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披头的音乐（2）
登台演唱的歌者，至少那些科班出身的，才不理会这一套呢，现代音乐本来就太难唱。何况它根本没有听众，而古典歌曲独唱会，在业已远逝的泰特和雷芒的年代虽然普受喜爱，这时也不再有什么听众了。年轻的歌唱家们受到别的诱惑，纷纷舍去德国的歌曲，法国的歌调，甚至自己美国的艺术歌，终于没有一个专业艺术歌唱的人留下。古典大歌剧优厚的收入和成名的希望，把他们全诱走了。即使在今天，少数的几个例外还是欧洲人，像史华兹考夫、苏随、费雪-狄思考.美国精美的歌唱家皮尔姿丽一点也不赚钱，与她齐名住在西岸的杰出歌唱家玛妮·尼克森，现在却改业电影配音和歌舞喜剧了。现代大多数的专业歌唱家，声音都很不堪，即使为充场面而开演唱会，也是为邀来的贵宾而唱。
此外，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还有布鲁贝克、坎顿和麦立根的“前进爵士”，又称“凉爽爵士”，但那种脆薄的表现，既不宜歌，又不宜舞。“名歌录”已烟消云散，黑人风格的歌唱家都失了业，大学乐队庸俗的歌手为人所鄙。歌已死。
而同时，所谓古典与所谓爵士之间的围墙也在崩溃之中，彼此正企图融合并革新对方。今日众所嗟叹的“沟通”之需要，当日能借音乐，任何形式的音乐，以解决者，似乎逊于其他艺术，尤其是电影。电影在成为公认的美术之后，即使对于知识分子，也成为能够畅言今日无法言宣之种种的唯一媒介了。可是十分矛盾可笑的是，音乐的知性化，却日渐疏远了知识分子，而对于知识分子以外的任何人，也激不起什么兴趣。举个例，史特拉文斯基的大名容或家喻户晓，可是事实上，无论是哪里的演奏会，节目单上已经少见他一九三○年以后的作品，而一九五○年以后的作品则根本见不到了。要听史特拉文斯基的近作，仅有的机会，是看巴伦辛的配画电影，或是每年两度去听克拉夫特的演唱，不然只有从哥伦比亚的唱片上听取大师亲手指挥了，因为史特拉文斯基只和该公司签订制片之约。
至于我自己和一群写歌的朋友，在四十年代开始写作，在我看来，到了这时也以殿后的姿态继起，不合时宜地企图救活一个患了昏睡症的怪物。当日这群朋友，近来大多很少写歌，少得令人沮丧，而所以竟写出了寥寥那几首歌，与其说是由于迫切的创作欲，还不如说是由于一些死硬的专业歌唱家日渐减少的约请之故。说到写歌，因为钱少，而出版、录音、演唱，甚且大众的关怀也少，我们对于这最为温柔迫切的艺术媒介曾经怀抱的年轻人的热情，说来也可悲，早已经大为减退了。
如果说，一度繁荣的“歌之艺术”，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一直处于冬眠状态，则目前已有不少迹象，显示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复苏之中——而现在的这个世界也不再是当初任它冬眠的那个世界了。结果是，等到“歌”真正完全醒来，它的谱写和诠释将大为改观，它的听众也大不相同了。
由于普莱斯一类的歌唱名家，因为经济的关系，已经不再专注于小格局的曲式，由于斯塔克豪森一类的“严肃作家”，因为科学试验的关系，已经不再专注于人声，复由于史特拉文斯基一类的大师，其作品似乎只有在作者出现时听众才有缘聆听，伟大歌曲的艺术传统，已经从少数欣赏者的圈子转移到四披头和他们徒子徒孙的身上去了；而并非专业音乐的任何知识分子都会向你述说，我们这时代能沟通心灵的最佳音乐，正以披头等等为代表。
这种音乐在十年前早已兴起，其代表人都是一些单纯的男性象征，像美国的普瑞斯利和法国的海立地；后来英国人制的一个影片，叫《快艇》，描述一个不甚高明的摇滚歌手，就是以普瑞斯利和海立地为讽刺的对象。这两位年轻的独唱家今日仍在演唱而且收入甚丰，但当日确实孕育了比他们自己更微妙，更具使命感的独唱家如巴布·迪伦和唐诺文·李琪；后二者复辗转滋生了一群男性子孙，其中包括一胎双生的最富书卷气的赛门与高梵珂，一胎五生的最富异国情调的江湖佬与鱼，一胎六生的最为思古的大结义，甚至一胎七生的刺时最狂的创造之母。女歌手远不如男歌手诞生之频，但也有“菁华三姝”，以及艾安和甘璀：后面两位各写了一首，仅有的一首好歌，而等到读者读到本文时，她们若非已经湮灭，便是已经不朽了。上述这些乐队，加上其他二十个相当优秀的乐队，和他们的“祖父一代”不同之点，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歌曲，都是自己写的；他们把十二世纪的行吟诗人，十六世纪的合唱队，和十八世纪自谱自唱的乐师等等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总之，他们把二十世纪以前除了歌剧以外的一切歌唱上的表现，全熔为一炉了。
要说明这种新表现，我们必须使用直截了当的“歌”字，而不得使用令人误解的ieder一字，因为ieder只适用于德国音乐，或是大言不惭的“艺术歌曲”一词，因为“艺术歌曲”一词不再适用于任何音乐了。既然何立岱和“大乐队”在一个不仅昏沉抑且死寂的时代曾经演唱过的流行调，到今日不但可以在夜总会和戏院里听到，甚至可以在独唱会和音乐会上欣聆，既然那些流行调比起今日作曲家谱的任何“严肃”作品来，即使不更好，至少也无逊色，则可以包罗一切的最佳用语，干脆就是“歌”字。仅有的进一步的分类，只有“好歌”和“坏歌”了。最奇怪的是，音乐之所以恢复健康，凭借的不是我们那些世故的作曲家文雅的改革，却是成群的小伙子老式的引吭而歌。
至于这些小伙子里最好的一队竟来自英国，这件事实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也可以来自阿肯索州。披头的世界正是混沌不分的国际学院主义的一部分，因为在这种天地之中，问题不在“异于”，而在“胜于”。我以为，四披头的动人之处，和韩托夫暗示的什么“在美国本国令人伤心已久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恰巧相反，其动人处却是令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