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黑蚊帐中的反思

回头再说关在黑蚊帐中的启尔德，通宵难眠。他在想什么？

在这狭窄得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里，怎能不怀念故乡？那里有多么辽阔的天空、大地和海洋！安大略湖浩瀚如海，随着阴晴变幻着令人着迷的色彩。在那里，金斯顿皇后大学博士启尔德，与同学们漫步湖畔，畅谈未来。他早已下定决心：到中国去，传播福音！他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

然而，福音的种子遇上了坚硬的岩石：传教士们费尽唇舌地宣教，完全像是与聋子对话，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别看每次发放精美的宣传品都会被哄抢一空，让传教士们欣喜一阵子。仔细观察才发现，民众们喜欢的不是宣教的福音，而是光滑结实的纸片，可以拿去剪鞋样、糊鞋垫。

想一想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吧，作为外来的宗教，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为什么没有在华夏大地上遭遇大规模的抵制？

因为，佛陀是骑着白象来的。

而天主教、基督教，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才成群结队进入中国，怎么不遭遇中国人的抵制？

原来，上帝是乘着炮弹来的。

启尔德回忆起赫斐秋老爹的“反思”。他的“反思”里包含着深深的忏悔。

当船过三峡之后，老爹告诉几个年轻人：“我第一次进入四川时，连续八天，纤夫们在暴雨中每天要行走十二小时。道路泥泞，洪水暴涨，他们筋疲力尽，休息的地方没有火烤、没有衣换、没有床睡、没有被盖，只有一个砖炕，铺着破旧的席子，吃的是粗米饭、豆腐或稀饭。晚上常弓着身子，围在煤油灯前，贪婪地吮吸鸦片烟。夜深了，他们就在鸦片带来的麻醉和满足感中沉沉入睡。”

纤夫们用血汗与生命换来的钱，就化为一缕缕致命的烟！

老爹还说：“英国人以做事公平而闻名于世，通常是令人尊重的贸易伙伴。但鸦片贸易例外！而且，其不公平的程度令人惊骇！”

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中国土地上已盛开罂粟花。

赫斐秋在给妻子艾德琳的信中写道：

一株株罂粟盛开着白色、粉红色或暗紫色的花朵，花儿在风中向人招手。多么美丽的景色啊！但是，一想到每一株罂粟都会使可怜的中国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就使人感到悲哀！

启尔德突然懂得了，在长江上航行时中国人的冷漠甚至敌意，有着复杂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让他们信奉上帝，容易吗？

传教，是一种心灵的皈依。心灵上的皈依，能靠武力吗？

前辈赫斐秋不断地点拨，先别急着传播福音。因为中国人从小读的《三字经》中说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而你宣讲的是，人要不停地向上帝忏悔与生带来的罪愆，才能进入天堂，他们能接受吗？或许，从医学和教育入手，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之后，再尝试传播福音，效果会更好。

两年多来，启尔德、史蒂文森勤奋、认真地工作，小医院已经初见成效。若不是今年闹春旱，也许端午节这一场灾难可以避免？

不，不仅是成都平原上的小气候，中国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断酝酿着对洋人的冲天怒气。

刚刚过去的1894年，发生了一场甲午海战，上千年来向中国纳贡称臣的蕞尔小国，竟把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打得落花流水，颜面扫地，把中国人孱弱的自尊与自信轰成碎片，沉入大海。在中日大战时，西方国家保持中立，甚至暗中帮助日本，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更加仇视洋人的原因吗？

只要是洋人，不管是趾高气扬的外交官，还是一心传播褔音的传教士，统统都是企图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坏家伙。这难道不是普通中国人十分牢固的观念？

成见太深，误会太深，鸿沟太深，敌意太深。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踏上中国领土，经过十九年不懈的努力，才见到明朝的万历皇帝。利玛窦想打入中国的上层，让皇帝一声令下，将天主教提升为国教。也许是眼光局限，万历皇帝对最有价值的万国地图、地球仪毫无兴趣，只喜欢把玩自鸣钟，令利玛窦深感失望。三百多年过去了，多少传教士前赴后继，甚至死于非命，传教之路依然举步维艰。中国依然是儒、释、道三教盛行的国度，民众可以向孔子、佛陀、老子叩头，你要求信徒们抛弃三教，独尊耶稣，太难了！

中国民众见到洋人，疑惑的眼光中还是老问题：

你们的眼珠为什么是蓝色的，而不是黑色的？

你们烹食人肉吗？你们是不是通鬼神，会催眠术，会摄人魂灵？

你们的脖子上为什么挂个十字架？耶稣会显灵吗？什么时候显一次灵给我们看看？

不能全怪百姓太无知。贵为天子的中国皇帝骄傲得无与伦比，却对国门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对于中国皇帝而言，什么狗屁不值的国际礼仪，老子就是国际；什么外交语言，老子一开金口就可以号令天下。我巍然屹立千年的老大帝国，啥都不缺，是你一身长毛的海外蛮夷有求于我，我接见你们是皇恩浩荡，怎容许你们谈条件呢？

启尔德深深感到，古老帝国留传下来的紧闭国门、冥顽守旧、不思进取的传统，必然与西方的开放、竞争、充满活力的理念发生摩擦。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皇天在上，绝对权威，那是宝塔之巅，只可仰视不可僭越。处于最底层的亿万百姓安贫若素，做牛做马，为奴为仆，心甘情愿。别说身不由己，连思想也被彻底奴化。对于外来的文化，习惯于排斥、蔑视，拒不接受。

四川，是教案频发、流血最多的地方。

1858年的“重庆教案”，是法国传教士范若瑟自恃有朝廷文牒，强拆长安寺，引起民众在暴怒中捣毁多座教堂；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是美国传教士执意在鹅岭购地建房，涉及地理位置等敏感问题，再次引发的捣毁教堂、驱赶洋人事件。

1865年的“酉阳教案”，民众杀了法国传教士玛弼乐；1869年的第二次“酉阳教案”，民团首领何彩杀了法国传教士李国，华籍教士覃辅臣组织教友武装报复，杀死民众一百多人，伤七百余人。小小酉阳，竟成一片血海。

再看省外，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均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对比“重庆教案”，也许一开始选择在四圣祠街修教堂、办诊所就是个错误。

四圣祠，是为祭奠孔子门下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而修建的，一直香火鼎盛。在中国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洋教堂，传播福音，拉走中国信徒，岂不是一种挑战？

是成见，就要消除；是误会，就要解释；是鸿沟，就要填补；是敌意，就要化解。而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如果医学传教士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在这之前，一位腿骨受伤的病人来就诊。启尔德仔细看了病情后，决定给他做一副夹板。在他手提锯子寻找木板时，病人惊慌失措，竟逃之夭夭。一问才知道，病人以为启尔德要用锯子锯他的腿！

沟通，要靠语言。启尔德痛下决心：学好四川话。

沟通，更需要一种心灵的语言，填平一切沟壑。

一百多年之后，在图书馆埋藏多年的书山中，人们发现了一本由启尔德编著的厚厚的《四川话英语教科书》。据专家考证，这本书，是当时所有入川传教士的重要工具书。

夜幕终于降临，打砸之声渐渐平息下来。虽然闷热，启尔德却不敢打开蚊帐。蚊帐四周，蚊子永不停息的嗡嗡声表达着对血的渴求。启希贤不停地摇着小扇子，以给可怜的儿子一丝清凉。

有一股风，从启尔德心上吹过。在沉重如磐的夜色中，他看到一线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