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求恩就是加拿大”

当我决定写《枫落华西坝》这本书的时候，拟定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诺尔曼·白求恩。因为“白求恩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就是白求恩”——长期以来，在中国公众心中有关加拿大的认知就是如此简单明了。

华西坝，是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这个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点，被流沙河先生称为“堪与杜甫草堂媲美的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加拿大的医学传教士在这座大学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白求恩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因此，白求恩是走进这些医学传教士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在白求恩家乡的纪念馆，有这样一段话，说得很中肯：“许多中国人都相信，充满慈悲心和热情的白求恩，代表了所有加拿大人。”

1963年夏天，我走进了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革命烈士陵园。巨柏森森，排列整齐，如仪仗队，引导我走到白求恩墓前，向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当时，我的感觉是，白求恩是高大的、神圣的，让人仰望，如青铜一般不朽。

半个多世纪之后，2016年6月11日，加拿大华西校友会的刘军开车，载着我从多伦多出发，一路往北，向着白求恩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小镇驶去。

初夏，雨后，大晴天，满眼翠绿。绿得炫目，绿得水灵，绿得令人迷醉。旷野，森林，河流，村庄，在车窗前闪过。平原夹着浅丘，使视野不断变幻。坦荡之处，目光被拉向遥远的天涯；一入浅丘，缓坡隔断视线，朵朵肥壮的白云迎面涌来，车就像贴着高速公路在飞。

一路上都能看到色彩艳丽的房车来往，那是欢度周末的家人，把活动的家搬进大自然的怀抱，让全身每个毛孔都能充分享受森林微风的爱抚。路边，还有租船的站点，花花绿绿的皮划艇码成小山。因为有很多湖泊，一家人或几个朋友，在野外吃罢烧烤，喝足啤酒，需要烧掉一些脂肪，划船是最好的选择。

一路上，从跟刘军聊天中得知，他的父亲刘光蜀是四川省宜宾市一位退休老师，曾和他的母亲一起来探亲，在多伦多生活了一年。老两口有很深的“白求恩情结”，也曾去白求恩故居参观过。但一路上，看到无边无际的沃土长满荒草，刘光蜀忍不住批评：“太浪费了嘛，撂荒了好多土地啊！”刘军解释说：“这是土地轮休，种了一年庄稼就轮休一年，就像分娩的妇女休产假一样。加拿大国土面积九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还大，而人口只有三千多万，是中国人口的四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点三亩，而加拿大人均耕地二十六亩，是中国的二十倍。加拿大是粮食出口大国。轮休使土地一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

我对刘军说：“相比中国的旅游宣传，我突然感觉到，加拿大人好像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山水风光如何如何美。总觉得加拿大人在信奉中国的老庄哲学，深刻领悟了‘大美无言’的内涵，不屑于絮絮叨叨。反倒是中国的新移民们打抱不平，说加拿大人太不爱宣传，那么多世界顶级风景，‘锁在深闺人未识’,太可惜了。”

刘军同意我的观点：“二战时期，加拿大也有一批志愿者参加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战。还有不少医学传教士，在前线和大后方救死扶伤，跟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却鲜为人知。白求恩就是加拿大人的代表。他以身殉职，感动了晋察冀的军民，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如果不是《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广为传播，白求恩不会在中国家喻户晓。”

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中国人前来参观白求恩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以及他的母校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还有成倍增长的赴加留学生，他们对加拿大与白求恩的认知，更广泛、更鲜活、更深入。白求恩那冷峻的青铜像，渐渐有了体温。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就开进了格雷文赫斯特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