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二）
桑哥是胆巴国师的弟子，有关他的族属不甚明确，他很有可能是畏兀儿人。据说他懂蒙古语、汉语、畏兀儿语、藏语等多种语言，曾担任过八思巴的译使（翻译人员）。在当时，能通多种语言的人，自然是会受到欢迎和重视的。桑哥曾担任总制院使，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兼领吐蕃地区的各种事务。虽然他推荐的卢世荣被处死，不过并未影响他的仕途。相反，他的理财本领却被忽必烈所赏识。至元二十四年，桑哥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丞相，主持政务。桑哥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财政问题：首先就是更定钞法，改行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换中统钞五贯，并加大印量——此举很自然会出现通货膨胀，导致民怨甚深；其次，勾考全国钱谷，就是对全国财赋征收等事宜进行审计——这对于治理地方贪腐是件好事，不过由于所用非人，派出去审计的人员自身贪污腐化，反而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最后，抑制诸王宗藩，如拘收安西王相府之印、改诸王印章印纹、禁一藩二王等——这些举措直接损害的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的利益，自然也会招致他们的反对和愤恨。此外，桑哥还增加盐酒等课税，当时有称“盐赋所得，占天下财赋收入的一半”，可见这是个大税源。江淮、河间等地的盐税官员，都是他的亲信。
桑哥的举措对于快速增加政府收入，短期说来确实是有一定成效的。不过，于一般民众而言，这是新一轮的搜刮和抢夺；对于蒙古诸王以及官僚们来说，桑哥的政策就是一种限制。然而，忽必烈却对桑哥宠信有加，不仅将原本由中书省掌握的对中央和地方官员选调、任命的“宣敕”权交付给他，还允许他拥有怯薛散班和侍卫兵作导从，甚至准许他乘坐小舆车出入。
由于桑哥权势熏天，他的专横之气也滋长益盛。他不仅诋毁和排挤汉人，对蒙古大臣也毫不忌惮。同时，他收受贿赂，只要价格合适，可以枉法徇私，免除犯罪者的刑罚。更有甚者，他居然还按价格出售官爵。
至元二十八年春，忽必烈在大都附近的猎场狩猎，随侍左右的几位怯薛成员乘机控告桑哥“专权黩货”。忽必烈起初并不相信，甚至怒斥这些怯薛是在诋毁大臣。没想到怯薛拼死血谏，忽必烈这才重视起来，急召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前来核实。不忽木据实禀告说：“桑哥欺罔皇上，紊乱朝政，打压异己，无人敢言；现在百姓困窘，盗贼蜂起，形势令人担忧。”忽必烈听闻之后，才获知桑哥违法事态的严重，最终决意将他处死。
忽必烈在下诏诛杀桑哥前，派人查抄桑哥的家资，所得金银财宝可装满屋子。据《史集》记载，从桑哥家查抄来两箱子无与伦比的珍珠和贵重物品，忽必烈责问他：“怎么样，你有这么多珍珠，我向你要两三颗珍珠，你却不给！”桑哥羞愧地说道：“大食达官贵人们可以作证，这都是他们给我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某个地区的长官。”忽必烈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服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史集》卷二，第349页）桑哥贪赃枉法的行为得到证实。这年三月，桑哥被处死。
桑哥支持另一名西番僧杨琏真加出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南方佛教事务。此人在江南胡作非为，甚至盗掘了南宋在绍兴的陵寝，并亵渎南宋皇帝的尸骨，激起了南方士人的极大愤慨。
上述几位理财大臣，在满足忽必烈对外征讨所需之经济支持方面，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阿合马对于大元接管南宋之后稳定南方的经济是有所贡献的，桑哥在平定吐蕃各地叛乱、安抚佛教各派的问题上同样也起过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理财大臣推行重赋，自身又贪腐，最终不得人心，难逃被诛杀的命运。大臣们的贪墨，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忽必烈的失察与昏聩。理财上这些涸泽而渔的做法，毫无疑问于元廷有小利而贻大害。
理财大臣们均被列入《元史·奸臣传》，根本的缘由在于，汉地传统儒臣们所坚守的“义”，与追求功利的理财大臣们所追求的“利”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理财大臣在为忽必烈“经度财赋”的方式上，基本手段都比较一致：整顿和增加盐、酒、茶、商等课税，官方经营金属冶炼及海外贸易，“理算”各地钱粮账簿，甚至滥发纸币。这些措施大多是典型的“与民争利”政策。理财臣僚们多是色目人，他们是善于经商的能手，对于如何增加财富，颇有一套法宝。当时，忽必烈朝中的儒臣们面对这种情形，大声疾呼，要求元廷“不营小利”，强调应遵循儒家传统“节用”“爱人”等主张。他们“讳言财利事”。因此，儒臣们与理财大臣们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朝便出现了两派，即所谓坚持“汉法”的儒臣与推行“回回”法的色目臣僚。
