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得古人的“心”，做人要有今人的“行”

现存左宗棠家信中最早的一封写给儿子的信是写给其6岁儿子孝威的。

左宗棠生有四子：长子孝威，1846年生；次子孝宽，1847年生；三子孝勋，1853年生；四子孝同，1857年生。“霖儿”是长子孝威的小名。1846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教陶桄，某天梦见大雨滂沱，回家后见孝威出生，欣然名之，以为纪念。

一、以“古人心”修“童子功”

6岁的孝威已经能读懂这封信，足见清朝儿童启蒙之早。左宗棠本人3岁习字，5岁入学，8岁学作八股文。由此也可以推知，古代儿童8岁左右，已经掌握常用的汉字和基本的语法。

信中说的《小学》跟今天的“小学”，其内容完全不同。古代将教授学童识字阶段叫“小学”，也称“蒙学”，其教材为《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正确理解“四书”及经典诗文的都不太多。这是古今教学内容与规定不同造成的。

古代小学阶段以“四书”文本识字、儒学“义理”正心为基本教学内容，概括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设置课程的原因是基于儒学经典《尚书·大禹谟》中的一个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混杂在一起，学问的真理就在这万千杂乱之中；真理很细小，人心多变化，人要得到真理，首先要静心，排除各种杂念，做到“诚意、正心”。

儿童怎样“诚意、正心”呢？需借助庄重的仪式。所以古人规定，新生入学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其内容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

“入学礼”极受人们重视，与成人礼、婚礼、葬礼并列为人生四大礼。

在古人看来，“诚意、正心”是衣服上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纽扣系错了，后面会一错再错，所以家长、老师会尽心配合，帮孩子打好“童子功”的基础。

左宗棠信中教儿子的正是专心去杂念。他说的其实也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体验。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本人得益于父亲左观澜的启蒙教育有两点：一是读书特别细心，“一字莫放过”；二是做人十分严谨，“有古人的样子”。

修身、养性，诚意、正心，文化的薪火便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了。

二、书法定心，习惯定行

不能当面教儿子读书明理，左宗棠只好通过书法来教儿子“诚意、正心”。他的方法十分严格，连具体动作都做了要求：写字要端身正坐，要悬大腕，大指节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劲。

老祖宗发明毛笔写字，看来是颇用心的。因为毛笔落纸时心稍有杂念，字便会乱。字会及时提醒人，赶紧聚精会神于一点。心思一旦入定，字便一气呵成。长期坚持，人便能锻炼得守心于一。

左宗棠本人得益于早年书法定心，后来每天仍将练书法当作必修课。他练篆书、行书，凝心静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军务繁忙，仍能忙而不乱，耐心且有条理。左宗棠认为：天下万事莫不同理，心静事成，心乱则无事不败。他甚至将书法当作察人、识人的工具，认为通过书法，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修为，而且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终生，尤其值得重视。

写这封信时，左宗棠已经40岁，他的性格、气质已定型，才能也基本定型了。此时，他进入张亮基幕府，正跃跃欲试要大展才干，每天忙到脚不沾地。即使军务繁忙，密不插针，左宗棠仍在凌晨两三点抽空磨墨教子。这既显出他操心繁多，也显出他精力旺盛。

信末日期署“廿三夜四鼓”。用“鼓”不用“更”，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内心的激情澎湃；只写日子，忘记署年月，这不是第一次给儿子写信没经验，而是湘阴县柳庄距长沙府巡抚衙门近，信当天可送到。这时他可能还没有找到写家信的感觉。

左宗棠生性“粗豪”，但出山后办事细心，再未出现过明显的大失误。这不是天性使然，而主要得益于他早年的“正心”学习与书法“静心”训练。

此时，他乐得将自己早年得益的发现、经验、心得用来教儿子。其培养方法很明确：“能听我教”“将来可成就一个好子弟”。他的培养目标也很有现代意识：“也有古人的样子，也有今人的样子。”就是说，为人处世的礼貌、规矩要师法古人；说话、做事的思维与方法要有现代人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