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往事（7）

有一次在广场上，一个人忽然向我走过来，擦身而过时蹭了我一下，一个包子掉在地上，他随意抓住我说：“你撞掉了我的包子。”我忽然抑制不住地勃然大怒起来，一把反揪住他的脖子，捏紧拳头，“打死你，”我说，“你惹到老子头上来了。”我狂怒的原因，一是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被勒索去五十块钱。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看上去比我矮小，虽然我也显得瘦削晦气。没有人围拢来，人们似乎很害怕这里。在拥挤的火车站，我像是一只野兽，露出了原始的牙齿。对方害怕了，旁边出来一个老头，说：“好好说嘛。”我注意到他同伙的出现，继续保持我的愤怒，说：“他惹到我的头上，我就是要打死他。”那人说：“算了算了，我给你们解个和。”我松开了小个子的衣领，注意保持自己的愤怒，整理一下衣服走开去，还提防着他们背后的袭击。在这个危险四伏的广场上，我用自己不加控制的愤怒，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它是对我前一次屈辱的补偿。

我总是坐车去钟楼附近。这里虽然是高价的地段，却残留着一些廉价的角落。粮食宾馆坐落在开元商城后身的阴影里，虽然靠近钟楼路口，却无缘分享热闹，像它的单位一样长年没有起色，成了我理想的目标。我在这里住下，走到钟楼路口的新华书店去翻书，发现它已经不在了。这样我就没能等到这个书店的货架上出现我的书。我走向路口东北角发黄的电信大楼下，和哥哥见面。

一年多不见，在省城的街道上，一直比我胖的哥哥看起来头发更少了一些。他在一个培训班里学修手机。在那个小镇上，由于新修了村村通公路，自己买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哥哥的摩托车载客生计干不下去了，捡起从前在安康技校里的底子，想开个修手机带卖配件的铺子。哥哥和一个陕北人同来，那人也是学修手机的。我很想问他有关手机那些复杂的结构和零件，是如何包容在一个微小的壳子里的，以前它们比这大得多。在大学二年级的饭堂里，靠门的一排桌子上有段时间竖着一列“大哥大”，不知道为何会卖到饭堂里来，据说是走私进来。它们都像砖头那样大，只能挎在腰杆上，似乎只有电视剧中那些黑白道的老大才能配得上。卖大哥大的人也是一副大哥的神气，使穷学生根本不敢去问价。我拿着饭盆去紧靠旁边的油泼辣子面档位排队，听着一勺油滋滋地浇到面条上的声音，嘴里涌出唾液，心里却想，如果有天能够用上大哥大，就说明我的人生已经成功了。不料它们的个头很快缩小下去，变成“二哥大”，再后来要用一个皮套子包着再挎在腰上，后来又听说对腰不好，没有人再那样挎，个头变成一只手可以握住，终于成了平淡无奇的手机了，我也拥有了一部，换掉了使用几年的传呼。

直到现在，住在小镇上的哥哥也看到了商机。哥哥对我的问题不感兴趣，没有详细地把他在培训班的学习内容告诉我。那个同学也是类似的态度，似乎他们曾经怀着和我近似的好奇心，来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修手机没有多少门道。但这当然其实是内行人面对外行人的态度，总要显示后者的问题没有价值，这样我就永远不会了解哥哥的某个方面。我们在新华书店楼下的一家长条大板凳的包子铺里吃了饭，给了他三百块钱。我有些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和那个同学又都说，大通铺没啥好看的。我目送着他们离开，像十年前在安康师专的校门，目送他和一个同学背着行李去火车站，到东莞去打工一样。

有一次，我陪妻子在开元商场的地下超市里买东西，看到休息区有商场请的歌手演出。大概是最近时兴的。我在休息区等妻子，看到一个女生出来唱歌。她从一个小休息间出来，自己整理好麦克和音箱，坐在一个小凳上开始唱，音域不宽但嗓音还算干净，唱的是徐若瑄一路的歌，装束也素净。我想，她大概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出来挣点零钱。不知什么时候，妻子来到身边，无声地一起听完。女生收拾东西退场，我们搭扶梯去一层，缓缓上升中一路无言，妻子忽然问：“你在想她吗？”

又说：“要是我当时有机会上学，我也可以像她这样。”

晚上我常穿过钟楼路口，去鼓楼背后的回民街吃饭。这里不知何时开发成了小吃一条街，腾腾的烟雾下面是百年老店的招牌，攒动的人群和各种烤串。这是西安旅游开发的一部分，更主要的则是鼓楼所在的西大街，两岸都改造成了仿古的样式，楼房加上了汉唐的大屋顶，夜晚灯火通明，映着那些反射微光的楼阁。

小吃街上有一个榜眼府，算是这里的文化宅第。若在江南自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帝都东移之后，陕西从宋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只出过一名状元，还是乾隆皇帝照顾西北考生的情绪由第三名探花擢拔的。榜眼自然也难能可贵了。由于要收门票，我没有进去过，看上去是整修一新的样子。倒是后面的大清真寺，我进去过两次。清真寺藏在狭窄的巷道里面，似乎是回民们以聚居紧密围护着，寺内的建筑是汉式的，在宽广的中式殿宇下，铺着暗绿色地毯，信徒们做着一天五次向西方的祈祷。时光漫汜的高大石碑下，长出了离离青草。

有时候我顺着南大街逛到书院街，这是去碑林博物馆的路线，新修了文化一条街，卖着各样的什物，其中有无数的埙。这种溜圆的带着几个圆孔的东西，以前似乎绝迹了，是在《废都》盛行后又发掘出来的。另外一个主角是关中书院，现在是一所中学，我在校门前的碑上看到了它的历史，曾在《明儒学案》里读到孙奇峰李颙几个名字，又联想到《白鹿原》里的蓝袍先生。眼下的两位名作家和他们的小说，代替了以往的文人，成了这条文化街幕后的主角。

几年后在清华大学校园的老榆树下，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起了李二曲。她就是大学开学电教室的联欢会上，在城市姑娘们的《恋曲1990》后接着唱《黄土高坡》的女生，后来我说过她长得像花一样，她问什么花，我说向日葵，似乎她也不反感，或者她本来是喜欢向日葵的。眼下她脸上红扑扑的颜色褪了不少，告诉我工作两年后，仍旧回西北大学读了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做行政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很少回陕北，父母也进了县城，有时感觉心还在那里，只是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注定会一辈子分裂。只有到下一代，像我的孩子，他出生在西安，对于陕北就没有感觉了。”

她这次来清华是开一个关于李二曲的学术研讨会，她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李二曲的关中儒学，虽然搞行政，却出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