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二、老红军拥抱“洋教授”
夜深人静，一个无声无息的黑影走过校中路、新礼堂、四教学楼，引起驻守新礼堂的张华山师傅的注意。他一直跟在黑影后面，转悠到钟楼下，在一教学楼前伫立。这时，钟楼的钟声敲了一下：“当——”那金属撞击声在漆黑的天地间骤然响起，让张师傅一惊：哦，深夜一点了。透过教学楼的一缕灯光，张华山终于看清楚了，那“黑影”竟是院党委书记孙毅华！
孙毅华是安徽金寨人，他的父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农协会、赤卫队，后被逮捕，死于狱中。母亲和弟弟被迫乞讨度日，姐姐当了童养媳。1930年，十三岁的孙毅华参加了工农红军，后历经万里长征到达陕北。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白求恩医科大学学医，毕业后又经过苏联专家阿洛夫培训，随后在延安中央医院任外科医生、手术队长，晋察冀军区后方总医院院长、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随军入川，曾任川南行署卫生厅厅长。1952年调入华西大学，出任党组书记。院系调整后，兼任四川医学院副院长，时年三十五岁。
华西坝的老老小小都说：“上级派来了一位年轻的‘老红军’。”
大概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夜里，他要查岗查哨，看值勤的士兵是否睁大了眼睛，还要查铺，看看睡觉的士兵是否进入了梦乡。喜欢夜巡的孙毅华，一上任就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万里江山，是我们的！这么好一所大学，是我们的！这么好一座医院，是我们的！
中西合璧的巍峨建筑，锃亮的油漆地板；分布合理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医院；所有的病房，新崭崭的医疗器械齐全，全部“美式装备”。听护士长说：“用旧了的针头立即换掉。”这让孙书记心里一“咯噔”。再看，一打开水龙头，清亮的自来水，哗哗哗地日夜流淌着，太方便了！
在延安，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吃的水都是毛驴从泉眼处一桶一桶驮来的，大家用得都很节省。整个医院只有两支体温计，护士们得小心使用。还有针尖，也很宝贵，打钝了，拿到石头上磨尖了再用。再说绷带，用了洗干净再用，不敢轻易扔掉。护士们常在延河水中洗血绷带，天冷时手冻得裂了口，分不清那红色是伤病员的血还是医护人员的血……想着都让人心痛！
而晋察冀军区后方总医院，比延安中央医院条件更差。麻醉药奇缺时，必须截肢的伤员得绑起来，牙咬着木棍子，没有电锯，用人工锯骨头，伤员硬是痛得死去活来！
啊，终于过去了。我们有了比梦想中更好的医院，中国西部最好的现代医院。还有那么多教授、专家——几乎所有的教授都留过洋，在美国、加拿大取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1950年8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批一百多名中国学者登上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其中有华西的胸外科专家杨振华及其夫人儿科专家张君儒和他们刚满两个月的孩子，病理学专家陈钦材、江晴芬夫妇，化学专家何伟发，口腔医学专家罗宗赉，药学专家谢成科，英语专家刘正纲等。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三周，参加了畅谈新中国的座谈会，唱着解放区的歌，还在甲板上学扭秧歌，经香港回到祖国。
“洋教授”们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对老红军孙毅华非常友好。这一点，从他们坦诚的笑容中一下子就看透了，这让孙毅华心里非常踏实。
他了解到，海外留学的生活非常寂寞，中国留学生们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打桥牌。于是，工会俱乐部安排了几个棋牌室，孙院长现学现练，很快成了桥牌高手。他跟罗宗赉是比较固定的搭档，跟曹钟梁、吴和光是对家。黄克维、何伟发、谢成科、蒋旨昂、蓝天鹤等多位名教授闲时也喜欢打打桥牌。
