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建国初的繁荣

魏甘露五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的势力愈加强大了，在魏国的地位也愈加巩固了。而当时三国中的另外两国愈来愈衰弱。司马昭明白，统一全国的时机到来了。

在三国中，蜀汉最弱小，因此，司马昭决定先取蜀汉。曹魏景元四年，司马昭派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派邓艾率兵三万余牵制驻在沓中的姜维军。姜维军看大事不妙，退守剑阁。这样，邓艾就乘势凿山开路，攻入成都平原。蜀汉后主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司马昭灭蜀汉，用兵还不到三个月。这一过程证实了司马昭在事先说的“取蜀如指掌”的预言。

有趣的是，后主刘禅投降后，举家东迁到洛阳，成了“安乐县公”。司马氏在生活上对他优厚以待，司马昭宴请他的时候，在席间安排演出蜀地杂技，别人都感到悲怆，只有刘禅喜笑自若。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刘禅回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这就是“乐不思蜀”这一典故的出处。

司马昭本准备过后即灭吴。想不到他自己在咸熙二年的八月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了，他只活到了五十五岁。

司马昭死后，他的长子司马炎在当月就继承了晋王之位，并当起了魏国的相国。这时，一切国事都由司马氏说了算，朝中的大小官员实际上形同虚设。到十一月的时候，太保郑冲上了一道魏帝禅位于晋王的策书。他说，现在“晋德既洽，四海宅心”，还是“钦顺天命”，禅位于晋王吧！郑冲一提出，百官全都附议。司马炎礼让了一番，也就当起皇帝来了。他就是晋武帝。这事发生在魏灭蜀汉后两年。

晋国建立起来了，但全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太康元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吴国民众受够了战乱之苦，不肯为腐败的东吴统治者卖命。灭吴像灭蜀一样，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吴主孙皓就投降了。这时全国复归统一了。

晋武帝在位凡二十五年，总体来说比较平稳安定。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切实措施，这个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所制铁器有锄、斧、凿、釜等农业和手工业及生活用具，还有各种兵器。地主庄园内也多冶铸铁器。吴地是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多饰以莲花纹，光泽度也在不断提高。由于瓷器的大量生产，部分陶器、金属器和漆器，已为瓷器所代替。太康年间成为相当繁荣的“升平世”。晋武帝的建国方略大致上有如下数项。

罢州郡兵。州郡兵的发展起于镇压黄巾起义之时，之后愈演愈烈。州郡兵不仅容易成为地方割据的凭借，而且它还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灭吴后南北统一，晋武帝便解除州郡官的兵权。兵役一直是汉末以来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三国的兵员与人口数不成比例。“悉去州郡兵”的诏令一出，使农民除去了地方兵役之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

罢屯田。在三国时期普遍实行的屯田制，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以及在管理体制上的军事组织形式，存在剥削过重的弊端，耕地农民得不到实利，屯田客实际上沦为终身服兵役的半农半兵的特殊农民。这显然有悖于民众的意愿，屯田制已逐渐地趋于崩坏了。管理屯田的典农官都是武职，久而久之，不仅鱼肉百姓成性，还雄霸一方。而世家大族经常会强霸屯田土地，比如何晏等大族就一度“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因不堪重负，而从屯田上逃逸的农民比比皆是。晋武帝即位前后，两次下令罢屯田制。“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校尉）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陈留王奂》）罢屯田令的实施，农民得以解放，而且那些典农官也得到了妥善安排，实在是皆大欢喜的事。

实施占田法。平吴以后，天下已经统一，把民众人为地分为自耕农和屯田客的屯田制也取消了，于是西晋王朝就开始实施起“占田法”来，使全体农户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对占田的“占”字，学者有多种解释，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在国家指导下让农民比较均衡地占有一定的土地，并承担一定的义务。“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为了严格起见，规定了丁男、丁女等的年龄界限，“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晋书·食货志》）。

我国传统社会很早就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的土地制度理想，而占田制使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有了土地，使屯田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男占田七十，女占田三十”，不正是“户占田百亩”理想的体现吗？汉末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规定，屯田农民与国家分成，要么官六民四（使用官牛者），要么官民对分（使用私牛者），而如今规定上缴一定田赋后，其余的收成都是自己的了，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现在通过实行占田制让农民“占”有了土地以后，那种小农的自豪感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

占田课田制度究竟实行了没有，或实行到何种程度，现在说不太清楚了，史书上也说得模模糊糊。好直言谏诤的齐王司马攸在太康年间说：“计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又说，“今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晋书·司马攸传》）史书上称司马攸是太康年间“总统军事，抚宁内外”的关键人物，他说的当不是假话。当然，下面的人不完全按占田制的规范去做，也不一定是坏事。占田制规定的一夫一妇占田百亩、课田七十亩，这只是个下限。上限是多少呢？没有说，这等于说人们可以随意去垦荒。正如司马攸说的，“今地有余羡”，有人去垦荒总比让它抛荒在那里好吧！笔者倒同意这一种说法：“占田制课田制，只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加辟耕地的赋税制……是有利于生产的。”

在推行占田制和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措施后，晋太康年间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食货志》），其时“牛羊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干宝《晋纪总论》）。这恐怕是说过了头，但从中也可见其时生产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人口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标志。据记载，太康元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制实行后的第三年，西晋领“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裴松之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一下多出了一百三十多万户，增加了二分之一强。虽说记述可能有夸大与溢美之处，但人口大大增多是有根据的。

然而，即使在太康年间，世家大族的土地、财产、特权，也始终没人敢触动，这与晋皇室本身的士族身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