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 “定县模式”取得成功（2）

针对茅坑无盖，引起的苍蝇乱飞、粪水四溢、臭气熏天等现象，陈志潜又发动村民将靠近水井的茅坑统统搬到远一些的地方，并给茅坑加盖，还撒下生石灰杀菌。

水井、厕所经过治理和改造后，儿童腹泻和痢疾的发病率迅速下降。

陈志潜的小毛驴跑得更加匆忙，也更加欢实了。

定县广袤的原野上，还出现了身背药箱的年轻人。他们走向田边地角，深入贫家陋室，成了深受村民欢迎的保健员。他们的药箱里，装着阿司匹林、薄荷、小苏打、碘酒以及眼膏和眼药水等对小伤小病能进行简单治疗的物品。他们还填写出生与死亡报告，为村民接种牛痘，急救和转送伤病员。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们会立即向高一级的乡村卫生站汇报并求助。

到1934年，定县已经建立了七个乡村卫生站，服务于七十五个村落。乡村卫生站配备了有一定能力的医生，他们每周对乡村保健员进行一次培训并收集乡村保健员提供的各类数据和报告，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遇到危重病人，他们会将其送往县卫生院。

县卫生院是这个系统的中枢神经，集医疗、教育、科研、宣传诸功能于一体。它所配备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医护人员管理着一座设有五十张病床的医院。限于经费，医院的卫生设备皆在当地制作，虽不高档，却规范实用。

定县还成为农村卫生现场培训基地，有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的学生来此进行短暂的实习。这项措施，让学生们丰富了临床经验，也让农民们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932年，陕西暴发霍乱，二十多万人死亡。接着，1934年，河北暴发霍乱，定县医院收治的四十五名霍乱病人无一人死亡。同时，定县还消灭了天花、黑死病，成为全国典范。

定县还建了三个公共浴室。在此之前，有些农民一生只洗三次澡，分别是在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时候。公共浴室一年开放一百二十一次，第一年就有八千五百人次洗浴。公共浴室收费低，而且对小学生和保健员免费。

从县卫生院到乡村卫生站再到基层保健员，这个乡村卫生体系的一体化建构的网络特征非常明显，县级医生定期与乡级医生见面交流，乡级医生定期与基层保健员见面交流，他们相互支撑产生合力，使定县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陈志潜清楚地认识到，定县四十万人口，只是当时中国四亿人口的千分之一，要使整个中国的卫生状况有所改善，任重而道远。他常说：“不改变数亿农民的生活状况，中国就无法好起来。”

晏阳初主导的平民教育，在定县成功地推进，与陈志潜的初级卫生网同时铺开，形成了良性互动。2013年，翟城村村民韩砚科老人，给记者背诵起七十年前平民教育课本上的课文：“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工作完毕积极纳粮捐，将粮儿交纳完，且得自在安然。士工商兵轻视咱，轻视咱，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韩砚科老人说：“我娘她是上业余，学农民千字课，上学去了，老师教的。我听她天天念，也就会了。”

那时，韩砚科还是个小孩，晏阳初、陈志潜等一批乡村建设者和蔼可亲的形象，深深铭刻在他心里。

在定县乡村建设实验鼎盛之时，定县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五百名知识分子，其中有六十多位学有专长的海归博士、大学教授等。著名戏剧家熊佛西，组织了农民剧团，表演了专门为农民创作的，反映农村现实状况的新话剧。

1936年春节，农民自发组织了遍及全县的联欢活动。先是话剧演出，接着，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武术队、舞狮队的表演，让台上台下一片欢腾。这又是陈志潜的“高招”，组织武术队和舞狮队表演，既增强了农民的体能，也增进了农民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陈志潜在定县的五年，收获颇丰，他在此撰写的《定县是如何应用科学医学的》工作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国际公共卫生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参观者和考察者纷至沓来。定县，成为当时中国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陈志潜在回顾自己的工作时写道：

或许对我一生在中国农村卫生发展方面的这些反映，能得出的公正结论是：任何新的、进步的和有深远影响的见解，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随着岁月流逝，陈志潜在定县建立初级卫生网的理论与实践，从未被人遗忘，还愈加显示出它的医学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向不发达国家推广的价值。

骑着小毛驴的大教授，在定县，度过了一生中黄金般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