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案
雍正在位时期发生的文字狱，最初都与大的政治斗争有牵连，但后来的文字狱，大多是自下而上的举发，许多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请赏的捷径。有书生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句，就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雍正七年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被认为是清代文字狱中的一大巨案。雍正将此案的始末编成一书，取名《大义觉迷录》，颁布学官，让秀才们都要读，以为与圣谕、广训一类同等重要，希望起到“劝人为善”的作用。后来到乾隆年间，《大义觉迷录》居然变为禁书。到了光绪末年，革命党人重新印行此书，作为当时民众反清的舆论宣传资料。
根据清廷所存的档案资料查实，此案的缘起，是因湖南永兴人曾静指使学生张熙写了一封反书。
曾静派学生张熙，诡名投书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同谋举事。岳钟琪将张熙抓了起来，一开始张熙还是誓死不屈，后来岳钟琪假意表示愿意一同造反，张熙才供出他的主使是曾静。这时正是雍正杀戮功臣、残酷剪除骨肉兄弟之后，曾静想以雍正害父、逼母、弑兄、屠弟等九大罪状，让岳钟琪拥兵反叛。不料，岳钟琪将他这封逆书一下子举报到了雍正那里，雍正即下令，由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亲到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抓捕曾静审讯。
曾静全供了出来。他说，他生长于穷乡僻壤之地，素无师友，因在靖州城参加考试，看到了市面上印行的吕留良评选科考范文内，有议论“夷夏之防”“井田封建”等语，十分激动，就派学生张熙到浙江吕留良家中访求书籍。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送给张熙一些吕留良的诗文作品，内中多有愤懑激烈的词语。与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的见面，更是让曾静兴奋，觉得应该起来造反。他之所以选中岳钟琪，基于他的三点判断：一是岳钟琪属于年羹尧的旧部下；二是岳钟琪的远祖是著名的抗金英雄岳飞，清人则是金人的后裔；三是听说岳钟琪曾要求到北京觐见雍正，未被允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岳钟琪当即把他告发了出来。案件审定，雍正对岳钟琪大为嘉赏，给岳钟琪的朱批中说“朕之喜悦之怀，笔难宣谕”，可为一证。可后来冷静下来一想，曾静对岳钟琪的分析不无道理，雍正对岳钟琪很快起了疑心，不久将他削去公爵，以戴罪立功的名目保留使用。
曾静、张熙被抓到北京后，浙江总督李卫奉命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的书籍，搜到的逆书和相关人犯也一起被解往北京审查。根据曾静的口供，雍正从吕留良的遗著中看到了那些“狂悖”的内容；曾静认罪态度极好，不仅对清朝大加颂扬，而且表示以前只是受了吕留良思想的蛊惑，现在十分后悔，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雍正七年四月，雍正谕内阁九卿等人，对吕留良做了全面的批判：吕留良生于明末，在顺治年间应试成为诸生，以后科考一路顺利，这是凭着浮薄之才，“盗窃虚名，夸荣乡里”；康熙年间放弃博学鸿儒的举荐机会，隐居山林，剃发为僧，忽然自号为“明之遗民”，真是“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怪诞无耻，令人可嗤可鄙；所著邪书，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是营求声利；朕翻阅之余，也不胜惶骇，因为吕氏所写的悖逆狂噬词句，简直“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他的为人令人痛心疾首；吕留良生于浙江人文之乡，读书学问，本非曾静能比。雍正对曾静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因为曾静只是骂他，而吕留良却敢骂圣祖康熙爷，所以吕留良罪大恶极；“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吕氏的恶贯满盈，实在令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若非曾静上书给总督岳钟琪之事败露，朕对吕留良的罪恶还不知道！
雍正居然为曾静说了不少好话，觉得他不过是误信吕留良的妖言才有错误的行为，曾静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吕留良、吕葆中、严鸿逵虽已死了，仍须开棺锉尸；吕留良次子毅中、学生沈在宽难逃被杀的厄运，他们的家人和族亲全被牵连进来，受到了严惩。
九月份，根据曾静等人口供和雍正历次所降的谕旨，清廷刊刻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从这部文件汇编中的小标题看，极似辩论集。比方说，“雍正上谕”等部分中有这样一些题目：
清廷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整个大清国的民众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曾静的供词，仿佛也像是在反问。从《大义觉迷录》中随便选几条看看：
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民众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雍正和官方的提问，与曾静的反问，从题目上看都是极有趣的。这哪像是一个普通子民与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对话呢？
雍正对《大义觉迷录》的发行十分重视，他向文武大臣特别强调道：通过曾静、吕留良案件，要使天下臣民时刻扪心自问，反省自己的言行；如果碰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样的逆贼，人们不再上当受骗，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他对这次大案的处断，天下后世也自会公论的；《大义觉迷录》刊行后，要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读书人、乡曲小民都学习；“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