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学之创新与复古（4）
《曲谱》为向达自欧洲摄影带回者，存九调二十五谱，即《西江月》《倾杯乐》《伊州》《心事子》《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沙》《营富》是也。前三调为唐大曲，后六调不见于晚唐小令，疑晚出于北宋初年，每调有数谱，谱下注有急曲子、慢曲子之字样，皆简谱。唐以前之乐谱皆用五音十二律，简谱之制当在唐以后，与胡乐同时传入，姜白石《旁谱》及张玉田《词谱》并记此事，但至今不甚了解，唯王骥德《曲律》一书较姜、张之作略近，尚有头绪可寻。自《敦煌曲谱》之出，计所用凡二十一字，可识者唯七字而已，字为：ス、七、ㄣ、一、⊥、八、∨、之、几、乙、、十、ㄧ、ヒ、工、ㄐ、フ、ム……，可识者为：六、上、句、凡、工、合、乙。“句”为上车间之一音。曲旁又有板眼记号，日本宫内省中有《左舞谱》，用字颇与《曲谱》颇相近，然材料不易得，故仍无法解释。
玄宗时乐工之传习无谱，但靠耳之听习，由南卓《羯鼓录》记故事可以推知。其一记玄宗好羯鼓，当时名手曰黄幡绰，帝问有谱否，绰画二手以对，意为唯二手可靠，无谱可言。又记渔阳琵琶名手入长安寻长安名手，长安名手令其女以小豆记对方节拍，然后令其女复弹而正其失处，故知曲谱在玄宗时尚未发生。自《曲谱》迄白石《旁谱》、玉田《词源》，此期中音乐殆有大变，《旁谱》之前，《曲谱》之用不限于乐器，而其后则限于琵琶与笛而已，今日本、高丽所传之《曲谱》为篥谱，亦简字也，与琵琶谱有别。燕乐究竟为二十八调或二十五调颇有问题，宋仅用十七宫调，元用十三宫调，明南曲所用更少，今皮簧戏但用一商调，故自唐迄今，音乐变迁自复杂退至简单，可谓达乎极矣。二十八调云者，乃唐琵琶四弦，每弦翻七调者也，然唐又有五弦琵琶，则又有三十五调之可能。故日本久木尚雄以敦煌曲谱为五弦琵琶谱，极为有见。关于词之起源所知材料尽此矣。
韩愈、柳宗元及其古文
（一）韩柳前文风之演变概况
单就文章来说，《新唐书》所记文风之变凡三期，今而言之，可分四期：① 高祖武德初迄太宗贞观末，凡三十余年，为北朝文风之结束。② 高宗永徽初迄玄宗开元末，凡九十余年，为齐梁派之结束，古文初次抬头，四杰与吴、富均在此时期中，陈子昂、卢藏用之出，可为韩柳之先驱。③ 自天宝初迄元和、长庆间，凡八十年，自萧颖士、李华下迄韩柳，为古文之完成时期。④ 自武宗大和、开成迄唐末，凡八十年，骈文、古文两衰，杂体文及公文四六流行，故五代及北宋初文体大衰，迨欧苏振起，古文又复中兴。
古文运动本身又可分为三段落：① 萧颖士、李华迄柳冕。② 柳冕迄韩愈。③韩愈迄李翱、张籍。今分别论之于后。下先论韩柳前之古文家。
（1）萧颖士：字茂挺，南陵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天宝后卒，年五十二。如更上推，当及陈子昂，然陈之成就在诗，且无具体理论，故论唐代古文自萧始，萧出于南朝南陵萧氏，为南方人，与李华友善。
（2）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肃宗立，贬官，卒于家。为萧同年，二人为莫逆交。就造诣言，萧实较高于李。李尝作《吊古战场文》，杂诸古文以示萧。萧谓李如用力，亦可有此作，李大叹服其眼力。
（3）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开元十三年生，大历十二年卒，年五十三。为李华私淑弟子。
以上三人，彼此之间无系统之理论或主张，今但由各人集中披选出之。李华《萧颖士集序》：“君谓六经之后，屈原、宋玉文甚雄健而不能经世。厥后贾谊文甚详正，近于理体……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此谓萧之提倡文体，主张实用，便于政治，古文运动盖自此发轫。独孤及《赵郡李华集序》：“志非言亦不行，言非声不彰，三者相为用……自典谟缺，雅颂寝……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结果……枝叶对比，文不足言，言不足志……公之体本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此遐叔之主张文学当有内容也。梁肃《毗陵集后序》：“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几矣。”此论较萧、李更进一层，由文学之内容说到作家之修养矣，是为古文运动之萌芽，迄乎元结、柳冕，此风益张，而风靡于当代也。
（4）元结：字次山，河南人，天宝十三年进士，生大历七年卒。此公亦无具体理论，然尝作《舂陵行》，少陵之《三吏》《三别》盖受其启示者也。唐诗之社会描写，此风自次山开之。又尝作《贼退后示官吏》、《五规》、《二恶》。有次山而后有少陵之社会诗，有少陵而后有香山之《新乐府》，次山无师承，无弟子，然其影响则有不可阻者焉。
（5）梁肃：字敬之，一字宽之，世居陆浑，贞元末卒，年四十一。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大约公之习尚敦古风，阅传记，硁硁然导于人以为常。”古文运动之于“阅传记”极有关系，盖古文家重道德，必读古人传记以为养性之资，是以作传记为古文之长，其能制胜骈文者以此，后世古文家必作传记，其风自肃始。而大放厥词，立古文之主张者，当推柳冕。
（6）柳冕：字敬叔，蒲州河东人，约卒于贞元末。与友人论文书最多，《与徐给事论文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为，君子耻之。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其他论述见《与权德舆书》《答杨中丞论文书》《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等篇。文以载道之说盖自冕始。《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哀乐而无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此论为较前此诸人进步多矣。退之以前，冕为大家，惜其作不及退之，故为世所忘忽耳，然冕实集前此文论之大成者也。故退之能“文起八代之衰”，诸公开路之功殆不可磨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