通过打桥牌，孙毅华把华西“洋教授”的性格、经历、家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知人才能善任”，孙毅华大胆使用教授：“新建外科大楼、门诊部就由附属医院吴和光院长全面负责，需要什么人当你的助手，我来调配。”
1955年，新门诊部落成，年门诊量上升到二十八万人次；1956年，内科大楼落成；1959年，新建外科大楼投入使用，附属医院病床增加到一千多张。“川医”的迅猛发展，利国利民，获得了各方好评。
这是老红军和“洋教授”肝胆相照、精诚团结的成果。
1963年，口腔医院项目获准。孙毅华让王翰章来到办公室，风趣地说：“给你一百五十万元学费，拿去学习吧。希望你做出好成绩，不要让学校失望啊！”
1965年，新建的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口腔医院落成，屹立在人民南路三段街头。华西口腔，跃上新台阶。
王翰章说：“孙院长是老红军，外科医生，为人正直和蔼。在大会上讲演时，语言生动，非常吸引听众。他工作深入基层，在学习针刺麻醉的高潮中，他来到口腔手术室，坐在我背后，一直仔细观察我的每一个动作和病人的反应。”
手术完了，孙毅华说：“以后最好不要用这种麻醉方法做这样大的手术。手术时，病人牙咬得很紧，手攥得很紧，腿在颤抖，他一定非常痛苦。为什么能坚持住呢？因为他患的是癌症，希望你做的手术能救他一命。”
孙毅华话音一落，王翰章的眼睛就湿润了。他思考着自己“救死扶伤”的职责，目送孙院长默默地走出了手术室。
有时，孙院长会混到病房里，装扮成病人，观察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有时，孙院长会钻进学生宿舍，了解同学们的种种困难。无论是大教授还是穷学生，无论是花木工还是老护士，孙院长的朋友遍布华西坝。
在“困难年代”的冬天，孙院长见到衣衫单薄、脚穿破胶鞋的学生欧阳钦，握着他冰冷的手说：“再困难，也要坚持学习，好好学习！”孙院长的几句话，给了欧阳钦克服困难、战胜寒冬的力量。如今，欧阳钦已经是消化科的著名教授。
还有几位老校工，说起孙毅华就像说自己家的“哥老倌”，赞不绝口：“他喜欢跟我们摆龙门阵，下几盘象棋。那么大一个干部，连校工的名字都记得溜熟。”
孙毅华曾在全院大会上多次讲：“办好学校主要应该依靠教授和专家，教授在教学中要发挥主导作用，我们的行政后勤工作人员要为教师服务。”
这段话，让人想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表态：“我愿意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
孙毅华把“洋教授”当朋友。1957年，工作组来到学院督促“反右派斗争，划右派分子”时，他为这个评功摆好，为那个“大事化小”，明里暗里抵制“反右派斗争”：
你看，陈志潜搞“三级医疗”，对基层百姓、对农民防病抗灾作用很大。全世界都有很好的影响，怎么能把他划成“右派”？
你看，杨振华、张君儒夫妇，新中国刚成立，就抱着两个月大的娃娃从美国回来了。一声令下，参加志愿军医疗队，表现那么好，他们的政治上有啥问题？
你看，蓝天鹤，直接参加美国原子弹计划，难得的人才啊！
还有，曹钟梁，快人快语，也许有时会说一些错话，但我了解他，无论是教学还是临床，医术医德，没说的！非常好！
第一次派出的工作组，有老红军孙毅华硬顶着，没能按数量划成“右派”。工作组被撤销，工作组组长也被划为“右派”。工作组再换了一批人，孙毅华因“严重右倾”被迫检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老红军”成了最顽固的“三反分子”。没完没了的批斗，从皮肉到灵魂的折磨，终于把一位爬雪山过草地都没有倒下的长征战士，一步步逼上了绝路……
1978年，四川医学院为孙毅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长长的祭奠队伍，足有上万人。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泪流满面；双手茧巴的老校工，掩面哭泣；刚跨入校门的千名学子，上了入学后最有价值的第一课。
华西坝，史无前例的“泪飞顿作倾盆雨”!
孙毅华，骨灰安放在烈士公墓，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