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李约瑟与罗忠恕

楼下有人在敲门，是高鼻子英国人李约瑟来了。

杨佑之的孩子们争相通知在后院厨房的何文俊：“你家来客人了！”

杨四孃回忆说：“我们家楼下住着留学美国归来的何文俊、彭荣华夫妇。何伯专攻农业，时任‘华大’生物系系主任。李约瑟经常来何伯家里，跟中国学者们见面、交流，气氛非常热烈。”

李约瑟陷入工程浩大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纯属偶然。

1937年，剑桥大学接收了三名攻读生物化学的中国研究生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他们在李约瑟邻近的实验室工作。与中国留学生朝夕相处中，李约瑟发现三位中国青年很勤奋，做实验的技巧、研究科学的方法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从而引起了他了解东方的兴趣。于是，他请三位中国学生来做客，闲谈中提出心中的疑问：“东方为什么落后？中国的科学发现为什么那么少？”

此话一出，平时显得娇小、文雅的女生鲁桂珍顿露愠色，反驳道：“许多欧洲人对中国无知，中国在许多科学发现上曾领先于西方，对世界科学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鲁桂珍又说，“在艾克曼前几百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防止维生素缺乏的有效方法。”

鲁桂珍的反驳，令李约瑟有些尴尬，促使他深思。他相信，鲁桂珍温和地说出了极有分量的话。从此，李约瑟的学术生涯开始大转弯。

这是1937年，在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一发而不可收。首先，他要啃硬骨头，学汉字，懂得音、形、义，从读“四书”、《管子》开始，再到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去采珠拾贝；还得到深山问道，从那些古老的炼丹术中寻觅冶金与化学实践的线索。

可能，李约瑟自己也未曾预料到，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会引起轰动，其次，《中国科学技术史》会出版到三十卷册。他活到九十五岁高龄，难道是上帝安排他这一生要干一件在科学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李约瑟一开始就得到罗忠恕、何文俊等一批华西坝的朋友的有力支持。他的日记上写着：

何文俊和我一起在成都购书。书单上的书都买齐了。九大本书只花了四百七十七元。

星期六举行了盛大晚会。三十六位来宾都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重要名人。我们聚集在南门万里桥附近的枕流餐厅，晚会无疑十分欢快。

李约瑟还在何文俊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他不仅练习了汉语口语，增长了见识，还结交了更多的中国知识界的精英。

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是何文俊的大学同窗好友，也是何文俊家中的常客。李约瑟一到，他必定要来。

罗忠恕仪表堂堂，堪称“华大”教授中的美男子。他目光炯炯，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他总是穿长衫或中山装，一来是穷，1937年7月中旬，在巴黎参加国际哲学会议，因没有晚礼服，竟未能出席法国总统的茶叙会，他并不觉得失格，独自去埃菲尔铁塔下欣赏烟火；二来是他喜欢穿中国装。对此，钱穆印象极深：“忠恕总是一袭长衫，未见他着西装。”

直到1947年，他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会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拜望爱因斯坦时，才身着深色西装，拍下了少有的西装照。

罗忠恕生于四川省的苦寒之地武胜县，幼读私塾，饱览诗书。1922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在苏道璞的化学实验室打工，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后，“华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遭到毕启校长的批评。罗忠恕作为学生会主席，与毕启坦诚对话，最后毕启公开向学生道歉，一场可能让华西协合大学关门的大风暴平息了。

罗忠恕先学医科，五年后转文科，1928年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并获哈佛大学“金钥匙奖”，之后返回“华大”任教，1937年留学牛津大学，1941年回国任“华大”文学院院长。

面对“西学”大举进入中国，罗忠恕较早地觉悟到，不仅应当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精神，还应主动发起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他分别在牛津和剑桥发表演讲，呼吁中英两国应加强了解，推进文化合作。结果，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均成立了由校长和一批著名学者组成的“英中合作学术交流会”。此举得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国际著名学者的好评。李约瑟获悉，剑桥大学成立了英中文化交流委员会，非常高兴，约请了十多位剑桥教授与罗忠恕见面。罗忠恕应邀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室，看到李约瑟已收集卡片资料十万余张，深为敬佩。李约瑟希望罗忠恕为他架桥到中国访问。罗忠恕立即致信“华大”医学院院长启真道，请他邀请李约瑟前往“华大”讲学。不久，李约瑟如愿以偿来到了成都。

罗忠恕笑了，这是一种很有底气的文化自信。

1942年11月19日，罗忠恕集国内名流王云五、杭立武、张君迈、于斌以及五大学各学科专家、教授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五大学的校长亦是名誉会员。

东西文化学社的积极支持者、史学大家钱穆在《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中阐述：“各民族文化之进展，常需不断有去腐生新之努力。而欲求去腐生新，一面当不断对其文化源头做新鲜之认识，而一面又当不断向外对异文化从事于尽量之吸收……世界两大文化实有为全人类根本幸福之前途计，而有相互了解与相互沟通之必要与义务。”

学会一成立，牛津、剑桥的英国学者纷至沓来，李约瑟前后进行了十二次演讲，大多由罗忠恕翻译。同时，学会开办了文化讲座，先后邀请中国著名学者林语堂、陈白尘、潘光旦、冯汉骥、张东荪、梁漱溟和印度学者甘戈理登台演讲，在动荡中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1941年春，海明威偕夫人玛莎来到中国，在重庆与蒋介石、周恩来会过面之后便到成都。夫妇俩参观了正在修建的新津机场，这是准备起降B29大型轰炸机的大机场。他们眼见八百名民工，肩套绳索，拖着十吨重的石磙子在碾压跑道，劳动号子像海浪拍打礁石般发出低沉雄浑的声音，那场景感动得海明威夫妇泪流满面。

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热情听众，海明威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不断挥舞着长满汗毛的手臂，像一头怒狮在吼叫，他那短促跳跃、带着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让很多听众听不太懂，但他的情绪和肢体语言已经充分表达：支持中国！反对侵略战争！谴责日寇的狂轰滥炸！对流血牺牲的人民深表同情！

海明威的来访，无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股劲风。

华西坝的东西文化学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经李约瑟力荐，罗忠恕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并且有机会广交知名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等。而最让罗忠恕感到惊喜的则是与爱因斯坦的会面。他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爱因斯坦谈及他与罗忠恕信函交流的往事，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所取得的胜利，在谈到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时，爱因斯坦激动地说：“我们科学家虽然能了解自然，也部分地控制了自然，但没有掌握如何正确地运用科学的权力，科学家总是成为各国政客所利用的工具！”

谈完话，爱因斯坦欣然与罗忠恕合影留念。这位科学巨擘一脸慈爱，而罗忠恕依然是一脸自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