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石室与孟蜀石经（1）

两千多年来，人们为文翁石室留下了多少赞美的语句。“文翁石室有仪刑”，“向此行春无限乐，却惭何道继文翁”，“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石室云霞思古梦”，“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美好的语句中映见了对文翁精神的传承和守护。这种传承和守护如一道亮光，照耀后人沿着前人的方向继续前行，再创辉煌。

汉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筑石室、礼殿，集蜀士而教。景帝嘉之，武帝倡之，文翁石室声誉日隆，蜀中弟子以明经治性为业。于是巴蜀好文雅，蜀儒文章冠天下，蜀学比于齐鲁，蜀地大化。

汉末，蜀郡文学精舍遇火，重建后被辟为益州州学。至唐代，文翁石室已是名胜之地，名人雅士凡来成都者，相继到此瞻仰。令人欣喜的是，“文翁之教”薪火相传，办学不断，唐代的文翁石室依旧能够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依旧是蜀中学子殷殷向往之地。不过，一直作为郡学、州学的文翁石室，师生所用的经书大都是抄本，或用简牍，或用缣帛，辗转传抄，出现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有鉴于此，东汉灵帝便在熹平四年下令，将经过校正的儒学经文刻在石片之上，陈列于太学。这便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儒学石经。它除了是儒家经典的法定版本，供各地抄录和校勘外，也是汉室推行尊儒重教方针并用以昭示天下士人的重要措施。因此，石经的版权当然为皇室所有，而且只有京师太学才有资格陈放。汉唐时代，成都作为一郡一州，自然不会有石经。蜀地学者想要拥有经书，只能到京师太学去抄，或者转抄他人的抄本。抄来抄去，百本不同样，难辨正误。

唐之后，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蜀建立政权之后，定都成都，以文翁石室为学宫，似乎有了刻经的资格。在后蜀皇帝孟昶看来，刻经可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加之蜀地相对安定，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于是，孟昶在即位的第二年，便任命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弘扬文教，镌刻石经。毋昭裔自幼好学，知识渊博，辟嗜藏书，对经术有很高的造诣，对经书抄本错误的危害深有感受，自然对刻经也很上心。为了刻经成功，毋昭裔甚至捐出了自己的俸禄。

孟蜀时期，汉灵帝刻于熹平四年的“熹平石经”，齐王曹芳刻于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都已毁于战乱，无从查找。只有唐文宗开成二年刻的“开成石经”，尚存于雍都。与前两种相比，“开成石经”更为完善，文字也更准确。于是，毋昭裔从长安取回“开成石经”的旧本九经，请著名学者对经文再次进行精心订正，然后以此为根据，于孟蜀广政七年，开始了“孟蜀九经”的镌刻。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对此事做了记载：

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凡十经于石。其书丹，则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吉、周德贞也。石凡千数，尽依太和旧本，历八年乃成。

《孝经》是毋昭裔镌刻的第一部儒家经典，刻成于广政七年三月二日，共刻经文、序言和注释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由张德钊书写、陈德谦镌刻。一个月之后，四月九日，《论语》刻成，共刻经文、序、注释三万五千七百三十九字，书写人与镌刻人同上。又过了两个月，《尔雅》刻成，由张德钊书写、武令升镌刻。广政十四年夏，《周易》刻成，共刻经文及注释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孙逢吉书写。到广政十五年，《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的镌刻也相继基本竣工。但《左传》只刻到了第十七卷，没有刻完。其原因可能与孟昶谋取关中失败、后蜀元气大伤有关。

从广政七年开工至广政十五年，共刻了十部儒家经典，正经及注、序共计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余字。经石采用灌县出产的青石，为长方形；厚约七八厘米，上面刻字的部分高约三十二厘米，宽约二十厘米；双面镌刻，每块经石都在侧面刻有序列编号，各经篇目、章次一目了然；共计一千余块，全部陈列在成都学宫即文翁石室的礼殿两庑之中。但是，后来人们把它们通称为“孟蜀九经”，大概没有把《尔雅》计算在经书之内，而是把《尔雅》看作是一种训诂方面的工具书的缘故吧，甚至连字数也未具体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