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文幼章何惧手榴弹(1)
1945年12月8日中午,在华西后坝公行道的省长私邸门口,文幼章交给守门人一封信,并叮嘱守门人,请尽快将信交给张群省长。然后转身就走了,匆匆回到家里。
其实,那封信,只是一张便条,有几小段文字:
亲爱的张群省长: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学生们正在准备星期天在校园举办大会,目的似乎是:1.抗议屠杀昆明学生事件;2.抗议继续内战。
对开会一事,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官方允许,如果有必要的话。但他们认为,中国现今的民主程度可以容许这种公开集会的。为了让此会开得有益,不致造成大的危险,不使用武力制止是极为重要的;五四集会那数十人高喊威胁并力图制止开会的事态不应受到鼓励。
我愿你在争取政治解决中国最大难题上,继续努力获得成功!
文幼章谨上
1945年12月8日于华西坝
这封信,实际上是给张省长打招呼,明天的抗议大会是非开不可的,希望省长通知军警特宪,千万别搞武装镇压。
几天前,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军警加特务冲入校园,疯狂镇压要求停止内战的学生,打死了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学生,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成都的学生决定悼念四名烈士,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大会上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请文幼章讲话。
明天就是12月9日。一边是群情激奋的青年学生,一边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双方会不会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怎么办?文幼章是怎样走到这风口浪尖上来的?
文幼章,1899年生于乐山,是老传教士文焕章的儿子。在乐山,文焕章创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印刷厂。在文幼章小时候,文家收养了三名中国孤儿,他与中国的孩子一起成长,与印刷厂的工人也混得挺熟,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使他能与各种人相处。
之后,他成为笃信基督教的青年,十九岁时参加了加拿大军队,投入“一战”,走向欧洲战场。战争让他不断有所感悟。他曾踩着一具刚刚咽气的德国士兵的尸体,那德国士兵的模样,跟自己太相像了!这让他非常震惊。若是在和平时期,他们完全可能成为好朋友。最后,他把从死者衣兜里找到的照片和其他遗物寄给德国士兵的母亲,那位母亲感激涕零并给他回了信。
许多固有观念被炮火击得粉碎。欧洲,所谓世界文明的中心,就这样血淋淋地厮杀;粗暴的军营生活,几乎时刻在唤醒兽性。在取得胜利的快乐日子里,他与一位名叫玛丽娅的姑娘相谈甚欢。临别时,顺应了玛丽娅的请求,吻了她。这一难忘之吻,让他脸红心跳,感觉到和平的阳光是如此美好;可是,对于一名遵循卫理公会严格教规的教徒,他又感觉这是犯了大错,不由得懊恼万分。继而又想到,过分的圣洁可能会教人目空一切。
他还被英军调去充任中国劳工团军官。在劳力匮乏的欧洲,中国劳工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却难以得到温饱。文幼章明白,中国劳工们的愤愤不平和身上的伤痛,不可能用《圣经》上的言语来宽慰和抚平。也许,不应当教导劳工们俯首帖耳去顺应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而应当去反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丑恶、贪婪、愚昧、黑暗。
战后,他有机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了六年。在崇尚自由与独立的环境之中,胡克教授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影响最大。而大学生活让文幼章的讲演才能与“天生的领袖”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的风度、思辨能力和姿态,让教授们大为赞赏,甚至鼓励他去从事外事工作,当一名外交官。
1925年,文幼章偕新婚妻子文月华,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学会英语,他专程赴日本,向哈罗德·E.帕默尔先生请教“英语直接法教学”,并不遗余力地推广。张群省长和刘文辉将军的儿子都成了他直接授课的学生。
名气很大的文幼章教授,引起了宋美龄的注意。
1939年初春的一个早上,一辆黄包车将文幼章拉到重庆最西北角的蒋介石夫妇的住处。他接到了蒋委员长的聘请书,恭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一见面,蒋介石说了一大堆欢迎之类的话,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席,他希望顾问文幼章能多多建言献策。
蒋夫人插了一句:“需要我翻译吗?”
文幼章用纯粹的四川话,笑着说:“不用咯,我晓得。”
真是一次愉悦的谈话。文幼章感觉“蒋夫人真是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在日寇飞机对四川境内的城市狂轰滥炸之后,他日复一日地随着蒋夫人四处奔波:组织救护,慰问伤员,宣传群众,接受外援,等等。文幼章对蒋夫人的崇敬与日俱增。
他也应邀去给新兵团队作报告,他以洪亮的嗓音,富于煽动性的四川话,讲得听众热血沸腾,深受官兵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疑惑也越来越多。因为蒋夫人告诉他,“新生活运动”的各级工作人员之中,共产党人、基督教徒和其他各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而一开始曾在文幼章视野中出现过的很活跃的共产党人却不断地“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0年1月的一天清晨,有人在文幼章家门口放了一个纸袋,这是国民党高官的内部讲话文件,指示如何以法西斯手段消灭共产党。他的好友云从龙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如果这份文件不假,那蒋委员长夫妇的关于民主、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都是谎言。真是太可怕了!
文幼章拿着文件去找到张群,并质问:“是真的吗?”
张群面红耳赤,支吾说:“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这年春天,文幼章与蒋夫人发生了一次激烈交锋。给宋氏三姐妹作传的项美丽在《我所了解的中国》一书中记录了这次冲突:
他与她争论不休,这可是值得偷听一会儿的事——一个男人,一个欧洲人,竟与夫人争吵起来了,居然敢顶她的嘴!争端的中心是关于在重庆学生中开展青年运动的问题。文幼章认为,不应该让他们集体宣誓效忠,更不应该在那些前来观看这种仪式的官员面前这样做。
“你们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幼章说。
“谁也没有逼着他们这样干!”夫人立即反驳。
“在这种公然的压力下,谁敢不干?”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