他们不愿见到史嵩之灭金建功，专美于前，于是力主出兵。郑清之虽是史弥远提拔，但一方面因济王之案而不自安，有意弥补前过；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收复三京来巩固自己的权位、振奋人心，因此支持出兵的建议。而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淮西总领吴潜等大批官员，都对据关守河之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无论从军力还是后勤保障能力来说，南宋的国力都不足以实现收复三京、据关守河的战略构想，并且会给蒙古提供攻宋口实，势必导致战祸不断。

反对派的建言没能说服宋理宗，宋理宗此时正沉浸于灭金复仇的喜悦中，颇有趁机恢复中原的宏志。他对史弥远维持和议的外交政策并不满意，亲政以后亟思有为，改元为“端平”，号为更化。此时理宗虽联蒙灭金，一雪靖康之耻，但故疆之半仍未恢复，如果能一举收复三京，既可告慰北宋一祖八宗之灵，自己也可登中兴贤君之列，更可借此掩饰此前夺位的失德之举，可谓一举而数得。真德秀的一篇札子证实了理宗的想法：“比者王师深入，或者往往议朝廷之过举，臣独有以识陛下之本心。蠢兹女真，据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贯盈，天命剿之，则九庙神灵所当慰安，八陵兆域所当省谒，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敌，抚机不发，是以权予敌，此陛下之本心也。”

在宋理宗的支持下，端平元年（1234）六月，赵葵、赵范率宋军正式进军河南。七月五日，宋军收复汴京，已失陷百余年的北宋都城重回赵宋手中。然而，蒙古并不像理宗君臣分析的那样毫无防备，他们事先已得知宋军将出兵河南的消息，预先做了抵御的准备。宋军在向洛阳挺进的过程中，遭遇蒙军埋伏，伤亡惨重。八月初，宋军全线败退，恢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端平入洛的失败，不仅使南宋国力大损，“兵民之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余万计，凡器甲舟车悉委伪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宋蒙间兵端既开，遂无宁日，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另一方面，宋廷内部的和战之争达到更高潮，形成激烈的政争，“使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

随着入洛宋军的溃败，宋理宗光复故土的雄心也消失殆尽。他处分了主战的郑清之和赵氏兄弟等人，重新起用因反战被罢黜的史嵩之。在史嵩之主持下，南宋与蒙古再谋议和，双方使节往来频繁。倡议入洛的主战官员，既衔恨史弥远的排挤于前，又怨史嵩之在宋军进兵时不助粮饷于后，再加上生怕宋蒙和议成功后再遭压制，于是极力诋诬史嵩之的议和路线。以道学成员为主的清议分子，自史弥远主政时期就反对与蒙古联合，此时也加入政争，对史嵩之展开抨击。他们指责史嵩之为巩固权位，不惜以和误国。吴昌裔控诉史嵩之自知在史弥远死后无所倚恃，乃“外交鞑人，私结和议，用权桧故智，恐胁朝廷，为守禄固位之计”。李昴英甚至认为史嵩之不仅贪权固位，而且还是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嵩之包藏祸心，窃据相位，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视国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自其漏我师期，于是乎有京洛之败；假挟北使，于是乎有邀索之辱；导敌入寇，于是乎有淮甸之祸，是为卖国之贼臣。”他们认为和议成功则必导致边防松弛，将士无死敌之志，魏了翁乃至声称“今之所忧，乃正在讲和”。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病逝，朝野之士借机以实践孝道为口实，群起而攻之，史嵩之丁忧罢任。此后，朝廷欲起复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也因大臣和太学生的反对而不得成功。史嵩之复出不成，主和派势力衰微，执政的杜范、游似等人对蒙古持强硬态度，宋蒙进入积极备战的时期，南宋也走向覆亡的道途。

结语

从宁宗在位后期开始，南宋政权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开启了向晚期过渡的历史进程，史弥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史弥远出身于崛起中的史氏家族，父亲史浩以孝宗“旧学”的身份荣登相位，其成功的仕宦生涯给史弥远极大的启发，使他找到了一条通往权力巅峰的捷径。史弥远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拜倒在当时权贵如韩侂胄的门下，如果那样的话，恐怕他也只能是历史中另一个泯然无名之士。他将目光直接投向下一代最高统治者，与其建立直接、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史弥远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也是他走向辉煌的关键。

在本质上，“史弥远—赵曮”与“韩侂胄—宁宗”的关系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赵曮将在未来继承宁宗的帝位，史弥远则取代韩侂胄在外朝的位置，史弥远对这种未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早就有明确的设想，并已经在实际上展开积极的规划。因此他要确保赵曮位置的稳固，清除赵曮继承皇位的障碍，这是他与杨皇后合作的基础。权力的更迭是根本性的矛盾，玉津园之变是两代政治领袖争夺未来领导权的必然结果。史弥远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超前的政治眼光，是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如钱象祖、卫泾等人难望项背的。

史弥远的策略显然是成功的，凭借赵曮的支持，他登上了相位，走上了专权之路。这种经历也使他在赵曮突然去世、赵竑成为皇子后，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潜在的危险。他最终驱逐了赵竑，拥立出身低微的理宗登上帝位，再度与皇权建立起同进退的权力共同体。无论是立理宗、舍赵竑的“舍昏立明”还是玉津园之变，都源于史弥远同样的政治诉求，即与未来的皇权建立直接的私人关系，以确保自己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史弥远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攀登，对于整个南宋时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权力中枢的更迭，继而是帝位的传承。但不止于此，它还触及南宋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南宋国运的走向，这一点恐怕是史弥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的。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打着正韩侂胄开边之罪的旗号进行的，也意味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政策方针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之间的“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嘉定和议中被视为丧权辱国的条款，招致了以道学群体为核心的清议分子的批评，史弥远与他们之间一度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接下来的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导致史弥远与道学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绝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另一方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当金朝灭亡成为定局后，南宋独自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古联合灭金，事实上已没有其他选择。

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就在金朝灭亡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亟待在南宋政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颇有更化之举；备受史弥远打压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南宋政权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平入洛。端平入洛招衅纳侮，不但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了一个比金朝更难缠的对手，宋蒙之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了覆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