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有的帝王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非常警惕，一旦发生，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诏罪己，并且广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类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诏罪己，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刘秀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还留遗诏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时的制度，一定要简约减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上谷地方的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大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拓跋焘汇报。古弼一脸严肃地到了皇帝处，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心神专注地下棋，两个人都没看见在一旁等候多时的古弼。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对他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刘树被打得满脸是血，呼号不已。太武帝拓跋焘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玩了一次“打狗伤主人脸”的游戏，自知自己动作粗鲁，有失礼仪，伤了皇帝的面子，便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各部门去执行，然后，他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可是，太武帝拓跋焘却说：赶紧穿上衣服戴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位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德政自古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他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过失，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在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人心。江西筠州一个类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鶠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皇帝担负了所有的责任，“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针对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而是很会做官。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祐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要左思右想许久。所以，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才给“元祐党人”平反，毁《元祐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祐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