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岁月中成长（1）

冉利波

我于1965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为了三线建设，我是1969年10月来到四川乐山585所的。当时大部分同志都不愿来，因为我是四川人，我是愿意来的。我在北京读书及工作，待了整整10年，虽然中间也回过家，但时间都很短，总觉得家乡很美好。其实我对当时四川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而对到“三线”的艰苦性思想上准备是不足的。

1969年10月中旬，我来到乐山单位报到。先是坐火车从北京到成都，火车站旅馆有人接待，住了一夜。第二天没有客车，只有一个货车到乐山585所；接待老黄叫我坐在大货车上面，和货物一起，摇摇晃晃7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到乐山。经过斑竹湾，稀泥路，很窄。左边是一悬崖，悬崖下是一条大河；右边是一笔直的石壁，石壁上面好像有房子。我坐在车上面，车子本身就有些晃，真害怕车子一翻掉到河里去。经过斑竹湾后终于到了585所。头昏昏沉沉，精疲力尽，心里很难受。到了后也没地方住，把我安排在301工号和看门的小张住在一起。这第一天就让我尝到来“三线”的“美好”滋味。小张是转业兵，乐山本地人。我虽然是四川人，但他的乐山话我也不能完全听懂。好在他熟悉本地情况，帮我安排生活，告诉我怎么到食堂吃饭，怎么进城等等，生活上对我帮助不少。

到乐山的第二天，我就去研究所转了转。整个研究所是一些小楼，有个办公楼，有几个工号，也就是研究室。另外还有个医院，有个食堂。食堂旁边有个单身宿舍楼，是干打垒砖的房子。这些建筑并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布在高高低低的小山丘之间，有的相距很远。没有柏油马路，只有一些小土路，天晴时汽车一过尘土飞扬，下雨时就成稀泥路。整个585所占地很大，从东到西要走半个多小时。但这并不都属于585所，农民的房子夹杂在其间，中间是农田，农民的房子周围有树、竹林。农民的鸭子就在水田里游来游去；鸡、狗就在工号前跑来跑去；牛有时就在工号周围吃草，有时还会拉一大堆牛屎。从这个工号到另一工号要过一个沟，走稻田的田埂才能到达。由于是土路，去实验室时脚上常常会带一些泥土到楼里。因此楼道里和实验室里很难干净，泥土很多。最烦的是到食堂吃饭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大沟，走下去再爬上来。天晴还好，一下雨路就很烂，不注意就可能摔一跤，我就摔过几次。唉！这哪里是科研所，就是农村。不是说保密单位吗，怎么这样建设呢？当时的解释是群众保卫，要相信人民群众。

我在北京时先来的同志拍了一张照片，一个小湖长满了荷花，很漂亮。到了这里一看，原来所谓小湖就是食堂旁边的一个小水坑，里面倒是有几株荷花，真是哭笑不得。

我们的行李已从北京运来了，堆在301工号的大厅里。由于行李堆得很高，我去取时，头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角钢，被划了一个大口子，到医务室医生要我把头发剪掉后才好处理。自我读小学四年级起就一直留头发，这么多年了，现在要求我把头发剪掉，很不愿意；但是医生说要把头发剪掉伤口才好处理，我也只好同意，觉得很晦气。

最大的问题是吃饭，和北京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在北京肉是不定量的，食堂饭菜很丰富，主食有米饭、馒头、包子、饺子等，副食有炒菜、烧菜等。到了乐山肉定量，一个月两斤；食堂的伙食很差，菜一般是炒空心菜、牛皮菜、土儿瓜等。没办法，只有到乐山城里去打牙祭。县政府旁边有个小店卖饺子，不要肉票，我经常去吃。但当时到城里没有公共汽车，去一次要花很多时间。小张告诉我可以买鸡蛋，那个年代是不准农民进城卖任何东西的，我们只能在金刚砂厂到清华瓷厂这一带买。有时住在585所一带的农民直接到我们工号里来卖。油也可以从农民那里买到。哪里去炒呢？只有自己买个锅和电炉在房间里炒。当时是不准私自用电炉的，但是大家还是偷偷在用。

我们从北京来的有四十几个同志，规定了国庆节后都要来乐山报到，但很多同志都没来。一直到春节后才陆陆续续报到齐了。即使到了，很多人情绪也很大。我虽然情绪没有他们大，但看到眼前的情况，还是后悔，不该来。但是户口都已迁出北京了，也回不去了，只好安下心来，考虑如何开展工作。后来据说原有北京户口的人可以回北京。可是我当时已结婚，拖家带口的，加之父母已年迈，需要照顾，就没有去活动户口的事。

虽然有些同志不愿来，但也有很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志主动要求调来，主要原因是到乐山可以调爱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在北京上海解决两地分居根本不可能。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让我最烦的就是小道消息满天飞，没完没了的两派争斗。到了乐山这方面比较好。在585所内，有两派，但当时几乎没有争斗，局势较为平静。这样我就有时间看书了。

没有什么业余活动，连个篮球场都没有。有时晚上放坝坝电影，没什么新片子，只有样板戏、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好在有几条大河，可以游泳。夏天我常去游泳。那时唱样板戏是政治任务。所里也组织了演出队，因他们知道我会拉小提琴，就叫我加入了这个演出队的乐队。这个乐队中还有黄啸华、郑建新等人。虽然我并不喜欢京戏，但在乐队中和大家一起拉琴，给了我不少快乐。

二战中及二战后，世界各大国在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后，就开始了核聚变研究。由于核聚变的巨大军事及经济意义，各国的研究都是高度保密的。苏联也建议我国开展此项研究。在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二机部部长刘杰及钱学森、钱三强等许多科学家的支持下，1958年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代号14的小组从事核聚变研究，当时仅有10多个人，由当时的原子能所副所长梁超兼任组长。1959年正式成立14研究室，由王承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原子能系主任胡济民教授任副主任。后来逐步发展到40多人，建造了磁镜装置“小龙”并进行了实验。这次从北京迁来的就是这个14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