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南宋：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南宋对蒙古的了解，最初来自出使金朝的使者所带回的信息；蒙古人对于南宋的了解，也是通过金朝。因为金朝一直称南宋为“南家”，蒙古人只是在它后面加了个复数的形式，称南宋为“南家思”。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与南宋之间最初的较量就已在川、陕边境地区出现。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主要体现在对金境内各路义军和民间武装势力的争夺上。当时，蒙古军队的主要目标是西夏和金，南宋还不是它最为主要的敌人。

1230年，蒙古军队强行“假道”南宋攻金，迂回包抄金王朝所属的河南地区。双方多次出现冲突，不过都以南宋方面的失利而告终。1231年，蒙古又派出使臣到南宋，“约夹攻金”。

南宋对于蒙古方面提出的要求，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南宋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金灭亡，南宋则危矣。金哀宗就曾遣使向南宋直言：“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另一方面，南宋对于当年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北掳的仇恨，以及宣和二年因“联金灭辽”而痛失中原的教训，仍耿耿于怀，此刻正想伺机报仇雪耻。

最终，南宋接受了蒙古方面的要求，决定联合出兵攻金。当然这主要是迫于形势。1232年，蒙、金三峰山决战之后，金朝精锐尽失，已无力回天。南宋派出名将孟珙，与蒙古军队一起合围蔡州（今河南汝南）。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宋、蒙联军攻入金临时都城蔡州，金朝灭亡。

金亡之后，蒙、宋便已形成直接对峙的局面。宋、蒙之间的短暂结盟，很快就宣告瓦解。

蔡州城破之后，作为胜利雪耻的象征，南宋将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到了临安（今杭州）。南宋举国为之欢腾。宋、蒙间曾经约定，灭金之后双方应各自撤退。不过，双方并未就胜利之后河南地区的归属问题作出具体约定，河南地区成为暂时无人控制的空白区域。南宋端平元年六月，南宋方面欲抢占先机，主动出兵，试图收复包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归德（今河南商丘）在内的“三京”地区。然而，此举遭到蒙古方面的强烈反对。起初，南宋军队北上，来势汹汹，收复了汴梁等地，兵锋直指洛阳。不过，蒙古军队在将领塔察儿的率领下，很快就在洛阳地区击败了南宋军队。南宋不仅未能取得洛阳，甚至连原本获得的汴梁等地都相继失去。

1234年，正是宋理宗端平元年，故而这次事件被称为“端平入洛”。南宋试图恢复中原、收复故都的最后一次努力，由此宣告失败。蒙、宋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峙，也由此揭开序幕。

太宗窝阔台时期对南宋的战争，主要在巴蜀、荆襄以及江淮地区展开。端平二年，窝阔台以南宋背盟为借口，分遣三路大军大举攻宋：西路军由二子阔端率领，重点进攻陕甘南部以及巴蜀地区；中路由三子阔出及宗王口温不花等统率，重点进攻南宋荆襄地区；东路则由大将阿术鲁负责，重点进攻徐州、邳州等江淮地区。南宋军队凭借“长江天堑”，从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江淮之地，全线应对蒙古军队的进攻，蒙古军队并未占得太大的便宜，双方僵持不下。

宪宗蒙哥汗时期，蒙古对南宋的攻势有所加强，不过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荆襄和巴蜀之地。蒙哥汗即位之初，即诏命“以茶寒、叶了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保持对南宋的攻势。次年，蒙哥汗派遣两个弟弟分道出征。忽必烈作为大弟，背负南征的重大任务，首先要进攻的对象应当就是南宋。由于南宋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并且利用长江天险严防死守，忽必烈自度无可乘之机，于是转而绕道先行攻取位于今云南地区的大理政权。

南宋宝祐六年，蒙古分三道进军南宋，蒙哥汗御驾亲征，领西路军攻巴蜀；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襄地区；另一路则由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带领，自南北上，配合长江沿线的进攻。不过，由于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蒙哥汗本人也殒命于合州钓鱼城下。虽然南宋遭到重大压力和损失，但并没有失去大局。

忽必烈起初并没有参与蒙哥的灭宋行动，因为他当时正受到蒙哥汗的猜疑，以脚病为辞，留在了北方。后来由于塔察儿率领的东路军在荆襄地区进展不顺，蒙哥汗才决定临时派遣忽必烈前去取代塔察儿。

忽必烈在荆襄前线的时候，见识到南宋江防的严密。在鄂州，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夜间就建成了。忽必烈曾环顾扈从诸臣僚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他对贾似道称赞不已。郝经对南宋的江防力量也大加赞赏：“右师满湖湘，左师溢巴峡，江浒连大屯，淮南拥骁甲。”（郝经《陵川集》卷四《渡江书事》）面对这种状况，忽必烈在荆襄前线毫无斩获。当身边大臣劝他赶紧北返争夺汗位的时候，他仍不甘心，声称大丈夫既然来到前线，怎能鸣金收兵、无功而返呢！不过，他最终还是与贾似道签订了和约，匆匆结束这次短暂的出征之旅，便挥军北上争夺汗位去了。

