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 “饕餮纹”天帝的两千年正名史（4）
孙作云、张光直等学者对“蚩尤纹”的打捞，由于荒谬而影响甚微，但是仍然严重误导了上古玉器纹样的研究。比如有些学者发现了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颇为相似，于是借用孙作云、张光直的观点，把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错误命名为“蚩尤纹”，把良渚玉琯、良渚玉琮、良渚玉镯错误命名为“蚩尤环”。
然而良渚文化的始年，早于“蚩尤”一千多年，所以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尽管颇为相似，却不能证明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是“蚩尤纹”，只能证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不是“蚩尤纹”。
3.北宋错误命名：“饕餮－兽面纹”
秦汉时期的历史改道，导致华夏图像传统逐渐弱化，先秦有图之书亡佚殆尽。两汉纬书中的大量有图之书，保留了先秦有图之书的部分真义。有图的纬书，常与“图谶”搅在一起，合称“谶纬”。汉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反叛旧朝者，又多采用“图谶”暗示前朝“天命已移”，即以隐语进行社会动员，所以隋唐官方严禁“谶纬”之学，导致两汉有图之书也亡佚殆尽。五代道士陈抟重新公布的伏羲先天八卦太极图，成为华夏图像传统复兴的火种，于是北宋金石学应运而生。北宋金石学家尽管更加关注商周铜器铭文，但是商周铜器纹样也随之进入了研究视野。
北宋学者吕大临在其金石学著作《考古图》中，引用了李伯时之言：“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吕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北宋画家李公麟的职业敏感，导致其对商周铜器的关注重心并非铭文而是纹样，但他接受了战国《吕氏春秋》的错误命名“饕餮纹”，没有接受汉代《龙鱼河图》的错误命名“蚩尤纹”。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吕氏春秋》早于《龙鱼河图》，二是《龙鱼河图》已佚，李公麟未见。
李公麟不仅接受了《吕氏春秋》的错误命名“饕餮”，而且进一步把“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经由吕大临引述而广为传播。此后王黼也在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中，沿用了“饕餮纹”。于是错误命名“饕餮纹”北宋以降沿用千年。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饕餮纹”是错误命名，但又不知正确命名，不得不继续沿用此名。
容庚一方面认为“饕餮之名是后人的附会传说，不足取信”，一方面继续沿用此名。李济认为“有首无身”的青铜纹样才是“饕餮纹”，有首有身的青铜纹样应该根据《山海经》而改名“肥遗纹”。其实“肥遗纹”是不同于“饕餮纹”的另一类纹样，不仅有身，而且“一首两身”，李学勤称为“双身蛇纹”，马承源称为“双体龙纹”，朱凤瀚称为“单首双身龙纹”。李济的“肥遗纹”属于张冠李戴，仅有少数学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命名是失败的”，因此“肥遗纹”未能代替“饕餮纹”。
4.现代错误命名：“兽面纹”
20世纪以前，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共有三种错误命名：战国的“饕餮纹”，汉代的“蚩尤纹”，北宋的“饕餮－兽面纹”。但是秦汉以后文字中心主义不断强化，导致学者们对青铜器的关注重心并非纹样而是铭文。直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青铜纹样研究才渐成显学。
研究青铜纹样的现代学者，普遍不认可战国的错误命名“饕餮纹”，又普遍不了解汉代的错误命名“蚩尤纹”，于是从北宋的错误命名“饕餮－兽面纹”中提取后者，选用了错误命名“兽面纹”。
1941年容庚出版专著《商周彝器通考》，成为现代学者研究青铜纹样的开山之作，已经兼用“饕餮纹”和“兽面纹”，比如“兽面蟠螭纹”等。
1954年陈梦家发表论文《殷代铜器》，宣布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
1981年李泽厚出版专著《美的历程》，也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饕餮究竟是什么呢？这迄今尚无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
1984年《商周青铜器纹饰》出版，马承源序文《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也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此书成为青铜纹样研究的权威著作，此后“兽面纹”全面代替了“饕餮纹”。然而“兽面纹”代替“饕餮纹”并非学术进步，而是学术退步，不仅没把青铜纹样研究引入正途，反而进一步误入歧途，所以招致了比“饕餮纹”更为严厉的批评。
其一，“兽面纹”比“饕餮纹”更无文献依据。
“饕餮纹”尽管错误，毕竟出自先秦文献。“兽面纹”不仅错误，而且出自北宋著作。
20世纪50年代孙作云撰写了研究“饕餮纹”的多篇论文，批评北宋金石学家和现代学者把“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饕餮纹虽然表面上像兽头，但其实不是兽头，它兼有为人像、蛇纹的两层性格，不能一概地称为兽纹。”“饕餮形象有时作人面，有时作兽面……整体地说起来，人的成分多于其他的成分。”
1984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发表论文《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批评马承源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认为“兽面纹”这一新名，“会让人联想起与要讨论的图像不相干的东西”。
2014年黄厚明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图式与功能：以饕餮纹为中心》，批评学术界普遍采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先入为主地将饕餮纹视为‘兽面’……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饕餮纹是不是‘兽面’还存有很大疑问的前提下，把现代人的视觉经验诉之于饕餮纹型式分类之中，难免要犯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其二，“兽面纹”比“饕餮纹”更加违背纹样。
北宋李公麟错误依据《吕氏春秋》，把“有首无身”的“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兽面”二字已把错误事实“有首无身”内在化，违背了此类纹样有首有身的基本事实。
2017年美国学者艾兰发表论文《商代饕餮纹及相关纹饰的意义》，指出“兽面纹”没能涵盖“饕餮纹”的身躯：“许多中国学者也认识到‘饕餮’一词的不准确性，建议使用‘兽面’来代替。但饕餮纹并不仅只包括面部，它通常还有身躯的部分。”
其三，“兽面纹”比“饕餮纹”更加空泛虚化。
容庚、陈梦家等人仅仅袭用李公麟的错误定义“兽面纹”，未对“兽面纹”另下定义，大概认为字面易解，无须定义。马承源不仅力主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而且对“兽面纹”下了定义：“所谓兽面纹，实际上是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这一空泛定义既没有文献依据，也没有天文历法内涵和宗教神话内涵。而且马承源没能回答如下疑问：为什么商周青铜礼器不铸作为祭祀对象的天神、地祇、人祖，却铸并非祭祀对象的幻想动物？
其四，“饕餮纹”属于宗教神话范畴，“兽面纹”不属宗教神话范畴。
“饕餮纹”尽管不具神性，却有与神性对立的魔性，仍是高于人类的存在，尚属宗教神话范畴，错得不太离谱。“兽面纹”又进一步丧失了与神性对立的魔性，降为低于人类的存在，不属宗教神话范畴，错得更加离谱。
综上所言，战国的“饕餮纹”，汉代的“蚩尤纹”，北宋的“饕餮－兽面纹”，现代的“兽面纹”，两千多年来对青铜器主体纹样的四大命名及其阐释，均属错误命名和错误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