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实行”，夫妇贵在“同心”

上封家信，缘于左宗棠初到长沙府，家人还暂住在湘阴柳庄，两地相距70公里，传音问讯靠纸笔。但这年年底，骆秉章、胡林翼各赞助500两白银，替他买下长沙司马桥的一处宅子，供他安家。这时老婆孩子已与他在一起生活，他不用再给家人写信。

左癸叟是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的次子，天资不错。左宗植正值盛年，满腹学问，教导儿子自然不用烦劳季弟。写此信的原因是，左癸叟的“冠礼”与“婚礼”均在湘阴举办，左宗棠当时在长沙整治官场，抽不出时间参加，根据古人“醮子”规矩，他得有所表示。

一、比读书更重要的是“用书”

“冠礼”是中国古代汉族男性的成人礼，受礼者年龄在20岁。男性举办这一仪式后才算成人。成人之后，他才有资格参加社会活动，否则只能算“大小孩”，所以“冠礼”十分重要。

古人举办“婚礼”与今人相近，流程中有个仪式叫“醮子”：长辈给晚辈冠者斟一杯酒，晚辈接过敬酒，一饮而尽，不需回敬；笄者行礼后，从正宾手中接过“醴酒”，轻洒地面，表示祭祀天地，然后象征性地抿一口。仪式完毕，长辈再致以“醮辞”，以示祝贺。

左宗棠严格遵守古制，不能当场为侄子“醮子”，便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以书信为“醮辞”，适时教育侄子。

此信给今人的启发主要是这两句话——读书以实行为善，家庭以和顺为贵。

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端已十分明显，无法检测出一个人的德与才。长沙府读书人的观念是：工具书长知识，乐书当消遣，名著当装饰，读书以应付科考。

左宗棠一反时俗，在信里，他没有从正面规定侄子应该怎么读书，而是从反面提出不能怎样读书：读完后书是书，人是人，气质没有变化，这是“村农野夫”；读完后只记得书上怎么说，自己仍不知道怎么做，这是“能言之鹦鹉”。

本着这一理念，左宗棠明确提出：如果国家的考试制度限制学生求真知，则青年不应被考试条框束缚，应立志“蓄道德而能文章”。也就是说，读书可以参加考试，但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完善人格、道德，提高自己分析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在生活中应用所学知识。

二、夫妇相处，“一床无两人”

左癸叟娶的是胡林翼的妹妹。益阳胡氏出自官宦世家，是名门闺秀，左家可以说有点儿高攀。作为胡林翼的“季丈”、左癸叟的三叔，左宗棠有点儿尴尬。所以他告诫侄子说，以后见了胡林翼不要叫哥哥，而应叫先生，毕竟人家年纪比你大了一倍多，学问也不是你可以比拟的。

这里他除了教侄子读书，还专心教侄子如何正确处理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左宗棠像列算术公式一样，给侄子列出模范夫妻相处的四条标准：像爱兄弟一样爱妻子，像待客人一样待妻子，像对情人一样对妻子，像接外人一样礼遇妻子。只有这样，夫妻才可以做得久；相反，一开始两人就过于亲近，以后必会不顺。

夫妻相处会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心理模式，开头相处的几个月最重要，相处和顺了，可以习惯成自然。左宗棠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夫妻之道的基本标准“一床无两人”。丈夫要潜移默化地影响妻子，夫妻之间要同心同德。

这种说法对吗？也对，也不对。

说不对，是因为古代的女人没有人格，没有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顺从丈夫；现在男女平等，丈夫与妻子同属独立个体，可以相互影响。

说对，是因为从古至今，夫妻之间的最佳状态只能是“一床无两人”。“一床无两人”的反面是“同床异梦”。

这里也体现了古今的区别。如今，离婚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这对古人来说几乎不敢想象。古代基本上是男人“休妻”，很少“离婚”。

以现代眼光看，夫妻“平等”的核心含义是夫妻双方人格平等、社会权利平等。

无论在哪个时代，如果人们将左宗棠这句“一床无两人”真正理解了，做到了，那么夫妻相处不至于走太多弯路。

古人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左宗棠的婚姻也是依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但他们两人婚后不但关系融洽，感情也培养得很深厚，胡林翼甚至称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左宗棠事业大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周诒端经营好了家庭和邻里关系，免了他的“后院”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