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心理上对南宋仍存有余悸，并无灭宋雄心。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面临阿里不哥争位的威胁，以及中原世侯的问题，在中统、至元之交，蒙古与南宋之间边境地区的局势趋于和缓，沿江前线各战区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南宋朝廷对贾似道与忽必烈订立媾和条约并不了解实情。贾似道向朝廷邀功，谎称“江汉肃清”，蒙古退兵。由于权臣当道，南宋朝政紊乱，各派系之间互相倾轧。南宋景定二年，镇守四川泸州的大将刘整，虽屡立战功，却受到南宋四川制置使俞兴和策应大使吕文德等将帅的构陷，最后转而投降蒙古。刘整投降蒙古事件，是宋元战争整体局势开始发生巨大转变的关节点。

元廷从刘整那里获得重要军事情报，对于南宋虚实有了比较充分的掌握，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忽必烈将攻宋的战略重点，从蒙哥时代的川蜀地区，转移到了荆襄地区。这也就是刘整所提出的：“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此后，襄樊成为元灭宋战争的战略突破口。

至元五年，忽必烈命刘整、阿朮督率各路军马围攻襄樊。当时南宋方面负责镇守襄樊的是名将吕文焕，他是吕文德的弟弟。由于南宋方面的失误，襄樊被死死围困住，始终无法获得外援。吕文焕多次派人向南宋朝廷告急，无奈当时权臣贾似道根本不当回事，甚至还在杭州城里与众妻妾斗蟋蟀为乐。

至元九年，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为了确保胜利，元军甚至从波斯（今伊朗地区）调来了工匠，制造攻城用的巨型抛石机和石弩。樊城最终陷落，吕文焕退守襄阳城。至元十年初，吕文焕孤绝无援，举城投降。南宋诗人、琴师汪元量对于襄阳失守之事评论道：“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一《醉歌》其一）持续五年之久的襄樊战役，至此宣告结束。襄樊之战的失败，意味着南宋防御战略已趋于土崩瓦解。

元攻下襄樊后，忽必烈在众多将领的建议下，准备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之地。然而，此时的忽必烈对于能否最终灭宋，其实仍心存疑虑。据称，他曾派遣近臣秘密到江西龙虎山，向张天师求符命。在获得吉兆的预示之后，忽必烈才最终下定灭宋的决心。

至元十一年六月，忽必烈正式下诏，兴师问罪于宋。他任命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朮为统帅，领二十万军马顺江东下。长江沿岸重要江防地区的将领，多为吕氏子弟及其旧部，他们大多闻风归附。汉江流域、长江中游地区，很快大都被元军控制。

至元十二年七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分三路灭宋：左丞相伯颜率领主力部队，直接向南宋首都临安进发；右丞阿里海牙则领一路大军驻守湖北，并南下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兵部尚书吕师夔等将领，率领另一路大军，直取江西地区。元军兵分三路，各路均由北向南进发，它最终也奠定了长江以南三大行省（湖广、江浙、江西）的分布格局。

至元十三年正月，伯颜率领的军队已驻扎在临安郊外，随时准备进入临安。当时临安城里已有民谣在传唱：“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所谓“百雁”，就是“伯颜”之意。

此时的南宋朝廷，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宋廷派大臣到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臣服。南宋方面甚至提出：愿意对元称侄；如果不答应的话，也可以称侄孙；如果还是不答应的话，那只乞求封得一小国就可以了。然而，此时元灭宋的意志已不可逆转，南宋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

谢太后致信恳求伯颜，称自己处境艰难，“孤儿寡母”维持局面。当时的宋恭帝年仅五岁，谢太后希望元军能给予怜悯。伯颜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亦失于小儿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刘敏中《平宋录》卷中）意思是说，你宋的政权就是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现在大宋江山也丢在幼儿之手，没什么值得同情的。这确实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病逝前，将七岁幼子柴宗训托孤给大臣，没想到赵匡胤黄袍加身，逼迫柴宗训禅位，夺取后周政权。伯颜确实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曾作词称“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倨傲形态跃然纸上。

最终，临安城下，全太后和宋恭帝被掳至大都，所获得的优待就是“免牵羊系颈”的羞辱。谢太后则因为有病在身，暂留临安，不过最终还是被押解到大都，不久即死去。

南宋凭借“长江天堑”，阻缓了蒙古铁蹄南下的进程。蒙古军队以及中原的汉人武装，几乎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而面对南方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所形成的酷热和湿气，他们显然是极不适应的。因此，蒙古攻宋的战争，也完全不像他们在欧亚草原地区纵横驰骋那般顺畅。欧亚草原东、西两端均为大陆性气候，蒙古人更适应那里的地形、气候。

南宋成为13世纪对抗蒙古军事势力最为长久的国家，若从端平元年蒙古灭金算起，至德祐二年正月元军入临安，南宋军民抵抗了蒙古军队四十多年。这绝非偶然。南宋是蒙古人所攻打的国家当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它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而且它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水上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那些说南宋太过文弱的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南宋最终难逃灭亡，其实也主要归咎于其自身。当日权臣当道，政治腐败，南宋有识之士曾评论道：“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宋史》卷四〇七《杜范传》）

南宋虽然已亡，不过许多忠诚于南宋的遗民，仍然不能接受南宋已亡的事实，甚至发出“此地暂胡马”的呼吼，表达出一种南宋必再复兴的期待。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