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说辛稼轩（1）
宋钦宗靖康二年四月，北方女真族政权金国攻破宋都汴梁，掳劫徽、钦二帝北上，同时被掳的还有皇族后宫、大臣名公、乐工巧匠、平民百姓不下十万人，太平百年宋都所积累的财富，也被金人洗掠一空。宋徽宗于被掳路上，作有一阕《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中感慨：“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发语凄断，令人肠断气结。金人剥夺了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后的尊严，亡国之君，欲求一死而不可得，使人思之恻然。
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后，立太宰张邦昌为帝，成立伪政权，国号大楚。张邦昌只做了三十二天伪皇帝，即拥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极，年号建炎。康王曾在金国为人质，对金人惧若豺虎，遂决意南逃建康，主战的李纲、宗泽均被他削权投闲。他先以扬州为行在，又一路南逃，升杭州为临安府，意为临时安顿，其实是想长安于此。金人一路追击，康王直逃到海上，漂泊三十余日，始得脱险。战争延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议：宋向金称臣，由金国册封赵构为皇帝，大散关至淮水以北，土地人民不再为宋所有，宋国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此开启了一百余年偏安苟且的南宋。
在连年的战争中，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莫不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这是一段血泪交迸的历史，而在这期间涌现出的不少词作，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感激时事、慷慨悲歌之作，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中健者，则有朱敦儒、陈与义、叶梦得、张元干、向子諲诸人。
如朱敦儒《水龙吟》词感慨“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惋惜自己“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只得“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他眼中的这段历史，“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他向苍天发问“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最终却是“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归于一场恸哭。叶梦得不忿于“边马怨胡笳”，胡人侵占中原，祈盼有一位像谢安一样的英明统帅，“谈笑净胡沙”。张元干赠胡邦衡、李纲的二首《贺新郎》，更是激越苍凉，气冲牛斗。
然而，这一类被文学史家称为“豪放词”的作品，情感过于直露，词中的意象，都是为了烘托情感而生生拉扯过来的“造境”，令人一览无余，没有可供细品的余味，称不上第一流的词品。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产生于战乱连绵、国破家亡的时代，时代裹挟了每一个人，于是便出现了这些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词作。在乾坤板荡的时局下，个人的自由心灵变得不再重要，词人的哀怨愤激，都不得不附丽于时代，难以产生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而我们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是超越时代的。
南宋词坛，至张于湖而有全新的面目，自辛稼轩横空出世，遂能压倒古人，于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帜。
辛稼轩，名弃疾，字幼安，出生于山东历城。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异族十三年了。稼轩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人的统治下做着小官，却心怀大宋，“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稼轩从他的祖父那里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他不仅以士大夫名节自勖，更以恢复中原、致君尧舜作为其毕生信仰。稼轩不仅有英雄情怀，更有英雄手段，他的词是英雄之词，与一般文人的词作殊观。
历来说词者多把苏辛并举，谓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且每以为辛词学自苏词；只有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以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为“领袖一代”之大家，反以苏词附于辛词之下，崇辛抑苏，堪称独具只眼。周济又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比较苏辛，曰：“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拈出“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八字，的是知音，又说“稼轩固是才人，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更是深有味于斯道的卓见。唯稼轩之高卓，不仅在于其沉郁悲凉、耐于寻绎的词味，更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古希腊悲剧英雄气质的词人，他的词中，跳跃着的是与古希腊悲剧一样的崇高精神。
悲剧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本意是“山羊之歌”。古希腊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以歌队侑神，所有歌队中人都穿着山羊皮，戴着羊角，装扮成酒神侍从萨提尔的样子，歌颂酒神，后来慢慢发展为代言体的戏剧形式。古希腊悲剧多演神的故事，所谓的悲，不是悲伤之悲，而是悲愤激越之悲，悲剧中激荡着的是强大的生命意志。
悲剧的美学旨趣是崇高。一切悲剧，最终都要带给人以崇高感。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他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的这种看法，其实也不是他的发明。西哲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悲剧要描写比我们高尚、比我们要好的人，而喜剧则要描写比我们卑贱、比我们要差的那些人。这一说法，并没有把握住悲剧的本质。
我个人最欣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悲剧的定义。黑格尔说：“在悲剧里，个人通过自己的真诚愿望和性格的片面性来毁灭自己。”悲剧主人公性格的片面性与他的真诚愿望产生冲突之时，他没有选择放弃、逃避、妥协，而是选择了猛锐抗争，殒身不恤，最终，主人公毁灭了自己，却张扬了他的生命意志，在毁灭之火中放出绚烂的光芒。
西方传统上把悲剧区划为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如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命运悲剧，而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则是典型的性格悲剧。但天命之谓性，天之所赋，不可改，不可易，性格也是一种命运。面对天命，人不再只是顺从，而是以其强有力的生命意志，勇于抗拒天命，不畏牺牲，展露出人性的高贵庄严，这正是悲剧精神的价值所在。稼轩正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
古希腊悲剧主人公起先都是神，后来也开始表现有神的血统的英雄人物，通常他们都是勇武过人、才智出众之士。稼轩武艺超群，胆略过人，一生力图恢复中原故地，却不能一骋其志，反而累遭投闲置散。他的人生荒废了将近二十年，原因在于，当时南宋的基本国策是向金国屈膝求容，而非扫平胡氛。“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稼轩不幸未生在需要开疆拓土的时代，风云才略，无可措用，终其一生，都在与无奈的命运抗争，他的词作，就是他不屈抗争的心灵写照，也因此呈现出他人无法效仿的崇高之美。
当然，稼轩与西方悲剧主人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像西方悲剧主人公那样，最终走向毁灭。但实际上，他通过燃烧自己的生命，让生命的余烬化成传之不朽的词作，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毁灭。也正因此，他的词作才尤其动人。
我们对比苏词与辛词，会对稼轩词中的悲剧意识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们之间的分别，不是前人所谓的苏才高而辛力大，实以苏之生命精神偏于冲淡，不若辛之生命，如大火烈焰，有悲剧感，有崇高感而已。譬如同是读老、庄，苏、辛二家，亦绝不雷同。东坡是儒释道三教俱完足于心，读庄子，尤深洽于心；稼轩却一生恪守儒学，对道禅虽未明斥，内心终是格格不入。而儒学本就是偏于悲剧情怀的一门学说，孔子被石门晨门称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曰舍生取义，都是伟大的悲剧精神。历代儒生，每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士，他们能在乾坤板荡之际做出猛锐的选择，其实都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了悲剧的性格基因。
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