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七、李致：永远的负疚

1946年底，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李国辉收到了学校的通知：“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

李国辉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接到这样的通知，李国辉首先想到不能让母亲知道，怕她接受不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考上了民主同盟的进步教授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同时，地下党负责人贾唯英支持李国辉与校方谈判，要求收回“准予转学”的成命。既然协中一贯标榜“民主自由”，怎么能随意处置学生呢。贾唯英特别请校董云从龙参加谈判。

云从龙按约定，与李国辉一起走进校办公室。云从龙问校方：“这是怎么回事？”

李国辉表示：我并未申请转学，学校却通知我“准予转学”，等于变相开除，这是不对的。校方表示：李国辉在外参加活动多，数理化成绩不好……李国辉反驳：成绩不好可以补考，补考不及格可以留级，不能“开除”；“开除”不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

云从龙一双眼睛轮换着看着对峙的双方，然后用熟练的中国话问了一句：“这就可以开除一个学生吗？”

这句问话，表明了云从龙的立场，他是帮李国辉说话的。这让校方很难堪。但校方很快回过神来，表示如果李国辉还要留在协中读书，就必须写一份检讨书表示悔过。

四川人说，凡是头上有两个旋儿的人都特别横，李国辉就有两个旋儿。加之刚满十七岁，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便与校方争吵起来，最后昂首挺胸拂袖而去。校方是什么表情，李国辉毫无印象，只记得云从龙一双眼睛瞪得很大——无可奈何！

不久，李国辉去了重庆，1949年5月才回到成都。1950年初，他到市团委工作，被派到铭贤学院当工作组组长。一天，他看到一张海报，说星期天上午云从龙要到学院来布道。想起1947年这位云从龙还帮过自己与校方谈判，便想见云从龙一面。

星期天上午，学院一间教室坐满了人。李国辉走进教室，云从龙已经开始讲话。他还是老样子，西服整洁，态度和蔼，一双大眼扫视听众，正用中国话布道。他讲的大意是：“共产主义并不神秘、可怕。耶稣把一个饼分给了七十二个门徒吃，也是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学习《圣经》，要理解上帝的旨意，这样便会使我们通向共产主义。”

李国辉听了之后，立即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既然共产主义是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过去国民党不许我们读，这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有条件读马恩的书了，何必先要去学《圣经》，通过《圣经》去研究共产主义精神呢？”

教室里鸦雀无声，听众感到愕然。云从龙没说什么，似乎感到很失望。李国辉以为自己坚持了原则，虽然没有“飘飘然”，却完全以胜利者自居。事情一过，再也没有去想它，更没有想过云从龙有什么感受。

李国辉后来改名李致，1964年调到团中央工作，主编《辅导员》杂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牛棚。在此期间，外调的人频繁“提审”李致，了解他在成都的一些老友以及外国人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朴的情况。

在不见天日、气氛压抑的牛棚，想一想当年冒着极大危险，秘密结成“破晓社”，积极开展进步活动的老战友；想一想文幼章、云从龙那些加拿大朋友——他们做的一切，难道是伪装的吗？

云从龙给教徒们讲共产主义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某些一致之处，是为了减轻他们对共产党的恐惧，帮助刚建立新政权的共产党团结更多的人。李致深感，当年貌似正确实则偏激的话，对团结人没有好处，还伤害了云从龙的感情。

十余年后，李致读到马识途的回忆录，才知道云从龙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对比自己失之偏颇的言论，深深感到对不起这样一位国际友人。他想，如果真有天国，一定要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寻找到云从龙先生，向他道歉。

于是，李致写了一篇《永远的负疚》。

后来，有朋友将《永远的负疚》一文的主要内容讲给云从龙的大儿子云达乐听。云达乐在回信中写道：

我非常有兴趣地听到李致关于他忏悔的故事。我敢肯定如果父亲听到以后，他会大笑一声，然后说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也相信，从那以后我父亲会对李致表示钦佩，也一定会把他当作老朋友来看待。我也会对李致所写的“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大笑一声，多么聪明的想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