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殿画文精妙可观（1）

《尚书大传》云：“庙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

中国古代对所祭对象的呈现方式，一般有立尸、设主、遗物、塑像、绘画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所祭对象的呈现，主要采取图画方式。正如宋祁在《文翁祠堂记》中所载：“初，翁为礼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又如李膺在《益州记》中所载，后汉中平中，郡学周公礼殿“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刻文宣及七十二弟子”。

这种方式直观，庄严生动，具有感染力，方便易行，自古广泛为人采用。随着时间推移，周公礼殿一次又一次地修缮，图画也必然会反复绘制。晋唐之际，不时便会有书法家、画家趁礼殿修葺的机会，在其内壁上、梁柱上留下精美的壁画、图像和书法作品。此例一开，在成都，无论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建筑里一般都有画，尤其唐代成都建的庙宇里，壁画更是普遍，许多出自名家、大师之手，在这些庙宇中绘画应该受到了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的影响。

在文翁修建的周公礼殿里，绘画周公、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的画家是谁？在高䀢重修的周公礼殿里画像的画家又是谁？现在已不可考。唐《益州学馆庙堂记》称“庙堂东南柱上，钟会八分书”云云。但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又云：钟会入蜀，距献帝兴平年间已有七十一年，“不应追书也”。

那么，两汉之后，在周公礼殿里绘画的作者又有多少被世人所知呢？

西晋武帝泰始中，益州刺史董荣曾增画谯周像于州学，并命从事李通颂之。其颂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德怀真，鉴世盈虚。雅明美迹，终始是节。我后欣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又因李业气节崇高，也增绘入礼殿。

然而，高䀢之后第一个在周公礼殿内大面积修复、涂饰与增绘人物的是西晋益州刺史张收。张收，河北安平人，西晋文学家张载、张协、张亢之父，善画人物故事。晋太康中为益州刺史，见郡学周公礼殿内壁之上高䀢时所画之图画，周公、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以及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圣贤人物像，色泽已败，且有剥落，乃精心涂绘，并增画了魏晋名流于壁间。于是灿然满殿，美不胜收，让人恨不克见。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得知成都汉时讲堂遗迹内有精美图画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给友人周益州写信，询问情况。这就是著名的《汉时讲堂帖》了。全帖共六行四十九字，云：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周益州”是什么人？其人姓周，名抚，字道和。东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周抚被任为益州刺史，自此镇守成都十八年，直至公元366年卒于成都。周抚与王羲之既是世交好友又是亲戚，两人书信往来十余年。这一次，王羲之不但称赞周公礼殿绘画“精妙”“可观”，还问讲堂是汉朝哪个皇帝时建立的，成都有无善于绘画的人，能不能够摹取，表现出了超常的兴趣。一代书圣如此醉心，可见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壁画的艺术价值和教化意义已远近皆知。

东晋末，名将朱龄石，义熙九年授益州都督，灭亡谯纵治下的蜀国，受封丰城县侯之后，便将宋武帝檄谯纵文刻于石室之壁。

南朝齐武帝永明十年，刘悛为成都刺史，再修石室与周公礼殿，灵宇严肃，令人崇敬，并完善祀典制度。刘悛之弟刘瑱，性情率真，为当时之绘画妙手，在周公礼殿画了孔子像，画了孔门所设四门学科的示意图，画了孔门“十哲”之像，还画了车服礼器等瑞物于壁。

北朝北周代王更以丹青饰古画，并加绘了豆卢辨、苏绰之像。

时至五代，著名画家邱文播与黄筌，均为成都周公礼殿绘画。在先圣像画龛后的板壁上，邱文播画山水，黄筌画湖滩。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历仕前蜀、后蜀。为西蜀画院的宫廷画家，擅花鸟，所画多为珍禽瑞鸟，奇花异石，画风工整富丽，反映了宫廷的欣赏趣味，被宋人称为“黄家富贵”。黄筌还为礼殿绘制了屏风，并在《益州名画录》中专门记录了礼殿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