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学体系的建立（2）

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嘉奖文翁办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两次诏令，确立了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地方官学创始人的地位，肯定了文翁为建立汉代官办学校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明确了蜀郡文学精舍是全国各郡开办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对文翁石室做了最有力的推广。而且，这两次诏令，还使文翁兴学的意义突破了地方官学的界限，上升而为西汉治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文翁开创的兴学教化这种和平的方式，对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与认同，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大一统，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时候，文翁约六十三岁，已步入老年。他的身姿依旧挺拔，眼光依旧明亮，郊迎诏令之时，给人一种老而弥坚的感觉。数日之后，文翁被恭请回到郡学，进入周公礼殿，坐在了周公与孔子的画像之下。两个盛装的弟子，将景帝和武帝的诏令恭敬地捧在胸前，站立于文翁身后。在庄严、热情的颂赞声中，数百弟子依次上前行谢师礼。文翁正襟危坐，面露微笑，心潮澎湃，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啊！有此一拜，抵得了三十年来的一切艰辛和付出。

文翁沉浸在回忆之中。不必说，文翁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文翁正好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秦兼并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未能巩固下来，十几年后即行崩溃。汉高祖刘邦再次统一国家之后，宽松政治，与民休息；接着“文景之治”，移风易俗，民从而化。大汉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国家稳定下来了，但是需要巩固，需要更上一层楼，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宏图大略呼之欲出。就在这个时候，庐江文翁被任命为了蜀郡太守。

蜀地原本就有灿烂的古蜀文明，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嫘祖教民养蚕，杜宇教民务农，尸佼入蜀教书授业。秦并蜀之后，李冰兴修水利，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在秦国法治文化的浸染之下，学校陵夷，俗好文刻，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相对落后。汉兴之后，私学在蜀中兴起，司马相如等已有脱颖之势。因此，在继续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发展文化教育，造就人才，淳厚民风，便成为在蜀地掌握权力的官员们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比之中原文化，蜀地文化落后在哪里？落后在被秦统治百年后，蜀地非齐鲁诸儒教化之所被。汉初，儒家学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春秋时代思想家孔子提炼出来的一套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正在中原大地上，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而敷陈演绎，进行着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尝试。因此，所谓“化蜀”就是要用儒家思想浸润蜀地，使其与中原地区在思想文化、社会风尚上渐渐融为一体。这个任务无疑是历史赋予人们的千年难遇的建功立业的机会。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其二，文翁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化蜀”的历史任务是一种客观存在，岂是随便哪一个郡守、县令能够出色完成的。俗话说，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有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才能发现并利用机遇。而文翁正好就是那个对完成“化蜀”任务有准备的人。第一，他好学，通《春秋》。不能设想，一个不好学的人会热心于兴学，一个不懂儒家学说的人会按照“庶、富、教”的古训来兴学弘儒，治理蜀地。第二，他是郡守，大权在握，能够将教育发展与官员任用制度相结合，能够把行政办公经费与教育经费统筹管理，能够使税赋与求学相联系，能够将教育系统内外相关因素进行统筹协调，以实现兴学弘儒的目标。第三，他“仁爱，好教化”。仁爱与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特征，重视用教育手段而不是只用棍棒使百姓服从其统治。这种思想在当时与流行的道家、法家思想比较起来，具有进步性。因而，他能够抓住关键环节，利用有利条件，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既定目标。比如，一开始就着重抓师资培养，抓住了办教育的关键环节。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采取了免除徭役与授予官职的方法，将“入学”与经济利益、与“入仕”结合起来，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了老年，文翁又努力保持社会稳定，既为略通西南夷做好后勤保障，也为蜀风持续向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