忽必烈因为对外征伐以及对内赏赐的现实需要，要求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自然会更加亲近理财大臣。不过，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则有些不同，他倾心于汉儒汉法。真金太子自小就受儒学熏陶，跟随姚枢、窦默等汉儒学习儒家经典。被立为太子之后，他更是全面加强对汉地的了解，学者王恂、许衡等人给他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著作，并讲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可以说，真金对“汉法”有很深入的认识。《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称赞说，“中外归心”于他，这说明他确实是受到儒臣们推戴的。
阿合马擅权秉政时，真金对他的各种做法深感不满，曾给过他不少颜色。朝廷上下，阿合马最畏惮的也就只有真金太子。右丞卢世荣以“言利”受到重用，真金也极不赞同他的主张，曾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然而，在理财能手阿合马遭锤杀、卢世荣又被诛杀之后，真金太子与和礼霍孙、安童等大臣，始终无法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经济情况也逐渐恶化，出现了自中统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在卢世荣遭受弹劾前后，江南出现了一桩“禅位”事件。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书称，世祖年岁已高，宜禅位于太子。真金太子得知该信息后，惊恐不已。他知道这种“逼宫”行为实在是帝位传递的大忌。这份“上书”文件递到了中央御史台，御史台都事尚文意识到，这份文件可能会给太子真金带来麻烦，于是没有进一步上奏，而是采取了密封的办法。没想到阿合马余党达即归阿散得知此文件的存在，于是以“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上奏忽必烈，要求排查已封存的御史台档案。忽必烈批准了达即归阿散的奏折，下令清查。由于支持真金的大臣们拒不交出那份秘密文件，忽必烈十分不满。形势愈危急，真金也愈感忧惧。这时，御史台都事尚文冒死谏言忽必烈，抨击阿合马余党的不良企图。由于此事关涉真金太子，忽必烈最终被说服。然而，真金太子还是因为惊惧过度，于至元二十二年底去世，时年四十三岁。
忽必烈对理财大臣的重视和真金对儒臣的信任，反映出的是世祖朝的一种政争。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传统儒臣和功利之臣有关“义”“利”的争论，实质上体现的是忽必烈在“汉法”与“回回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自然是以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会因为重视一方而完全摒弃另一方。忽必烈对于“汉法”或“回回法”都不会完全地接受，当然也不会完全地否定。然而，他自身所代表的“蒙古法”，却是始终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最核心的问题上，黄金家族成员们所拥有的利益，是必须得到维护的。
倘若撇开“汉法”与“回回法”之争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和族群背景差异不论，两派论争一定程度上所显现出的，其实也是台谏系统官员与中书省（尚书省）
主管经济系统官员之间的一种监督与反监督的较量。或许这也是忽必烈当初设立中书省、枢密院“两手”，而以御史台作为医治“两手”这种制衡机制本身，所带来的一种政治论争。
真金的早逝，给忽必烈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此后，他对政事的过问似乎有所减弱。桑哥擅权期间，忽必烈对许多事情已逐渐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了。因此桑哥的许多枉法之事，满朝上下都已知道，只有忽必烈本人不知道。
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去世。忽必烈庙号世祖，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古语尊号为“薛禅合罕”。他在位长达三十五年，占了整个元王朝统治时间的三分之一。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和元朝历史上成就仅次于成吉思汗的一位蒙古大汗。马可·波罗吹捧忽必烈是“人类元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民众、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波罗游记》）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灭掉了南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人口最多、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作为传统中国王朝元王朝的皇帝，他再度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规模，也奠定了元代几乎所有方面的大致框架。尽管在他统治时期，科举未被推行，他也坚守蒙古的旧传统，灭亡南宋后一直重用理财大臣，并且四出征伐；然而他留给后世子孙的国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管理有效。《元史》评价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