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光中的秘书（1）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追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中山大学的历任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来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品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密，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他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