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西南夷 老当益壮（2）

首先，司马相如以朝廷对外征讨的声威和成就，以巴蜀“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全力为汉武帝辩解。声称征发巴蜀士卒只是为了供奉礼品，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为尊者讳的意思十分明显。不过，处理这一事件，要同时兼顾皇帝、唐蒙、文翁等地方官员、巴蜀民众四个方面，厘清轻重缓急，并非易事。因此，文中的斥责之意，似乎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能。

其次，司马相如不仅斥责了文翁等地方官员，也斥责了唐蒙和巴蜀民众。看似打击一大片，然而都是一笔带过而已。因为尽人皆知，是汉武帝刘彻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兵前往夜郎的，文翁等地方官员也是奉命行事；而且开通西南夷是汉朝廷的大政方针，还要继续完成此项任务，司马相如本人也赞成这一行动。

再次，《谕巴蜀檄》重点斥责的是什么人呢？不难发现，是司马先生所谓的“至愚”之民。司马相如把巴蜀民众分为两类，一类是“乐尽人臣之道”的“贤人君子”，另一类是“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巴蜀行者”。司马相如树前者为边民的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开导和规范巴蜀民众；对后者则指摘他们有“不忠死亡之罪”，连带着指摘了那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化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

最后，不得不问，“陛下之意”究竟是什么？《谕巴蜀檄》开篇便概述了汉王朝对外征讨的全局。北有匈奴，南有南越，西南则有西南夷，但北方匈奴为汉之心腹之患。文翁想起了两年多前，即元光二年，汉军在马邑伏击匈奴主力的失败。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为了集中力量反击匈奴入侵，必须保证作为大后方的蜀地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然而，中郎将唐蒙却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让各郡大兴徭役，以严厉的军法“诛其渠率”，从而引起了巴蜀社会震动。这便是皇上不能允许的；这也是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发布檄文、晓谕巴蜀父老的本意。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即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全局上看，自己确实未能准确地理解圣意，司马相如的批评和斥责似乎并无太大的不当之处。文翁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不禁自我反省起来。

这时，邛、筰的首领听说夜郎等地已与汉朝交往，得到了很多赏赐，因而大多数人都希望做汉朝的臣仆。司马相如了解这一情况后，回到京师，便对皇上说：“邛、筰、冉、駹等地离蜀很近，道路容易开通。秦朝曾在那些地方设置郡县，到汉朝开国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为郡县，其价值超过南夷。”于是，元光五年，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笼络西夷。蜀人翘首以待，“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这里的“蜀太守”自然就是文翁。他对司马相如的尊敬，既来自于官场仪礼的要求，也出自对司马相如才情的深入理解和衷心佩服。

司马相如开通西夷之后，汉朝廷按通南夷夜郎的方式对待西夷，给他们设置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统统划归蜀郡管理。文翁便迅速与这些新设立的县建立联系，日夜为完善郡县体制，保持新设县社会稳定，发展新设县之经济而奔忙。故清代果亲王著《成都》诗云：“教始文翁敞学堂，坐移邛筰入儒乡。”

如此一来，原有的关隘纷纷拆除，汉朝的西南疆域扩大了。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柯江，以此为边界，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筰。

不料这时候，风云变幻，北方军情紧急起来，汉朝廷加速修筑朔方郡城，以便凭借黄河驱逐匈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劲敌，皇上下令暂停开发西南夷。

但是，暂停并不意味着通西南夷任务结束。元狩元年，汉武帝命令王然于等人从西夷的西边出发到达滇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这即是说，文翁从五十二岁到离开人世，最后的二十五年，都在为开发西南夷而忙碌着。在每次行动前准备粮草、舟车和吏卒；行动中随时做好后勤保障，保持蜀地社会稳定，发展农业、手工业；行动后则为巩固和治理新设之县而持续不断地付出自己的心血。

汉武帝成功招抚夜郎地区，改设犍为郡，是中国西南方向自秦灭巴蜀之后，又一划时代的大事件。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诚为凿空。”认为唐蒙通夜郎，其价值可以和张骞“凿空”通西域的壮举相提并论。

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在略通西南夷的大事件中站在第一线，劳苦功高，理应彪炳史册。然而，站在幕后的郡守文翁及郡县官吏们，多年为之操劳，却默默无闻。在《史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多处记载了唐蒙通西南夷的基本史实，文翁等相关人员在其中则全部被隐去了姓名，仅以“巴蜀太守”“蜀太守”等相称。也许史家们有自己的行文需要，但是，文翁老年时候留下的这一光荣篇章，不应该隐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为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