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1）
现代文化肇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在过去五十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
“现代文化”是个笼统的名词。它可以给人许多不同的印象。它可以指更多更优良的作战武器，使人类互相残杀，直至大家死光为止。它也可以指更优越的生产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安适和奢华，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现代文化也可以指同时促成现代战争和高级生活水准的科学和发明。它可以代表人类追求客观真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动员资源和财富的交通建设和组织制度。对民主国家而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对极权国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极权政治。
这一切的一切，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叫现代文化——至于究竟什么最重要，或者什么最标准，似乎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那么，在过去多灾多难的五十年中，中国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她可以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有时候，她似乎已掉进陷阱，正像一只苍蝇被蜜糖引诱到灭亡之路。有时候，她又似乎是被一群武装强盗所包围，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于是就设法弄到武器来自卫。总而言之，她一直在挣扎，在暗中摸索，最后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亮光，这亮光里有善也有恶，有祸也有福。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祉。……在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少数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人，生活水准确是提高了。汽车进口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设法自己制造。事实上要靠成千的农夫，每人生产几百担谷子，才能够赚换一辆进口汽车的外汇。现代都市里的电灯、无线电、抽水马桶等等现代物质享受，也必须千千万万农夫的血汗来偿付。我们以入超来提高生活水准，结果使国家愈来愈贫困。
但是生活水准是必须提高的，因此而产生的祸害只有靠增加生产来补救。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利用科学耕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系统。
这种工作势将引起其他新的问题。我们吃足了现代文化的苦头，然而我们又必须接受更多的现代文化。我们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结果就会完全吐出来。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吃得太少，却又不够营养。现代文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不得不跟着世界各国摸索前进。
西方在过去一百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另一次战争。唯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趋呢？
大家都在担忧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另一次大战争真的发生的话，很可能仍像第一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东欧和中欧，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中国的东三省。中欧的人民想在别处找个生存空间，至于中国的东北，则是别国人民想在那里找生存空间。中欧是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境内的纷扰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区域；东三省则是辽阔的真空地带，很容易招惹外来的纷扰。二者都可能是战争的导火线，战争如果真的发生，势将再度牵涉整个世界，未来浩劫实不堪设想。
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以使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发展天然资源，在今后二十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员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满洲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灭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它们肯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员，主要的战胜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它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威胁它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其诺防线上，它认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至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筑长城以御鞑靼，法国则筑马其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旋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二十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